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我看到这样一篇报道：

《劳动报》报道：由复旦大学和市教委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三成中学生选择想做外国人。为什么当下中学生群体里发生如此高比例的国籍认同危机呢？专家认为，学校、家庭和社会都需要对此负责。学校缺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宣传，调查显示，超过4成的学生对中国传统的节日一无所知。家庭教育缺位也是造成国籍认同危机的主因之一。在接受调查的中学家长中，38%的中学生家长选择“鼓励子女加入美国国籍”。可见，青少年问题很大程度上还是成年人的问题。

 

  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有三分之一的中学生想做外国人；而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家长，鼓励子女加入美国国籍。这倒让我想起中国的一句老话了，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现在经常说代沟的问题，也就是说，两代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观念上的差异，以至于达到了难以沟通的程度，形成了代沟。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代沟是不存在的，更多地是一唱一和；子女想做外国人，父母说得更明确，父母给子女选择的是外国中的美国。

 

  从文中可以看出，有人认为这反应了中国人的国籍认同危机，还有人认为造成这种现象，学校和家长都有责任。而我看了这样的调查结果，却觉得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如果有人把高处理解为政治上的高度的话，那这话和这现象就不好解释了。但是，我认为通常人们所说的高，是就生活的衣食住行而言的，也就是说指的是生活水平的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感到，目前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就整体而言，还完全无法和美国相提并论。中国官方自己也明确地说，我们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生活质量本身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也就没有可比性了。就像举重赛场上让不同级别的人比举重一样，没法比。明白了这个道理，就知道，人往高处走，从生活质量较低的中国，向往到生活质量较高的美国去，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如果不想的话，那就是人往高处走这句话本身有问题了。

有三分之一的中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希望成为美国人，这完全谈不上有什么责任的问题；人向往美好的东西，难道还有了问题了？我终于明白了，正因为有那么多的人认为人们向往美好生活是一种问题，所以，才使得我们至今和美国不是一个档次的。

 

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想当美国人，我们还可以从现实中找到足够的根据。我在四所大学工作学习过，在每一个大学看到的同事和同学们，都有着强烈地渴望出国的愿望。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系无线电通讯专业读书。我们那帮本科的同学们，现在有许多到加拿大去定居了，在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的人也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在海外的同学们还专门成立了同学会。有日本同学会、美洲同学会和欧洲同学会。2004年是我们班大学毕业20周年的纪念，班里的绝大多数同学，从世界和全国各地回到了母校西电。同学相见免不了说起各自的经历和现在的生活，在国外同学们的生活水平，让没有出国的同学们羡慕不已。出去的几十个同学里，没有听说谁现在很悲惨的，也没有看出谁为当初出国而感到后悔的。

 

  我在宁波大学的时候，在单身楼里住了五年时间，那是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那个楼里的男女单身教师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出国留学，大家都玩命地啃外语，最后，有不少同事出去了，现在他们都生活得非常好。

 

  后来我到了上海师范大学，这个学校的学生几乎全是上海本地的学生。我刚到上师大的时候带了一个班级，班里有两个女同学小袁和小吴，她们经常来找我聊天。小袁家里的经济情况非常好，阿姨舅舅里有好几个在国外；小吴家里的生活条件很一般，但一看就是一个心气很大的姑娘。大学毕业没多久，小袁就去了澳大利亚，小吴也在上海做了几年律师以后去了英国。我在上师大的第一位同寝室的朋友，在上师大财务室工作的小张，他们家只有姐弟两个；他姐姐和姐夫很早就去了澳大利亚，他也在30岁出头的时候，去了那里。2004年，我已经从大学里出来自己办公司了，他还到我在淮海路边上的巴黎时韵里的办公室来找过我；小张现在在澳大利亚一家宾馆里工作，对国外的生活他非常地满意。

 

 我们家的亲戚里也有人去了国外。我舅舅的女儿在90年代中期，嫁给了一个日本小伙子，那个日本男孩子家境一般，他本身是做家居设计的。我妹妹嫁过去没多久，就在日本开了一家美容院，把我舅舅和舅妈接过去玩了一趟，花了20万元人民币。不久，她又花了60万元，在上海内环线以内的打浦桥地段，给父母买了一套新房子，并花了10多万装修房子。这让亲戚们看了都羡慕不已。我大姨的儿子，也就是我大表哥，现在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有6年了。去年的时候，我大表嫂在上海看中了一套全装修好的商品房，总价一百多万；她说，这是大表哥这几年到美国去的收获，否则没钱买这样的房子。

最近，我又一位上师大的女学生小刘去了英国。

 

我们国家自八十年代开始，人们的出国热情就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在上海的几个外国使领馆门口经常可以看到人们排长队等着签证的情形。想想我那些同事们、同学们、学生们和亲戚们，凡是出国的，我还没有听说谁生活得很悲惨。我所听到和看到的，都是一人出国，全家享福。

 

 对于国外的生活状况，我们看到太多的影视作品、网络作品有展示；也听到很多亲历者的叙述。现在我们对外国要比八十年代以前了解地多得多。外国当然不是每个国家都好，也有很多国家不如我们，但总体来说欧美澳等发达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要比我们好得多，这是不需要再去多证明的事实。

 

 在中国，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还可以，但是，欠发达地区人们生活得非常艰难。我在前面的文章里说过，我们家兄弟姐妹很少，我只有一个姐姐，现在生活在西安的郊区。她们夫妻两个都是国棉六厂的工人，没病没灾的，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孩现在在上大专。按理说，夫妻两个都有劳动能力，又都有正式的国营单位工作，养一个孩子，生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吧，可是他们生活非常地艰难，经常要靠双方亲戚圈子里面条件好的亲戚来资助。姐夫在那个纺织厂看仓库，一个月只有500多元的收入；姐姐40岁的时候，就因那家纺织厂的效益不好，而进入待退休之列了，每月可以领到400多元的待退休费。这样，姐姐还要经常替别人上几个班，每上一个班能得到20元的报酬。就这样一家很普通，也没有遭遇到任何灾难的人家，每月总共1000元多一点的收入，夫妻两个正常开销，加上孩子读书，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姐姐在电话里告诉我，他们两天吃一次荤菜。姐姐前年的时候到上海来，在南京路上看到一件9元钱的衣服，我们都说那衣服和她身上的裤子非常地配，不管是式样还是颜色，但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买。她从结婚的时候起，已经20年没有来过上海了，可这偶然来一次，也基本上只是走走看看，什么东西也没钱买。姐姐和姐夫18岁的时候就进那个纺织厂当了工人，现在做到快50岁了，吃穿拮据不说，这几十年里他们一直住在男方父母留下来的低矮的平房里，至今还用着臭气熏天的土茅坑厕所。这还是在西安市的郊区，其它地方就更难说了。

 

 我还有很多的同学生活在姐姐那样的环境里，甚至比她的生活环境还要差。我有一个从小的好朋友小阎，我在前面的文章里也讲到过他。小阎也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就进了咸阳的一家纺织厂；爱人原来在铁路上做临时工。现在小阎由于单位的效益不好，从单位拿到2万元的买断工龄费，丢了工作回了家；他爱人也早已从铁路上下来了。其间他们夫妇两个也试着做了几次小生意，比如在街头摆个卖凉皮的小摊子，但都没有做下去。现在夫妻两个带着上中学的女儿，住在小阎母亲那里。他母亲手里有一点钱，那是他父亲在上海出了车祸死亡以后，肇事单位给补的7万块钱。小阎的大哥也从纺织厂下岗回了家，前年过年，我去他们家，他大哥给我说，他每月只有90元钱的生活补助费。我姐夫中间也下过一段岗，生活补助费比他还少，每月只有50元。其他同学的情况也很不乐观。由于生活的重负，有些同学变化非常大。我有一个中学的女同学小江，原来很熟的；听姐姐说，小江四十岁不到背就驼了，躬背弯腰的样子，在路上碰到都不认识了。

 

 想想嫁到日本之后，给父母买房子自己又开店的妹妹，再想想我那在社会底层艰难挣扎着的姐姐，该选择出国还是不出国，再傻的人也不至于看不出来吧。

 

 对这篇报道我感到惊讶的是，学生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再正常不过了，却被当成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了。可能在有些人看来，学生们只有强烈地表达自己愿意生活在中国，这才是值得肯定的教育结果吧。那种情况不是没有过。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教育，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都被教育外国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都被教育资本家是如何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榨取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的。那会儿，我们觉得中国人的生活是最好的，没人想出国。后来，我们都看到了，那些教化全是谎言。撒这些谎的人也许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撒这些谎对人们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而在于狼来了喊得多了，再喊什么也没人相信了。

 

 昨天，正好有空看了一下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里的《论语心得》讲座的一讲。她在开篇就说，孔子认为治国有三要素：吃饭、军队和信仰；而这三要素中，并不同等重要，其排序是：信仰第一，吃饭第二，军队第三。于丹并没有接着往下说，凭于丹的聪明，不可能她不知道这话怎么结合实际来谈；她在讲有的问题的时候展得很开，但这个问题，她只是点到为止。因为现在明智的人都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来，从这三点来说，中国不缺少军队也不缺少粮食，但唯独缺少的是信仰。有了信仰即使生活暂时困难，人们也会觉得精神上很充实；而没有了信仰，生活又不能达到普遍的较高的水准，就会让人们在精神失落的同时，倍感物质生活的欠缺。在这种心态下，人们当然是哪里物质丰富就往哪里跑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不难理解人们为什么争先恐后地往国外跑了。其他人没有走，并不是其他人不想走，而是走不了。但这不是我们老百姓要考虑的问题，老百姓生活得很实际，怎么样感到幸福和快乐，怎么来；在哪里的幸福指数越高，就到哪里去。那种不切实际地，荒唐可笑地让大家去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想法；那些时时处处都不忘了高度突出政治的，让人厌恶的做法，都只能让人们产生强烈地反感。谁不想生活得更富有、更轻松、更自由、也更民主呢？我并不认为美国在这些方面就做得很完美，但有一点不能否认，就这些方面综合来说，美国是世界上做得最好的。想到那样的国家去生活，决不仅仅是三分之一中学生的想法，而至少是三分之一以上中国人的想法。对这种现象，如果有谁去责怪学校和家庭对学生的教育有问题的话，那就太可笑了。我们要考虑的是，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更想当外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