一个可笑可悲可叹的“治庸”“治懒”范本

惠铭生

3月18日，巴中市委在督察中发现，朱元乡党委书记刘汉明在任职期间，对省、市委一系列惠民富民政策不熟悉，对省、市委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心、重点工作不清晰，对该乡聚居点建设规划、机制、模式、进度等情况不明，推进重点工程建设上速度缓慢。通江县委立即做出决定，免去其乡党委书记职务，提名免去乡人大主席职务，调至通江县铁溪镇政府工作。（2月23日《华西都市报》）

看完这篇新闻报道，我感觉颇为滑稽，进而深感可悲、可叹！作为一名乡党委书记，竟然对省市一些政策不熟悉，对全市发展战略和中心工作一问三不知，地方党委政府该如何“治庸”、“治懒”呢？按照百姓的逻辑，最起码应该调离公务员队伍，不能再白白耗费百姓的纳税钱。但是，处理结果竟是免职，调至另一个镇政府工作。这个处理结果意味着：人家虽然不干正事、干不了正事，但官可以不做，公务员的“金饭碗”仍捧着，百姓还要供养他。

这就很可悲了！在任何企业，哪个职工不称职，他被辞退根本不商量。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更应该如此，谁不称职，免职是必须的，关键还要砸碎其饭碗。一位公职人员不为民办事，却让百姓养活，这是何道理？但滑稽的是，对这种荒唐的处理，却美其名曰——掀起了一场“治庸”、“治懒”为主要内容的干部队伍作风整顿，甚至登报进行大肆渲染地宣传。

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笔者年龄尚小，乡里、县里来了干部，乡亲们都喊他们“公家人”。啥叫“公家人”?父亲解释：“公家人，就是人是公家的，吃公家饭的，”然后激励我：“好好学习，将来也当公家人，端铁饭碗。”父亲说这话至今有30多年了，公务员的饭碗不仅依然“铁”，甚至变成“金”了。

比如，在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不管是公职人员犯错，或是不作为，只要是没有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只要服从组织安排的，公职人员的编制与饭碗几乎是岿然不动。一些违法乱纪被免职的官员，往往会移地、移位而官，或是快速“复出”。还有，哪怕是机构改革，其惯有的改革路径是：机构可动，富足的人员包括其级别，都是动不得的。譬如，2009年有媒体报道，吉林省在全国率先完成政府机构改革，原来的58个厅局精简为47个，共减少183个编制，精简幅度为3.6%。但却没有一人因机构改革而下岗。编制没了，但人没下岗，工资收入还有；岗位没了，但级别保留，待遇不降；人“裁减”了，但财政支出一个不少——这样的机构改革，难言优化机构，更遑论降低行政成本了。

我国堪称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行政成本在GDP中占比较大，不少地方的财政不是“养事”，而是“养人”。究其原因，除了“三公消费”居高之外，关键是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公务员退出机制，以至公务员“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即使《公务员法》在规定公务员辞退规定上，也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在今年“两会”期间，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两会期间表示，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声称“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他建议制定法律，制止“官满为患”。虽然这个内容被有关部门澄清，但“官满为患”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由此可见，“一问三不知”的官员仅被免职，却不能动其“金饭碗”，堪称是一个可笑可悲可叹的“治庸”、“治懒”范本，甚至是一个“缩影”，让人愤懑，触目惊心。我国真要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关键要立法破除“官本位”的窠臼，亟待建立公务员“能进能出”的退出机制，而不能听任公权部门成为某些人的“养老院”，白吃百姓的纳税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