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集  奔走在小康之路的挑夫

农民工走了。留在他们身后的，除了那些撂荒的耕地，还有一群被称为“386199”部队的人们。“38”是指妇女，“61” 是指儿童，“99” 是指老人。

2000年7月《农民日报》报道：“记者走进湖北武汉市江夏区雷作夫湾，但闻鸡鸣，不闻人语，一排土坯房大门紧闭，房前屋后杂草丛生，上百亩农田间只有一小块水田长着秧苗，几头大水牛在灾荒田间地头啃草。雷作夫湾原有86人和旱涝保收田144亩，现在只有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上的5个劳动力带着3个小孩在家。年过花甲的雷世和老汉一家8人，儿子媳妇早已离开家乡在外打工，近在武汉，远在东北。而雷老汉留守老屋，照看家门，种着一亩粮田，独自一个插秧割谷。”

早在1998年底，武汉市江夏区耕地抛荒就达8万亩，通过多种办法转包后，至今仍有2万多亩抛荒田未找到新的承包人。荆州市地处江汉平原大粮仓的腹地，去年初全市弃耕农田达93万亩，现在仍有几万亩抛荒。近3年来，水稻生产大县监利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和弃耕抛荒的农田逐年增加，2001年为最多，全外出劳动力达17.5万人，比上年增加了5.5万人，弃耕农田41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23.7%。该县桥市镇南唐村1112人，2800亩耕地，去年年初，村民们纷纷上门，总共要向种田大户张新芝家转包耕地2180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80%以上。鄂南山区田少人多，山区的耕地本是农民的保命田，如今弃耕抛荒率达50%左右。

大批农民外出，导致乡村上缴费用拖欠严重，村级负担沉重。安徽省定远县庄杨村，1996年以前没有债务。1997年，出现94人弃田外出打工，村干部决定本村村民谁种抛荒田可减当年义务工，只承担国家税费，尽管如此，仍然有37人的承包田无人租种，当年流失税费6875.20元，人均184.50元，村里只好借高利贷抵上。1998年发展到65户236人抛荒，为了完成上缴任务，村里只好再度举债4.77万元抵上。1999年，抛荒弃耕地猛增到110户400人，抛荒土地达1102亩。目前，定远县70%的村负债，少则万余元，多到十几万元。

农民工走了。年轻力壮的农业劳动力少了。正当人们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前景倍感焦虑的时候，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又在源源不断的为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事实证明：输出一个，脱贫一户。输出百个，脱贫一村。据统计，2004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比1997年提高847元，其中工资性收入998元，比1997年提高483元。1997年到2004年，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重由25%提高到34%。按年平均就业9个月计算，2004年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780元，月平均消费支出290元，平均全年结余3500元。一亿多农民工每年可为农村增加5000-6000亿元收入。

2000年四川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农民劳务收入占23%，增长速度远高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一些农民劳动力转移较多的地区，农民人均劳务纯收入的比重高达30%以上。如南充市，2000年全市人均劳务收入已经达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5%以上，人均纯收入增量中，劳务收入已占50%左右；富顺县2000年农民人均劳务收入862元，占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2.7%；荣县2000年农民人均劳务收入742.33元，占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9.42%；三台县2000年农民人均劳务收入621.60元，占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0%；金堂县2000年农民人均劳务收入600多元，占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3%。

据调查，每百名打工者中约有4人走上回乡创业的道路。这些回乡创业的农民工被当地农民称为“四有”能人：经商办厂有本钱，生产经营有技术，管理企业有经验，产品销售有门路。因此，他们往往成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1997年，中国扶贫基金会和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主办的“97创业之星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200多名回乡创业的昔日打工者被授予“1997年创业之星”称号。

山东省有名的劳务输出大县临朐，每年在外打工者多达10万人，近年来随着县经济环境的改善，3万余打工仔、打工妹携艺带资返乡，一批有技术专长有经营头脑的打工者回乡施展才华，创办起400余家工厂商店，消化吸收劳动力71.2万人。浙江省衡山县5万名打工者，已有8000人回乡创办了120多家企业；台州出去40多万打工者，已有半数回流创办乡镇企业或经商，并吸引来自全国20多个省区的30万打工者就业；台州东塍镇外出打工有一万人大举返乡，办起了规模庞大、集产供销于一体的“太平洋彩灯城”，产值上亿，用工近万。湖北省大冶县金干镇，外出经营打工的2000多名农民，现有700多名回归家乡。江西广丰县打工者回乡创办了600多家乡镇企业，3000多家户办企业，160多家联户企业。江苏响水县有2万余人带着资金、技术、信息回到家乡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