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这样一户人家，1960年，陈女士16岁，江先生21岁，俩人相识，一年后结婚了。当时，江先生家里住在上海典型的棚户区，生活非常贫寒；陈女士的父亲坚决反对女儿嫁进这样的人家，可女儿义无反顾。婚后，俩人的日子虽然过得很清贫，但俩人的感情却很稳定；虽然没有戏里的要死要活，却有着一般家庭的夫妻恩爱。在62年和64年，他们生了一双儿女。江先生打年轻时起就特别嗜好烟酒，到退休以后才意识到过度烟酒的危害，把烟戒了，酒也喝得少多了；饮食也越来越注意，不新鲜的东西、隔夜的东西很少去碰。然而，这时候开始注意保养已经晚了。65岁的时候，江先生被诊断出已经到了肺癌的晚期。医生说还有三个月的活头；又说，如果肯花大钱的话，也许可以延长寿命，而大钱是至少要20万。

此时，两位老人的退休工资加起来每月不到2000元。女儿得知此事，拿出1万元钱，说是借给父母的；儿子很干脆，说他自己没有钱，说如果一定要他拿钱得话，他可以去借。江先生在上海有一兄一弟，家境都不错，可碰到这样的事，别人都觉得与其说是借，不如说是捐；因为江先生一旦去世，靠陈女士的退休工资几乎没有还的可能。虽说江先生的兄弟都有富有的子女，可江先生的兄弟本身也是退休之人，每月也就几百元的退休工资，用子女的钱毕竟不像用自己的钱那么随便。所以，兄弟们来探望的时候，也是语言安慰多于慷慨解囊。陈女士在上海还有两个外甥，其中一个在美国做访问学者多年；陈女士就向两个外甥求助，希望每个外甥能借给她2万元钱。然而，两个外甥也是赤手空拳从外地打拼到上海来的，省吃俭用了许多年，才有了一些家底；对于2万元这样的数字，外甥们都觉得爱莫能助。于是，陈女士想到了要把自己唯一的住房卖掉，来救丈夫。但这房子毕竟是老屋动迁之后，拿到的唯一的一套房子；卖掉这所房子，今后就只能住到儿女的家里去了。儿女带全家回来吃喝时都是笑脸，一旦靠儿女长住，这脸色就很难说了。

就在陈女士犹豫不决的时候，三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说来也巧，医生的话准确地得到了应验；就在医生说三个月大限的最后一天，江先生去世了。在给江先生看病的过程中，陈女士用光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和女儿拿出的1万元钱。江先生刚刚去世，女儿就回来要钱了；她毫不顾忌孤单的老母是不是有能力靠她微薄的退休工资，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还上这笔钱。而亲戚圈子里面的人，知道这件事，在同情之余，也觉得，如果当初拿出了几万块钱借给陈女士的话，就很难再有还了。

    这个故事是我看到的一个实例，但还不是很极端的事例。深爱着丈夫的陈女士，在丈夫得了绝症之后，不惜倾家荡产，甚至想卖掉自己仅有的住房，全力以赴地延长丈夫的寿命；其夫妻恩爱，同甘共苦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我想，人到老年之后，患病去世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无疾而终的人也有，但是少数。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有一个老了之后，得重病，不治而亡的过程。一家人家，亲属之间，不可能大家同时得病又同时死亡，总有一个先走后走的问题。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得了重病，就需要倾家荡产地去救助，那就成了家里一个人被死神召唤，全家人都愿意一同赴难了。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评价，这种同仇敌忾的人生态度，无疑有赞扬的必要；它展现了人间的关爱和温暖。但是，从现实生活来说，一家人家里有一个人遭了大难，全家人就不想再活了，这是不是太消极也太悲观了？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量力而行，这话虽然很平常，但却是为人处事的一个基本准则，也是亲情救赎的底线。如果妻子或者丈夫的一方得了重病，另一方就抱着同归于尽的态度来显示自己的爱情或是亲情，其结果可能是患重病的一方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救治，而原本有可能正常继续生活下去的人，却从此被带入了穷困潦倒的艰难境地。

我记得上海去年在评选年度十大真情人物的时候，曾经讲到过一个比我上面讲到的那个故事更极端的故事。我上面的故事只是说陈女士准备卖掉自己的房子，而真情故事里，那位已经离了婚的前妻，不惜卖掉自己仅有的住房，来救助已经离了婚的前夫；结果，前夫并没有从死神的手里挣脱出来，前妻也落得无处栖身。当然，由于媒体的报道，好心人的赞助，前妻最终有了新的住所。但是，有理智的人都会想到，如果不是媒体的报道，如果这样的人不是一个两个，能有那么多的好心人，献出房子这样的大物件来真情相助吗？如果没有，卖掉仅有住房的人，又该住到哪里去呢？

    我之所以想到这个话题，是因为这几年我看到太多这样的人，用自杀的方式救亲人的故事。起初，我非常地感动；但是，看得多了以后，我在感动之余就产生了深深地担忧。看了妻子卖肾救丈夫；女儿愿意嫁给任何能给父母治病的人；姐姐卖肾救弟弟等等故事，我想了很多。如果说夫妻之间的这种牺牲精神，让我们产生了很多地感动的话；那么，子女为救父母完全不顾自己的前程，父母培养子女的意义难道仅仅在于回报吗？兄弟姐妹之间除了亲情之外，每人还都会有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生活，都会有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和自己的孩子；姐姐奋不顾身地卖肾救弟弟，她没有自己的日子和自己今后的生活了吗？这样极端的亲情演绎，我觉得过头了。亲属中发生了重大的灾难，亲属圈子里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奉献爱心，这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大难临头的时候，亲属和外人当然不一样了，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亲属范围内的人更浓烈的感情。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限度，一个人活不成，就需要全家人共同赴难，这不是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我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当亲属有了灾难，大家都能极尽所能地给予帮助，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但是，不能做到使自己将来无法生活下去的地步，这是亲情的底线。

生活有时是很残酷的。就像唐山大地震的时候，许多人家里只活下来了一个人；还有的时候，由于疾病，很幼小的孩子过早地失去了双亲。当我们面临这样的生活灾难的时候，并不是痛不欲生和亲人一同去死，而是应该让自己活得更有质量，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这样，才能让死去的人更欣慰，也才是勇于面对生活磨难的积极态度。我们的媒体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下导向。这些年里，层出不穷的亲属间的自杀式救赎的出现，是不是和媒体过度地渲染了这种行为的高尚性，并将其树为精神榜样有关系？我们看到这几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媒体，都把这种类型的献身列为各种评奖的焦点；这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国家一贯地对献身精神的歌颂，我觉得这种社会价值观念值得反思。

    我们国家的人活得太沉重，这里说到的这个话题仅仅是沉重的一个方面，我希望大家都能从理智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生活和人生。一个过度沉湎于悲剧气氛，并享受悲剧美的社会，会使国民缺少活力和不够大气。我们的主流媒体尤其要注意自己的导向，不要刻意去强化或者有意去颂扬那种消极的献身精神；让百姓活得更阳光，更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