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写完这部《徽州传》的时候，2006年已经落幕。2007年的第一场雪正在我的窗前飘飘洒洒。

       写作似乎也是有着惯性的。它就像拉车。近几个月来，我的作息时间变得机械而呆板。写作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索，我用我的回忆和想象拉起徽州在纸上蹒跚而行。我的一只脚踏进旁征博引的泥淖，另一只脚则踏进想象与思考的巫术。说巫术的意义在于，只有这样幻变的方式才能将自己的整个思绪沉潜入古徽州内心的波澜——而这样的负重的生活终于结束了。我长吁一口气，身体回到了现实，但思想却一直刹不住车，我的灵魂还游走在烟雨空蒙的徽州。

       也许对于我来说，能够写作《徽州传》实在是我的幸运。我出生在这片土地上，也生长在这片土地上。我一直想深入这片土地，同时也想挣脱这片土地；挣脱的愿望使我更加深入，深入又使我意识到更应该挣脱——这样的思考和行为方式看起来像一次悖论，但我的内心却再清晰不过。世界的至理就是悖论，就是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我觉得这不仅仅体现在我与徽州的关系上，还体现在一切法则上。世界本身就是由悖论主宰的。

       而我的写作，实际上就是我挣脱和深入的具体表现。

       80多年前，梁启超在阐述中国历史时，曾经有一个观点，他认为中国历史可分为三个大段落，一是“中国之中国”，即从古埃及文明同时的黄帝时代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完成了中国的自我认定；二是“亚洲之中国”，从秦朝到乾隆末年，即十八世纪结束，中国与外部的征战和沟通基本上局限于亚洲，中国领悟了亚洲范围内的自己；三是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由被动受辱为起点，渐渐知道了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这样的说法，应该是很正确的。确切的情况在于，在前两个阶段，中国文化并没有显示出自己的短处来，并且还有一定的优势，而在后一个阶段，那种在发展以及文化中的软肋完全地表现出来了。这样情景，使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心浮意乱，无所适从。

在写作《徽州传》的那段时间里，很幸运的是我去了一趟大洋彼岸。这使得我暂时挣脱了徽州，进入了另外一种感觉。而这样的对比作为一种新鲜的参照，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样的感觉与徽州完全不一样，它轻松、随意、健康、自由，它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地方概念，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人文概念。我知道在我所见到的表面差异之后，存在着文化的内在控制力。一种文化取代不了另外一种文化，一种石头取代不了另外一种石头。并且我深有感触的一点是，从空间上来说，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是离我们如此之近，但从时间上来说，那种触手可及的东西又看起来是那样遥远。时间真是相对的，相对的意义在于，一点微小的改变和进步，都要耗去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就人类文明的方式而言，人类的思想和文化一开始是在爬行，那时候的状态是蒙昧的；而后，在清楚地知道地球的形状，在明晰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后，这样的文明才算是直立行走；再以后，世界进入了现代化，人们依仗着科技创新的能力，开始文明的跑步阶段。。。。。。至于往后，人类最终要依托怎样的方式，才能挣脱人类自身携带的阻力，实现着自由的飞翔呢？

我有时想，就现时地球上的文化延脉来说，任何文明都是有缺陷的，也有着自身的优点。徽州文化乃至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在我看来，所有的地域文化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分支，就如同河流一样，虽然源头的支流不一，流淌自不同的方向和出处，但它们的实质都应是一样的，都源于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源于人的意识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只不过这样的河流有清有浊，有浅有深，有湍急有舒缓，但淌着淌着，河流自然会交融相汇，彼此不分，成为一条宽广的大河。既然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上流的诸多分支中的一种，它就必定带有那个阶段文明的一些局限性，也带有人类自身的一些局限。它同样也存在着一种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融和撞击中不断提升，也不断升华的过程。

就中国文化来说，在我看来，五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以及生存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中国文化非常复杂的双重性，当一种文化和学说从专制的通道中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变形扭曲了。我想，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重视人伦日用吧，不重视“本心”。一方面，中国文化崇尚平和，崇敬自然、和谐与简单；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明儒暗道”的特征又非常显著，阴谋的成份非常多，工于心计，表里不一。这样的存在还造就了中国文化一些其他的特质，比如说模糊性，虚伪性，实用性。这都是与西方很多思想文化所不尽相同的，也是与西方文化有着差别和距离的。反观西方文化，实际上在它的发展中同样也存着一个进步和提高的过程，现在我们所说的西方文化，主要是基督教的背景、希腊的理性思维、罗马的法律思想以及德国近代辩证法的结合。真正的好的东西应该说是世界人类文明共同的产物，是不应该赋予它“东方”或者“西方”标签的。

曾经在一段时间里，我对于罗马文化非常感兴趣。因为我觉得罗马文化与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有着相当的互补性——中国文化所缺少的，就是罗马文化所拥有的；而罗马文化所缺少的，也正是中国文化所拥有的。而以我的观点，我觉得中国文化最根本的弱点在于对于人性也即人本身的陌生和忽略，这使得这种文化在原点上缺乏一个强硬支点的支撑。而罗马文化呢，致命的弱点又在于对于人性无原则的迁就。这两种文化相遇得太迟，而他们如果能做到互补的话，那就非常完美了。尽管中国文化给这个民族的科学、文化、观念形态、行为模式带来了很多优点和缺点，但它一直在适应迅速变动的近代生活和科学行进道上显得蹒跚而艰难。正是如此，我觉得，在保存着自己文化优点的同时，如何认真研究和注意吸取像德国抽象思辨那种惊人的深刻力量、英美经验论传统中的知性清晰和不惑精神、俄罗斯民族忧郁深沉的超越要求等，使中国文化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构建，这应该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最终是建立在这个民族人格和心智上升与拓展的前提下。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更高的层次上构建民族文化，应该是一件十分必要的事情。

       在写作《徽州传》的过程中，我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在于：一是如何确定徽州在文明中的位置，如何将徽州摆在一个适当的地位进行表达。如果将徽州放在一种世界视野当中来审视的话，它本身会显得渺小而狭窄；但如果不纳入那种大的背景之下，它本身又会变成那种皱纹中的呓语，变成那种津津乐道的自恋或者自怜。二是如何确定语言风格。徽州一直不是大漠江北，在整体上，它显得细致而精确，又显得苍古而沉重。所以我在整体风格上不可能洋洋洒洒，大开大合。而在更多的时候，出于介绍徽州的需要，我又不得不用一种直白的语言方式加以描述。这样的情况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写作的难度。一方面，我不能用一种呆板的语言来深入一个灵性的徽州，另外一方面，我又不能将徽州写得华而不实。也因为这一点，让我在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显得踌躇伤神，费思量，又难忘。

现在的中国，一直以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速度发展着。历史正以一种快速的方式迅速遁去，而未来则是山雨欲来春满楼。那种强烈变化所引起的震撼以及失落一直让我们困惑和迷乱。或许对于我们这一代中国人来说，身前身后的世界简直可以说是天宵之别。也许世界发展到今天这个步骤上，便只有世界史，没有地方史；只有人类史，没有区域史了。而接踵而来的光怪陆离，真的谈不上是人类的胜利和失败，或者是耻辱和荣光。这样的状况同样也是一个悖论，是这个世界无数无法解释与沟通的悖论群中的一个。

       最后感谢我的责任编辑张民权先生，是他给了我一个全面深入徽州的机会，也给了我一个全面表达的机会。徽州老了，所以他在更多的时候，已变得失语和沉默。而我的任务和责任，就是诠释这种沉默。就像一个考古工作者，一往情深，专注地诠释化石的纹理。这样的化石深埋，它是时间的一部分，但现在却早已魂归故里，那是不可捉摸的虚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