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gh politics vs low politics

政治议题可以“分级”的，最早是国际关系学家Keohane和Joe Nye Jr.（也是提出软力量的那位教授）。一般来说，politics可以分为两大范畴，一种是high politics（高级政治），一种是low politics（低级政治）。High politics是关于一个政治体作为主权国家生存的根本大事，主要就是外交、国防、安全问题、大的政治经济战略方向等。High politics可以不限于国际关系。Low politics就是日常生活的事务，HIA不至于危及主权存在的经济社会文化事务，典型的就是教育、医疗、文化等。

High politics主要是因为和日常生活关系不大，主要由政治家和精英政经及知识界人士垄断。社会主流人群参与非常有限。另外，在authoritarian的体制里，high politics是限制大众参与的。（当然不是说权威机构不会对公众诉求做出反馈）。总之，high politics就是国家大事，宏观战略。和一般小老百姓没啥关系。

Low politics就是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从教育、医疗、文化娱乐到道路维护和垃圾处理。Low politics事务基本都在地方政府层面执行，如果放在美国，基本完全是地方政府的事务，联邦政府参与的方式非常有限。另外，在各种国家里，low politics事务的负责人也不是政府核心阁员或核心部门。

其实狭义的“政治”本身就是讲high politics。比如医疗政策，这个听上去不是“政治”。就是这样的。狭义的政治基本=high politics。所以Low politics涉及的大部分问题都属于“政策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对这些政策问题的诉求很多时候是和high politics无关的，或者说是非政治的，

当然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殊性，比如在美国，枪械拥有权和堕胎问题超出了low politics，进入High politics的领域，这和美国的历史国情有关。

现在回到中国，中国的制度现实是，大多数普通民众主动关注和一定程度参与的就是low politics。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生计涉及的领域，比如住房、医疗、教育、环境等。

最近若干年……过程不说了，就说结果，一是权威极大加强了对high politics的控制，结果是民间媒体和公众从相关议题的后退。后退包括关注和参与的方式和影响力。二是一些议题被提高、纳入到high politics，例如经济领域的很多问题都被纳入high politics。一般传统国际关系学定义的high politics不会包含太多经济问题。目前，我们的经济政策——特别是与外交相关的贸易，已经是high politics。是大政治，队这种议题公众和市场能参与的很少。其他经济问题，包括税收、房地产等，不同程度的进入了high politics的范畴或外围。可以理解为，当一个领域的问题还可以被当做政策而非政治问题进行多样化的充分探讨，没有一锤定音的方向结论，那就还是low politics。

这里还是省去对过程的描述，但最后的结果是，现在普通民众能够积极关心并介入的就是一个比较小范畴的low politics，主要就是医疗和教育，与日常生活、小康生活、家庭幸福有极度直接的相关关系。这些议题全部能够触及每一个家庭利益的核心。民众基本是以切身利益、从政策角度介入，而不是政治角度介入。目前的体制下，民众在处理这些议题上，是有意识的去政治、非政治的，将其限制在政策议题，绝对避免触及high politics。

显而易见，由于主动和被动的因素，民众集中的关注这几个议题，将大量的资源、实践、时间、情绪都投入到这些最核心最脱不开同时也相对最能表达的议题，因此对这些议题非常的敏感，神经极度敏感，属于一点就爆的情况。民众对这些问题的情绪是非常值得权威部门关注的。对于个体和家庭来说，这些才是最大的利益、最大的政治，最根本的底限，是幸福的基础。是必须要保障的。所有愿意赋予政府的信用都建筑在这些议题的基础上。说的比较直白一点，民众有意识的将自己控制在非政治的政策议题。这些政策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有扩大化的危险。这些都是典型的trigger issue。

这是第一部分。讲完了high politics vs low politics，现在开始讲中国目前的anti-corporate（反大企业）、反资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