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民哲印象比较深的是那套《主客体关系学说》，我看了啼笑皆非。
下面说说我的意见。刚刚即时写的，没有组织，可能比较混乱，有的地方可能比较
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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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民哲作为一种现象出现，并被所谓的官哲排斥，本身和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高度专业化，系统化，职业化有密切关系；作为一个普通人，思考和/或研究人生存的意义，世界的本原，世间运行的规律，思考一些形而上学，认识论，美学，伦理的问题应当是非常正常的一个诉求，是健康的，自然的，是有智慧及希望获得智慧的人应当从事的。我认为这个诉求本身倒不必要对之历史化得太厉害，它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历史和文化。但这也不否认启蒙带来的宗教的垮台，乃至现代性为人类带来的焦虑，不安，迫使人们扩大寻求新的生命，生活的意义和目的的需求。这其实也就是哲学发展壮大的种子。（当然，我这里忽略掉随着专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扩大，哲学本身的领域已经被大大减少）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系统化，专业化，规范化，逐渐使之脱离普通民众，而后者仍然要思考上述的哲学问题，并不因此而停止– 甚至比过去有更强的诉求。哲学专业共同体本身对他们关上了大门，因为出现了以下现象：

*有 一个相当复杂的哲学传统； 真正的诸子百家，各种各样的学说。对一般人言要有个大概的， 不错的了解实在困难。哲学学科经历了漫长的知识积累和扬弃。

* 这个传统形成了一个哲学学科共同体，有其自己的研究对象(research agenda)，和一套研究办法，譬如一整套的，相当系统的由学科内部所承认的专业术语；各种样的子学科，学派以己其各自的认识论，方法论传统。新的研究者从事研究，必须被纳入这个传统，由一个社会化的过程，而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专业训练。对大多民间人士来说这不太可能。* 哲学已经基本职业化。从事哲学及哲学史研究的人大多在学术机构。前沿的学术成果都在学术期刊上发表；新的学术成就在学术研讨会，交流会上得到交换。这个学科规范化和大多其他学术学科是类似的。哲学的职业化也使之和民间人士逐渐隔绝, 哲学话题逐渐在公众话语中消失。也正是哲学的职业化，才使“民间哲学家”这个概念成为可能，因为古代显然并不存在这个明显对立。它必是在专业和非专业出现明确分化和/或对立后才产生。

哲学的高度系统化，规范化，深入化，已经使之不再能帮助一般个体去解决前述的，生活中遇到的哲学问题；专业哲学某种程度丧失了这个重要的社会意义。专业哲学不足以满足普通人对哲学思考的需求。举个具体的例子，康德，康德，海德格尔，乃至大陆后现代/结构主义思想家的大多文本对普通人来说实在难以读懂。这群哲人某种程度上并非在和普通人对话，而是在和圈内的人，或者说极小一群知识分子精英在对话。

一个有普遍意义的文本，应当是通俗易懂的。以圣经，古兰经为基础的宗教因此也有更大的济世作用，能满足更多人的具体需求。这里是一个简单的accessbility的问题。有的(子)学科尽管强调其社会责任和意义，譬如法兰克福学派，但可以说根本无法和普通民众交流对话。一方面要唤醒民众自救，一方面却搞出让人读不懂的文献，这不是最大的讽刺么？

简短的总结一下，民哲问题的根源之一在于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和普通民众在交流意义上面的严重缺乏。哲学学科的本身高度系统化，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传统化，经历了非常复杂的知识积累和扬弃，形成了一套几乎对外人来说是esoteric的体系。而民众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和解答的需求并没有停止，甚至随着物质丰厚，宗教的倒掉以及（后）工业社会的倒来欲发强烈。

我认为作为一个普通个体，拥有构建解释世界万物的宏大体系的野心基本是正常的，如前面同学说的，这代表着个体对真理索求（以及自我心智膨胀，充实）的一个强烈欲望。在目的(ends)上它基本是指向智慧的，这个可以肯定。民哲的主要问题出在方法(means)上，它往往缺乏理智，缺乏系统，缺乏严谨，甚至在价值上和目的有所冲突，譬如民哲一方面体现出对知识的向往，一方面体现出对前人的遗产和成就的不屑。

我比较反对对民哲心态做进一步，更细致的心理分析，对我来说这一方面过于精英主义，另一方面也容易过于独断，容易做出简单的sweeping generalisation （宏大而简单化的概括）。我承认不同的民哲人士存在不同的心理动机和背景，不能简单地把所有人一概而论。

我因此对民哲有比较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理解他们的心智需求，一方面又反对他们的做法
。
我个人最反对的是不顾整个人类文明史的知识，心智(intellectual)进程的历史，不顾前人的遗产和成就，重新去搞自己的东西。有的题目前人已经系统研究和/或批驳过了，而你又去研究，就造成一种资源浪费，同时也是对前人的不尊重。许多构建宏大体系的人都是这样。我只希望他们好好去看看哲学史，看看自己的观点，有可能在人类的知识史上的哪一段出现过，占据过什么位置，遭到过什么批判。 另外一方面，我又理解民哲在摄取哲学史知识本身的困难，因为这一部史越来越艰深，尤其到了近代，实在已是非常晦涩，他们的教育使他们难以完成这个任务。

民哲问题仍然使我联想到哲学本身的定位的问题。它应该如何定位自己和社会的关系？如何完成自己的社会责任？ 不光是在期刊上发文章，不光是几个学者参加的学术研讨会。哲学应该面向社会。我因此反对学术精英主义。与我而言，学术精英的一个例子就是某的传统中的学者（尤其是大陆学者，让我们说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及法国后现代主义学者好了），爱用晦涩的文字，最大化的降低了外界对自己文本内容的accessbility，创造了人为的屏障。这种做法有可能出于作者本身的志趣，有可能是一种自我保护主义（很不高尚）。这种文字并不利于知识的传达，更和他们中不少人提倡的社会义务，知识分子责任有所矛盾。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是一群在象牙塔中自说自话的人，他们的文本的社会意义已经被不必要的最小化。

结合前面Isaiahh说的民哲的怨恨，此种学术精英主义和社会屏障，都加剧了民间人士的抵触，抵抗情绪。我因此认为民哲是哲学共同体不能很好地和普通人进行交流，并且不能完成其所假定的社会使命和任务的一个表现。

再要补充的一个问题就是，许多民哲从不把自己的研究局限在今天定义的“哲学”领域。他们要解释万物，像一个百科全书家；他们的研究时常跨越哲学，自然科学，生物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等各领域（我以前介绍的一个主客体关系学就是很好的例子）。这种诉求倘使在几千年前出现，大概会遇到完全不一样的反映，而在今天大概只能遭到嘲笑。矛盾根源很可能在与知识的分工化，学科化，及职业化上。我对哲学共同体和民哲矛盾的分析也可以拓展到其他领域。甚至是不是可以说，民哲对整个人类的既成认识/知识体系和传统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

至于中国社会是不是特别盛产民哲，则需要经验主义证明；如果证明出来了，答案是肯定的，可以再用一些假说去解释，譬如我之前文章使用的一些功能主义假说。在证明之前，我对此不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