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资我做主，谁说我对“强捐”不在乎？

惠铭生

    湖南长沙县教师称，每月工资中有几十元被统一收去捐款，参加“一天一元捐”活动，民政局证实了这一情况。当地管理捐款的长沙县慈善会称，2010年政府发文要求企事业单位员工、干部等捐款，目的是帮扶贫困。慈善会会长称，老师觉悟是最高的，不应在乎这点钱。（8月31日中国广播网）

    捐款帮扶贫困,意义无需多赘言。但是，捐款是一种赠与方式，一个人捐不捐，捐多少，遵循的原则应该是自愿。长沙县委、县政府联合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干部群众“一天一元捐”，其实是行政性“强捐”、“索捐”。

     政府部门“强捐”本来欠妥， 但是该县慈善会长却强词夺理，声称“老师觉悟是最高的，不应在乎这点钱”，这话颇让人纠结和费解。“我的工资我做主”，这是起码的常识；捐不捐与觉悟何干？再者，被“强捐”，谁说“我”不在乎？

     其实，“一天一元捐”，这点“小钱”对于有些人而言，的确算不了什么；但是，物价持续上涨，一天一元钱，对于一些困难家庭多少也是负担。尤其是，“我的钱你做主”，于法于情，都讲不过去。

     面对“红头文件”“强捐”，恐怕没有几个人不在乎的。原因不过有二：一是，违背个人意愿的行政”强捐”让人反感。试想，每天有人从你口袋里强拿一元钱，虽然打上“捐款”的名号，这种无奈“被打劫”的感觉，肯定让人五味杂陈。二是，捐款流向何处？是否用到了那些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身上？被捐款者并不知情。对此，近日黑龙江发生的“强捐””现象，或能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答案。

     据8月31日的《法治周末》报道，近日黑龙江省下发“红头文件”，要求省直机关职工按标准捐款：省级领导干部400元，厅级领导干部300元，处级干部200元，处级以下职工100元等。谁若不捐，“领导就找他谈话”。这份充满浓厚”强捐”味道的文件还规定：该捐款75%返还给捐款单位，20%上交省慈善总会统筹使用，5%用于省直基金会机动使用。屈指算算这笔账我们发现：上交给省慈善总会统筹使用的捐款只有区区20%。也就是说，各单位”强捐”来的资金，真正用于帮扶对象的，寥寥无几。

     显然，面对行政性的“强捐”，被捐者不仅会在乎“一天一元捐”的小钱，而且还在乎被强捐的感情伤害，以及被捐款项的使用不透明。当然，其背后还隐藏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地方政府“强捐”敛钱，而自身却逃避责任。帮扶贫困，政府得掏钱，干嘛老依赖百姓捐款？另外还有政绩原因在作祟，一些慈善机构，其实就是“二政府”，其负责人往往由地方行政高官兼任。

     然而，这种用红头文件“索捐”的行为并非个别现象，看看我们的周围，包括我们自己，又有几人没有遭遇过行政性“强捐”？下发“红头文件”捐款，且按级别捐款，时下在全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更有甚者，有些单位竟然按照红头文件规定，直接从职工工资里扣除，这样的“强捐”、“索捐”实在有悖慈善本义，同时也是对爱心的“打劫”。

      最近一段时间，广东省副省长刘昆批评“建议捐款”、“号召捐款”、为“向领导看齐”而捐款，认为这些都属于“变相强捐”，并指示省民政部门下文禁止强行摊派捐款。此举深受好评。在“郭美美事件”后，慈善公信已滑入低谷。现在有些地方竟然用红头文件“索捐”，这无疑让千疮百孔的慈善事业雪上加霜，扭曲着人们对爱心捐款的认识。显然，各类以“红头文件”实施的行政性“强捐“行为，该整顿整顿了，不能让其泛滥，既上高中感情，又害慈善公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