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教育部6所直属师范院校，将全部免去师范学生的学杂费、住宿费和生活费，包括实习期间的顶岗补贴费等所有在校期间学习生活费用的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则报道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初步规定为：6所部属师范高校的师范专业将作为高考提前批专业招生，被录取者须和高校签署协议，承诺毕业后到西部县级以下初中和小学服务3年。对于服务满3年的教师，国家鼓励他们继续从事教师工作。具体操作细则教育部不日将对外公布。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师范生享受在校期间的生活学习费用的补助，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后者才是目的；那就是这些毕业生要在毕业以后，到西部的县级以下初中和小学去服务三年。我们明白了，西部引才又有了新的思路，这个思路和以往的思路明显地不同。如果说以往的思路主要是号召大学生到西部去，或是号召人才去支援西部的话，这个思路现在明显变了，从原来的人才召唤变成了更符合商业社会运作习惯的人才交换。

    有人可能会想了，以前为什么用的是人才召唤，现在为什么要用人才交换呢？以前为什么不用人才交换，现在为什么不继续用人才召唤呢？这说来话就长了。

    我的父母是50年代末响应国家号召，从大上海去支援大西北的；我在大西北生活了25年，我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是在大西北读的。所以，作为大西北的亲历者和西北生活的实践者，我对大西北的事情更有切身体会。

    50年代末，那时候国家还习惯于发出各种各样的号召，号召比其它的方式更直接、更简单也更容易操作。但发号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有很多人去响应号召；光有人发号召，而没有人响应号召，号召就没有任何意义。那会儿，人们还是很忠诚于号召的，人们愿意为国家的号召作出自己最大的牺牲，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因为人们看到，在这之前，响应号召所做的很多事情，比如，推翻蒋家王朝建立新中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土地改革等都非常地正确；所以，在那时候，人们不会去考虑号召是不是可行，响应号召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自己的切身利益，人们脑子里的坚定信念是响应号召绝对没错的。

我的父母就属于响应号召的全国人民中的一分子。当时，他们已经在上海结婚了，在上海市区的曹家渡营造了自己的爱巢。父亲是上海国绵七厂的技术工人，母亲在一家展馆做讲解员。他们的日子本来可以非常自然、非常安宁、非常顺畅地在上海过下去的，这时候，号召来了，让大家支援大西北。上海的许多知名企业先后迁到了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地；也有大量的热血青年怀揣着报效祖国的宏伟壮志，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繁华的大上海，去建设大西北。我父母也积极地报了名，并且很快得到了批准；他们先后来到了西安郊区城乡结合部新建的纺织城，从上海的纺织厂来到了西安的纺织厂。一起来的上海人，看到当时艰苦的生活和贫乏的物质生活条件，陆陆续续地想方设法地回到了上海，而我的父母在那里战天斗地地干了一辈子，直到他们退休。

西安在大西北算是最好的城市了，可在那里生活的我们，在几年一次回上海走亲戚的时候，还是深切地感受到了大西北和大上海的巨大差异。那时候，每隔几年，家里的四个人就要轮流地往上海跑。那时候来上海与其说是游览，不如说是来采购的。每次都要拼命地带东西去西安，东西多得要到拿不下为止；上海的什么东西我们觉得都需要，糖果、糕点、服装、鞋帽，我们尽一切可能地带去各种在西安十分短缺的生活必需品。亲戚家里很多东西也是要凭票买的，比如说粮油和副食品，但是，出于对我们生活在西北的同情，阿姨舅舅们还是尽可能地从家里的生活开销中，挤出来一点珍贵的票证送给我们。那时候，每次来上海，我们都要去买很多好吃的上海糖，那种各式各样混在一起的糖，在西安我们叫杂拌糖，上海人叫什锦糖，是我们每次来上海的时候买得最多的。另外，我们每次来上海，也都要在凌晨爬起来，到城隍庙九曲桥边的五香豆商店里，排上几个小时队去买五香豆。我们自己很喜欢吃五香豆，带回去送人这也是最受左邻右舍和小伙伴们欢迎的零食了。拿着亲戚们支援的票证和他们的购货本、购货卡，我们还要采购很多的副食品，比如大排、小黄鱼、豆制品等等；有的生着带过去，有些烧熟了拿过去。至于服装和鞋，更是每来一次，大人孩子都要从头买到脚。衣服和鞋西安当然也有了，但是品种花色少得可怜，制作也要粗笨得多；上海货成了我们那里最受欢迎的商品。

    在西安坚持做到退休，我的为大西北奉献了一生的父母，此时却不知道应该找谁去说他们叶落归根的愿望。这事看起来应该并不复杂，从法律和人性的角度来说，都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所有的亲戚都在上海，父母又都是从上海去支援大西北的，现在退休了，又不要国家解决住房，回故乡上海养老和安度晚年，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然而，发出号召的时候，能听到震天动地的喊声，真正响应了号召，奉献了一生之后，却没人理睬了。母亲没有等到回上海养老那一天，她在不到60岁的时候，就在西安突然地去世了。我能为她做的，只有在上海的墓园将她安葬，让她梦回上海，永远长眠在她钟爱一生的故乡上海的土地上。父亲成了孤老，而且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到派出所去反应父亲的情况，希望能将他的户口迁到上海我的住处。没有人对父亲毕生支援大西北的经历有任何兴趣，也没有人愿意耐心地听我讲当初的号召。办理户口事务的人说话很简短，他问我，我在西安还有没有兄弟姐妹，我说我姐姐在西安，别的话他就不再问了；一个很干脆的结论：“你父亲还有别的子女不在上海，他的户口就不能迁来上海”。多么冷酷的原则和让人寒心的结论呀。当初号召的时候并没有说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没有一个在西北，就不让他们去西北；需要你去西北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亲情的问题，也没有附加任何别的条件，在西北奉献了一辈子之后，现在仅仅是想把户口迁入他曾迁出去的上海，落在他的儿子家里，又没提出别的条件，这么简单的事情咋就成了问题了呢？

    我是不会考虑那所谓的户口限制的，我有了房子，就要把父亲接过来；因为他是上海人，他更喜欢他的故乡，所以，我要让他到上海来养老，让他实现叶落归根和安度晚年的心愿。但是，我自然会想，看到父亲是这个状况，我还会再把我的子女送到大西北去吗？如果我熟悉的人响应了新时期的号召，开发大西北建设大西北，有人想到大西北去做建设者，如果他们问到了我，我还会再主张他们继续去奉献吗？如果他们看到了我父亲毕生致力于大西北的建设，晚年却连回故乡养老也变得如此艰难的话，他们还会再去响应号召吗？响应号召的时候说的花好稻好的，响应了之后就没人理睬你了。想明白了这一点，对有关支援西部的问题就都想明白了。50年代人的那种热情，现在的人不会再有了；50年代人的那种牺牲精神，现在的人也很难再有了。所以，前些年说要开发大西北，再次像50年代号召人们支援大西北，六七十年代号召人们上山下乡那样，想让一部分人再次做出自我牺牲的时候，号召的法宝失灵了。劳动用工制度不再是终身制了，人员也不再需要调动来流动了，粮油关系变得和别人没有关系了，户口关系也越来越松了；号召没有了依附，也没有了载体，难以激起广泛的回声，就不难理解了。所以，虽然也像原来那样树了几个支援大西北的典型，无奈应者寥寥无几。狼来了的喊声多次响起之后，人们对真正的狼来了，已经没有了任何的热情。

一方面西部不能永远地落后下去；另一方面，又没有人再去前赴后继地奉献和牺牲了，怎么才能把人才送到西部去，或是在西部就地取材呢？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像现在这样，用交换的方式把一部分人换到西部去。贫困人家的孩子要读书又没有钱，那就去读师范吧。读师范学费生活费都不愁，毕业以后去西部服务三年，就可以换得在校期间的那些花费。这样，客观上可以把西部的教育水平提上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去的人也未必会一个不剩地到了三年都走完；如果能剩下个百分之一二的，那就更是意外的收获了。而接受了较高水平教育的西部孩子，就可能在今后的作为中，把西部的发展带上去。目前看来，这个思路非常好，也充分体现了国家现在越来越务实的特点。早就应该用这样的市场经济办法了，一味地号召别人去奉献，做号召人的子女自己不去奉献，别人心理也难免不平衡。现在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家里有钱的，你不一定去做那样的交换；家里没钱的，与其抓揪求学，还不如就去参与这样的交换呢。社会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有交换性，恋爱、婚姻、家庭也越来越具有交换的色彩。我们这个原先一说起交换就很忌讳的国家，也要越来越适应交换。我觉得交换总比索取好，我最反对的是没有付出的索取，有失有得的交换会被越来越广泛地认同和接受。

有人可能会问：那有钱的学生不是就没有必要去做这种交换了吗？那没办法，谁让有人生在贫寒之家呢。每个人的出身不同，生活的起点不同，生活的道路不同，人生也就不同。喜欢处处讲求平等的人，要学会修正自己的想法，多记住那句“人比人气死人”的老话。你这辈子多下点工夫，多打点基础，你的下一代不就可以少受点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