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江流域的村落，和中国东南部所有汉姓居民村落一样，几乎都是血缘关系的聚集，一村一个姓氏，一个宗族。这样的结构，也算是一种基层的政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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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在谈及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时，曾经有一个观点，他说中国政权的架构，看起来是皇权大似天，在起决定性的作用，其实并不是这样，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对于社会运转起着至关作用的，实际上是无所不在的宗法制度。

在北岸，同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北岸现存的著名古迹，除了那个非常著名的廊桥之外，便是它遗存的两个祠堂———吴家祠堂和潘家祠堂。这两个祠堂从建筑上来说，宏大精美，各具特色。它们分属北岸村的吴姓以及离北岸村不远的大阜潘姓。宗族在徽州乃至中国所起的作用，从这两个庞大的祠堂，同样可以管窥一斑。

北岸最著名的，算是吴氏宗祠了。吴氏宗祠的正面墙体呈八字形状，两边檐角如飞翔的翅膀，迎面墙体上装饰着奇花异草、八仙宝器等图样的砖雕木刻，虽经风雨剥蚀，仍旧精致华美。从结构上看，吴氏宗祠是典型的徽派祠堂，它分为门厅、享堂和寝殿三进。穿过厚实的大门，两旁是精刻细镂的厢房。厢房是筹备祭礼仪式的地方，在这里，预备着祭祀的各式供品。拾级而上，是能容纳千余人的享堂，吴氏宗祠的享堂名为“叙伦堂”，堂上两排十余根屋柱每根均需两人方能合抱，梁架勾勒迂回，气势端庄。享堂之后，石阶天井之上，是安息吴姓列祖列宗灵位的寝殿。即使是在灵位席上，先祖们也有如生前般严格的等级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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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村里吴姓介绍，每年冬至，是北岸村吴姓祭祀之日，天刚刚放亮，吴姓的男女老少就在锣声的招引下，齐聚在宗祠前的广场上，广场插满旗杆，每一个旗杆，都是为了纪念吴姓人氏当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时间一到，鼓乐齐鸣，祠堂大门庄严打开，人们在族长的引领下，秩序井然地进入享堂。钟、磬合击三下之后，主祭宣布祭礼开始。其后依次是歃毛血、降神、参神鞠躬拜、读祝、化财、望燎……这都是礼仪的程序，复杂繁缛，进行得一丝不苟。其间，猪、羊、鸡、鱼、馔、帛等祭礼一字排列在祖宗的牌位之前，焚烧的烟火在祠堂里弥漫缭绕。然后，便是朗读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训》：“考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勿作非为。”接着朗读宋儒陈古灵的《劝谕文》：“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考；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闾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领保相助；勿好争讼；勿以恶壮凌善，勿以富骄贫；行者逊路；耕者让畔，斑白都不负载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

除了每年的冬至祭礼之外，吴氏宗祠大门开启之时，往往是族中发生或即将发生大事之日。享堂上有八把又高又大的木椅，是族长和执事们议决村中事务的座位。在这里，族中长老们通常会对吴姓家族的一些重要事宜进行议政，比如说鳏寡孤独需要捐助，亭榭路桥、农田水利需要修缮等等；而一旦族中子弟有“作奸犯科，败先人之成业，辱父母之家声”的行为，则被“众执于祠”，甚至可以施以剁指、剜目等残酷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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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边是吴家祠堂。只是一水相隔的大阜村潘家祠堂里，进行的，几乎也是同样的内容。

潘家祠堂始建于明朝万历年间，清咸丰年间被兵燹所毁，同治年间潘氏族人集资重修。潘氏是徽州的大姓，而它的“根据地”，就是大阜了。潘氏同样也有着来历，据说源于唐代的一位刺史，原来生活在福建一带，后来曾在徽州为官，因为黄巢起义，无法还乡，便就在北岸附近的大阜定居下来，在此之后，陆续散落在徽州甚至江南各地。在大阜，我们见到了现在的村长，他替我们打开了祠堂。潘家祠堂最独特的地方在于中进大厅的雀替之处，雕有百匹形态各异的骏马，精美异常，俗称“百马图”。在徽州祠堂中，木梁、雀替上雕刻马的形状，比较少见。可能是因为潘家早年的祖先属马吧，或者是潘家对于马特别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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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年来，大阜潘家有许多人侨居异地他乡，并且在当地落户生根。这些侨居他家的潘家人，有很多能记得自己的来历，他们时常回到大阜潘家总祠祭祖。清光绪九年（1883），侨居苏州的潘介福在回到大阜的潘家祠堂祭祖后，曾经作有《癸未省墓日记》，在日记中，潘介福详细地描述了祭祖的过程，这对于了解过去的风俗和宗法制度，有着参考价值：

八月十四日……晚诣宗祠。明白秋祭，敬观陈设：中堂设香案，陈纸瓶中。问之，曰祭瓶。一香案，陈祭器数盘……

十五日，四五人起，肃衣冠，诣宗祠。有顷，奏乐、参神、迎神三匝。主祭一人，副主祭一人，分献四人，执事八人，分立堂左右，行三献礼。由堂下至内寝，乐人随同升降，共十余次。祭时天色已明，行阖门礼……

祭祖仪式繁琐无比。但在宗族看来，如果没有这样的繁琐，就不足以表达后辈的静穆和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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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必要对中国的宗法制度进行一点简单的剖析———当一个新王朝历经战乱登上历史舞台之后，最迫切想解决的问题一般有两个：一是上层权力的架构和分配；二是最基层的组织方式和道德方式。尤其是后者，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赵姓的宋朝是这样，朱家的明朝也是这样。中国的宗族制度从宋开始兴旺，到了明，算是登峰造极。宋初，从汉代起沿袭将近一千年的门阀制度彻底消失，这时候，宗族组织取而代之，成为社会的中坚支撑。在这个过程当中，北宋初期的理学兴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理论阐述之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当时很多大儒都身体力行推波助澜。范仲淹、欧阳询和苏轼等，都曾大力提倡宗族的地位和作用。北宋理学家吕大钓就曾在陕西蓝田推行宗族制的《乡约》，“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到了南宋，朱熹在构架成理论体系之后，立即在南方倡导“吕氏乡约”。而徽州，则是朱熹竭力推崇的地方。朱熹后来数次来徽州并在紫阳书院等地讲学，用意也在于此。明朝建立，面对的是道德和基层组织架构的废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朱氏王朝同样也想在最基层建立一种稳固的组织和道德架构。于是朱熹的思想被推到了“神”的地位。从朝廷到地方，颁行了很多《族范》，完备地确立了家族的组织结构和各种职能。到了清代，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当中对于宗族的任务有更为明确的规定：“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正是在这样一波又一波的号召与推动中，宗族组织实际上成为管理农村一切社会事务，触及乡民生活各个方面的主要和潜在力量。从敬宗睦族、伦理教化、社会治安、农田水利、抚老恤幼、赈灾济贫、审理争端，直到干涉寡妇再嫁、兄弟析产、组织打扫卫生等小事，都由宗族来安排。并且，宗族还拥有公田、义田、祭田等大量公产，用于祭祀和公益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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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北岸不远处，就是新安江了。与曾经沉重的徽州不一样，新安江一直是轻松的，是愉快的，它能将所有的沉重化于无形，超脱于一切情感之上，也超越一切道德之上。它一如既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它就这样不怨不嗔，缓慢而优雅地流动。无边落木萧萧下，轻舟已过万重山。在它的两岸，徽州的历史如水般流动，它与新安江一并东去，飞溅起万朵浪花；这样的浪花，又会在激起惊涛骇浪之后，重归于平静。从本质的意义上来说，所有的河流都有着起点的意义，它既是空间上的起点，时间上的起点，同时也是思想的起点，以及才情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