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徐老师打开杨鸿斌宅宽厚的大木门请我们进去时，我不禁在心里叫了一声，呈现在眼前的不是楼房，而是一条约60米长5米宽的马道，道路斜斜地向上延伸，上面积满了枯黄的落叶，踩着窸窸索索的叶子，我们来到了另一道铁门前，徐老师打开锈迹斑斑的门，首先袭上心头的确实是“震撼”二字。

一道西洋式坊门高高矗立眼前，转过坊门是一片广阔的平台，由园林、假山、庭院、亭榭等组成，从平台再上十余级台阶即为别墅的主体建筑——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大楼。楼体朝向正南，平面布局呈倒“凹”字形，东、西两侧耳房为八角形，设开敞式挑廊与主体建筑相连，耳房的二楼有半月形观景阳台，硕大的紫藤沿着墙面攀延，许多枝繁叶茂的老树将这一片天地荫庇得像世外桃源。

我和彦子不住地惊叹着，一切恍在梦中，仿佛走进了某部电影。这地方与刚刚经过的陋巷完全属于不同的世界。徐老师说，“文革”时期，杨家人用砖墙将它通往外界的门封死了，也就是说用这种方式将宅子藏起让人找不到，这才使它幸免于难，保住了现有的格局框架。

我真的很难用文字准确描述出杨鸿斌宅的全貌以及它给我的感受，图片一定比文字更生动有力，但图片仍传达不出它的内蕴。

据徐老师介绍，杨鸿斌是台江浦西长汀村人，19岁到马来西亚打工谋生，后成为槟城首富。1920年回乡盖起了这座别墅。别墅依彩气山而建，又名采峰别墅。占地2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建筑用的地砖、木材均从海外运来，由此可见当年建造时的气派与考究。

我们在徐老师的引领下走进内庭，一些老墙、梁柱均已朽坏摇摇欲坠，部门屋顶也已坍塌，空落处成了萋萋芳草的领地，屋内散落着蒙尘的木屏风、太师椅、罗汉床、梳妆台、花架、茶几等，有一段石阶通向深不可测的地道……时光之舟在此处搁浅，将我们抛在老宅的垂暮之年，它青壮年时的良景无从得知，只能想象，想象出一幕幕像“乔家大院”那样的故事。

出了杨鸿斌宅，大树带我们走过龙岭顶，来到星安桥，说那是当地居民当年进入福州城惟一的通道。因为是必经之路，星安桥边的剃头挑子和兴化米粉小铺的生意就特别兴隆，人们先要在那里把自己打理清爽、填饱了肚子再进城，那时候进城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而今，星安河浑浊的水面上飘浮着团团垃圾、塑料袋，像一条凝固了的臭水沟。过去那可是大树他们夏天游泳的好去处。据说古时候，星安河流经张真君祖殿前的河段在涨潮时会吸纳三通河与三捷河双向的水，形成“圣君殿水两头涨”的水文奇观，中国传统文化中将“水”喻为“财”，于是上、下杭地区的“商帮”便抱着“财源不尽滚滚随潮来”的心态，视此为“福地”和发财的“聚宝盆”而纷纷云集，奉张真君为“商神”，并把“金融公会”、“商事研究所”设在殿内，作为发布商情信息的中心，上、下杭地区由此成为“闽商”的发祥地之一。

我们随大树在附近一带继续转悠。夕阳西下，大片榕阴掩映着的菜摊子前穿得红红绿绿的妇人正在忙碌，边上墙面斑驳的民国时期楼宇飘出秀雅的铁围栏阳台，那上面像是可以上演罗蜜欧与朱丽叶的浪漫故事；目光越过荒草飘摇的马头墙还能看到精美的藻井，门楣上题写“为人民服务”的老楼里有很贵族范的木扶梯，呈Y字型向上延伸，让人幻想某位故事主人公会从上面翩然而下；“咸康参号”由郑孝胥题的匾稍不留心就会错过，而歌特式的德发京果行那一份洋派的巍峨让人驻足许久……

我感叹如此意味深长的上下杭我怎么拖延至今才得见其真面目，但转念一想又觉得幸运，若是在心浮气躁的年纪与那些面目沧桑的社区相遇，只会觉得肮脏破旧想快快逃离，而如今看它，却能怜惜它的残风遗韵，流连辗转于一种英雄末路的情怀中，体验到酸甜而低回的情愫。

现在城市化进程快得人眼花缭乱，很多老地方都渐次在地图上消失，传说中很能体现福州文化气质的三坊七巷，那气质也已留在了传说中，现实版的三坊七巷是现代人想象出的千篇一律的历史文化街区的再度COPY，与全国各地纷纷兴起的N个历史文化街区没太大区别，想在不沦不类的商业气息中捕捉明清遗韵民国风雅只是自欺欺人。

 工业化的急功近利的新建筑已剥夺了一片片街区乃至一座座城市的个性，真正的文化符号恐怕只能从上下杭那些虽朽旧但原汁原味的建筑中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