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迪政府学院，过去很少有中日学生的交流活动。两边学生群体及学生会组织皆没有什么来往。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学生群体和日本学生群体形成了长期的固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两个组织在一起，连续两年在春假期间组织了肯尼迪学院韩国·日本旅行。活动中，双边配合不错，活动组织成功。除此之外，学生群体之间的个人联系也很密切，互相来往很多。

相比之下，中国学生和日本学生来往就比较少了。从私人到群体及学生组织都是。我想，两边的学生基本都会在将来回到自己国家，为社会服务，扮演积极的角色，那么为何不利用在美国的时间，多与对方交流，了解对方，培养相互的认识与亲近感，甚至好的私人关系呢？更何况，在肯尼迪学院的学生，应当都有对这种国家、国际公共事务与公共价值的关怀。

我联系日本学生，他们表现都十分热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中国都有很不错的了解。一个农林水产省公派的学生系统研究了中国的三农问题，思考日本政府应能给中国什么样的帮助——从政策到资源。一个卫生部的学生是学医出身，修读公共卫生及公共管理学位，非常关心中国的医疗改革。曾到中国农村考察医疗改革试点，并收集详实的材料。他亦希望了解日本政府在中国医改中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一个财务省的朋友则随省内援助中国的一个项目，到中国农村考察，还在农民家里住过。他说，来哈佛学习期间，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交中国朋友。一个哈佛本科毕业的日本同学，在北京学了一年语言，后在甘肃、青海等藏区成立了一个NGO，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为当地居民提供教育、医疗卫生等服务，在中国呆了几年。许多日本学生也曾学习过汉语。因而，他们中的大多人，都或多或少对中国有直接的经验。在日本人看来，中国是如此大的一个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日本息息相关，密切联系。因此，在中国的发展上，日本是一个stakeholder（利益攸关者）。中国健康发展是对日本有利的。他们对中国的关心以及积极的态度，应当为中国人所了解。

2005年时，曾有一次东亚学生交流，题目是“靖国神社问题讨论”，期间中日学生争执得很激烈，不欢而散。这大概是两个群体不多也是最后一次交往。在日本学生方面，普遍对与中国学生交往感觉不安，担心中国学生的反日情绪，不知哪个人是比较反日的，而哪个人是比较温和可以接近的。对于中国学生的反日情绪，他们也不知如何应对。总而言之，对交往没有太多信心。而日本学生对韩国学生就基本上没有此种情绪。

我与一位台湾同学一起，与数名日本学生开会，讨论发展中日学生群体关系的事宜。我们迅速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先从发展私人关系开始。从私人关系层面开始，有助于建立相互间的友谊、信任，为更深入的交流打下了基础。当两个人有了相互尊重，建立了私人友谊之后，讨论起来就更加容易了。

在过去，每个中国学生和每个日本学生只认识大约两到三个来自对方国家的学生，交往很有限。在中国学生方面，相对日本学生，中国学生对对方国家的了解要少得多，并且大多没有到对方国家旅行的机会。

一小部分人的偏见很深，且往往缺乏理性的依据。少数人甚至在与日本学生接触之前，对对方还不了解，就首先有了抵触和敌视情绪。其中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与日本学生广泛交往是一种“卖国”，另外还有一些种族主义性质的评论，在这里就不引用了。这种评价背后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让我吃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言说者轻易地假定对方是与自己共享这种偏见的，大概认为这种偏见在群体文化里是一种理所当然，“是中国人就要顶”，所以才能毫不掩饰地表达出来。

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都是希望与对方交往的，且一旦有了机会，打破隔阂，双方发展个人友谊是非常容易的。所以，应当努力促成这种机会。既然大家都身在国外，有这样丰富的资源，为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把成见放在一边，抱着积极的心态，多与对方交流呢？

在今天，要打破群体间的隔阂，大概也需要有破冰的勇气。两方都需要有愿意为这个事业努力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