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义互通，又不互为借词，就应该考虑同源的可能性。那么，如果是共同起源的，陕北的“不浪”就不能说是“分音词”了，我认为应该说是“原音词”了，是具有原始语音成分的汉语方言词汇。

听语言学家介绍，六七千年前，东亚大陆有三种语言，南边儿的叫南亚-南岛语，西边儿是藏缅语，北边儿是阿尔泰语，东边儿就是大海了。南边儿上来的人到了东边儿，然后南蛮、西戎、北狄、东夷就聚齐了。

根据分子生物学家制定的《亚洲现代人类迁徙地图》，原始阿尔泰人也是走咱们从非洲走来的路线，到了中国北方的，成了说阿尔泰语的人。一万多年前，这一批说话叽里咕噜的人，从新疆北部阿尔泰山脉出走，西迁的北迁的东迁的，在亚洲北部到东欧广大地区形成了阿尔泰语系。东迁的阿尔泰人到达了蒙古草原和黑龙江流域一带。他们在7000年前打制出好多细小锋利的石器，创造了东亚北方的细石器文化。本来黄土高原也是他们的地盘，被后来的汉藏羌人给赶跑了，往北去了，形成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

把他们从这儿赶走的，是另一拨非洲来的人。这拨人从东南亚往北，从青藏高原东边儿往上，到了中国西部这边儿，成了汉藏羌的祖先。然后又分出一拨往东，成为了原始汉人。到了大概西套那边儿，有了农业，然后人口就开始大量繁衍，然后就有一拨人到了余家沟。

另外还有一拨非洲来的，从南方顺着海边往北走，大概是经过现在的南海，那时候还是陆地。他们的语言分化成了南亚-南岛语系。有一天，西来的藏缅语，南下的阿尔泰语，北上的南岛语，几种多音节的语言，在中原相遇。语言学家李葆嘉先生的文章说，从5000年前到2000年前，在那3000年的时间里，混合出了原始的华夏汉语。那时候的汉语，应该不可避免地带有多音节特征。

美国学者朱学渊先生认为，陕西的秦始皇说的不是汉语。他认为他们是阿尔泰语系的通古斯女真人，说的话属于蒙语。他的研究方法与众不同，但支持了汉语和阿尔泰语系语言具有同源性的认识。早期带有阿尔泰特征的汉语，比较叽里咕噜的那些汉语，曾经又是有复辅音特征的汉语，后来逐渐走向了单音节语言。当然，严格说，那时候那些语言还不能叫“汉语”。

这样，汉语方言双音节形态的“不浪”，就应该是“棒”的原始形态，接近“棒”的远古声音。单音节“棒”，是后来才形成的。但一些地方说汉语的人，一直就说着“不浪”，没有合成“棒”。虽然会有口型舌位等等变化，但稳定地保留着原始语音的成分。所以，我认为是先有“不浪”后来才合成了“棒”，而不是先有“棒”而后分成了“不浪”。这种语言现象不是单音词分音而成，而是原始多音节语言的遗产。因此，我把这种词叫做“原音词”。

我从小说的普通话或北京话里，有个“扒拉”，成天说着：把这儿扒拉一下儿。北京都这么说。《现代汉语词典》里也有。到了陕北后，发现陕北话里的一个“不（bǔ）拉”，意思跟普通话的“扒拉”一样，天每儿说着：把这搭儿不拉给下。这是个陕北话里继承的古人口语，宋代已开始写出来，《五灯会元》里就有了。宋·普济《五灯会元》卷十八《灵隐道枢禅师》：“仙人张果老，骑驴穿市过。但闻蹄拨剌，谁知是纸做？”元《农桑辑要》二《苎麻》：“于畦内用极细梢杖三四根，拨剌令平可。”元·无名氏杂剧《刘弘嫁婢》：“姑夫，我在家里，那一般儿不做？掏火棒儿短，强似手不剌。”宋元时期这个词写成“拨剌”或“不剌。为什么没有固定的字呢？因为它是一个原音词。

还跟蒙语比较，它“涂抹、涂掉、消除”的意思，译音是“布拉赫”，跟陕北的“不拉”音通义同，具有很明显的相似性。跟普通话的“扒拉”也是同样的相似。“不拉“和“扒拉”，如果写固定的字，只能打破一字对一音的习惯，改为一字对两音，写为“扒”，念成“不拉”就是了。“不拉“和“扒拉”是“扒”的原音词。（表三）

表三

在陕北方言的基本词汇中，原音词现象不是个例。比如陕北说：“我走北京也，把二溜扒拦上，一起去来。”这个“扒拦”，也是有音无字，其实它是“伴”，陪伴的伴，就是说二溜伴上一起去。而在蒙语中，作伴者、陪伴者，译音是“巴拉”，这和陕北的“扒拦”，应该是同源的。就像“不浪”是“棒”的原音词、“不拉”是“扒”的原音词一样，“扒拦”是“伴”的原音词。

“扑拢”也是这样，它是“蓬”或“朋”的原音词。蒙语译音“布勒”。宋·洪迈《容斋三笔·切脚语》：“以蓬为勃笼。”宋《广韵》：“五贝曰朋。”这是说一扑拢贝。一群鸟飞起来，陕北会说飞起一扑拢鸟。汉时《说文》提到“朋”是群鸟状：“凤飞，群鸟从以万数，故以为朋党字。”说一扑拢鸟跟着个凤凰飞。

陕北说“这娃娃可愊（biē）咧”，是说过于老实内向。这个“愊”已经不是原音词了。它的原音词什么样儿呢？蒙语“迟钝的、低能的”意思，译音是“必勒”，它和这个“愊”，是一个意思，音也一样，只是还没形成单音。我们从这个“必勒”，可以推出“愊”的原音形态。（表四）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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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陕北说狭窄的地形，是说“喝浪”。那喝浪可迮了。可以用它说街道胡同，也可以用它说峡谷山沟。这喝浪两边都是高石畔。而蒙语译音，峡谷是“浩拉”，跟陕北的“喝浪”同音同义，应该同源。这个词在汉语的单音节变化中，逐渐浓缩成了巷道的“巷（hàng）”。“喝浪”是“巷”的原音词。

更有意思的是，在满语中，峡谷说“霍洛”，也是这个音，口型收一些，也是同源相似。

陕北还说“圪腊”，是裂开的口子。裂开的中间叫“当圪腊”。这个意思的蒙语词译音“昂格拉”、“昂格里亥”，跟陕北的“圪腊”完全相关。陕北这个词也说“喝腊”，声母有“g - h”变化，它对应的汉字应该是“罅（xià-hà）”。蒙汉语言中都有声母的“g - h”变化，比如核桃，陕北说“圪桃”，甚至广州方言、琼州方言中，这类变化也能略见一二。

         陕北有个同音的“圪拉（là）”，拐沟圪拉。是相对于川面而言，有歧视山沟里偏僻贫穷的意思，“那把女子问在个瞎圪拉了，那么背”。而蒙语中“偏僻的”意思，译音是“阿格拉”。（表五）

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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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圐圙”、“胡阑”是著名的陕北话，说圆圈形状的事物。早在宋代就有记载，洪迈《容斋三笔·切脚语》：“圈为屈挛。”之后，元《蒙古秘史》卷二90节“古里延”旁译“圈子”，卷三120节“古列延”旁译“圈子”，都翻译是“圈”。我在朱学渊先生《中国北方诸族的源流》书里看到，16世纪波斯人拉施特主编的《史集》中说：“所谓古列延(kuriyan)是圈子的意思。当某部落驻在某地时，就围成了一个圈子，部落首领处于像中心点那样的圈子中央，这就叫做古列延。在现代，他们（蒙古人）也按这种形式布阵，使敌人和异己无法冲进来。”《蒙古秘史》卷五151节“古列延”旁译“营”，说的就是这种围起来一致对外的圆圈形战阵。所以，“古列延”就是圐圙，现在翻译叫“库伦”。

“圐圙”在元代也曾写做汉字“怯列”，蒙语意思是停放马匹的地方。《元典章》卷四九《刑部·诸盗·强窃盗·旧贼再犯出军》：“怯列里故意一遍偷马的交出军，在先曾做贼，又经第二遍怯列里偷马呵，敲者，商量来，么道，奏呵，那般者，圣旨了也，钦此。”这乱七八糟的汉语里，“怯列”就是马圈的“圈”，和现在陕北话说的“羊圈圐圙”一个意思。

元曲里还有“曲连”。睢景臣著名的《高祖还乡》有“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鸟。”曲连也是怯列、圐圙、圈，现在蒙语说的“库列”。据语言学家介绍，明清以前汉语没有j、q、x声母，q声母差不多是k。所以宋代的“屈挛”，元代的“怯列”、“曲连”，读音差不多都是“圐圙”。“圐圙”即是汉语，也是蒙语，蒙汉同源。

直到《五方元音》那么一本字典的时候，满清在北京建立政权那会儿，坚和根还是同一个声母，牵和堪还是同一个声母，轩和欢还是同一个声母。那《五方元音》的作者叫樊腾凤，明末一秀才，河北邢台人，1644年满清入关时，他40多岁，坚决反抗侵略，联合附近村子几个人，拥戴旁边村儿里一个明朝进士的弟弟赵二疯子当皇上，他自己当军师。可还没起兵，事情泄露了，那明朝进士就把那皇上——他自己的弟弟，给绑到县衙门杀了。一块儿起事的，或者逃跑了，或者被杀了，樊腾凤就藏到了一个地窖里。他在那地窖里一藏三年，居然静下心来写出了《五方元音》这本书。这本书告诉我们，j、q、x，出现得很晚，他那会儿河北还没有呢。

所以说，“圐圙”是“圈”的原音词。陕北的原音词，除“唧溜、角娄”等个别的，变成j、q、x声母的不多。

蒙语牲口圈、栅栏、囚笼的译音是“浩劳列”。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有“拘士系俗兮，攌（huǎn）如囚拘”，是说拘泥于世俗就像把自己关在木栅栏囚笼里。这个攌，是木栅，一圈木栅就是牲口圈，就是囚笼。显然，这个“攌”，便是《高祖还乡》里“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的“胡阑”，也就是“浩劳列”。从古至今，从蒙到汉，它们是同一个词。同样，这个词，满语也接近，去掉后缀，“霍里”实际也是胡阑的音。所以，“胡阑”也即“浩劳”，是环、攌的原音词。口语中始终保留着单字词的双音节读音，就是保留着原始音的成分。 （表六）

陕北话有个“圪崂”，北京话有个“旮旯”。一种说法认为“旮旯”是从“角落”一词分化而成的。但实际上，类似“旮旯”的这种语音，只是继承着原始语言对“角”这个意思的声音表述。这个语音在历史过程中，产生了方言差异，出现了原音的变化，但他们始终是同一个词。当“角”这个字被创造出来时，它大概还不是单音节词，还没有“j”声母，而是以“g”音为首的双音节甚至多音节词，它的读音近似“圪崂”。

随着书写的通俗化，这个双音节词以两个字的方式被记录下来。可能是唐代孔颖达最早把口语中的“圪崂”写做了“角落”。他注疏《礼记》里一个“四角”说：“角落相望，故云四角。”后来不同的地方写了不同的字，读音其实都差不多。宋元时候，识字的人们，把它写作几个不同的“圪崂”：肐落、阁落、圪落。南宋·无名氏戏文《张协状元》十二：“老汉虽然是个村肐落里人，稍通些个人事。”宋·洪迈《容斋三笔·切脚语》：“角为圪落。”元·关汉卿杂剧《玉镜台》四：“你在黑阁落里欺你男儿。”元·王实甫杂剧《西厢记》二·四：“黑阁落甜话儿将人和，请将来着人不快活。”“黑阁落”这个词，我插队时候常听到，男人们爱传说哪个婆姨肯在黑阁落里卖。宋元以后，随着音变，又出现了“旮旯”的写法儿。陕北话呢，大家根据语音，写的是“圪崂”。这个“圪崂”， 还有“旮旯”，其实完全都可以写成“角落”两个字，音义都一样。还有宋元那些写法儿，它们全都跟“角落”是同一个词，它们共同成为“角”的原音形态的词。

疑似蒙汉同源的词，还可以看到不少，例如：种公牛，陕北叫“朴（牛+菐）牛”，蒙语译音“勃哈”。陕北话把“勃哈”这个词用作了定语，就成了“朴（牛+菐）牛”。解大手，大便，陕北说“把”、“把屎”。这方面，蒙语里又有一个词汇群，粪便译音“巴斯”，大便、解大手是“巴赫”，把把之类脏东西是“巴巴”。现在普通话里也管粪便叫“把把”。这个词的汉字书写，最早见于元杂剧《岳飞精忠》：“得了胜的着他帅府里就挂元帅印，输了的都罚去史家胡同吃把把。”这都不像是借词，而像是蒙汉同源的词。（表七）

表七

语言学界已有汉语和阿尔泰语同源的研究，说他们在更早的远古时期分化而成。从它们来源的某种一致性、有一批对应词等等，认为它们有发生学上的关系，可以用来探究语言在这里发生发展的逻辑。不过，我觉得还可以在汉阿同源的思考上，把视野再全景化一些。

比如，陕北管小牛叫“牛不劳”。这个词很奇怪，我们插队时常议论。先是觉得“小”就是“不老”嘛，牛不老就是牛小。可是，为什么没有羊不老、驴不老、鸡不老、狗不老？偏偏就一个牛不老？问村里人，干嘛要叫“牛不劳”？老乡说，谁解下来来，世古就这么叫。到现在，还是这问题：干嘛要叫“牛不劳”？这是哪儿的话？

我说，这是原始话。

在蒙语中，说出生几个月间的小牛，译音“宝劳多拉”，两岁的牛叫“别劳”。元《蒙古秘史》卷三116节“不剌兀”旁译“二岁牛”。它们跟陕北“牛不劳”的“不劳”，是同一个词。当然有的地方蒙语不这么叫，李大同先生插队草原叫牛犊为“头个了”。牛与人类生活非常密切，新石器时候就开始驯化饲养，对小牛的称呼，应该属于语言中的底层词汇。陕北口语里没有“牛不劳”的同义词，所以“牛不劳”应该是陕北汉语方言的一个底层词汇。

牛的最初驯化是在中亚，后来扩展到东方西方，欧亚都有。它们的扩展时间和方向，与阿尔泰人向东西方的扩散相关。那么这个词会是起源于阿尔泰语言吗？汉语里没有“不劳”的对应词汇，陕北会是早期从阿尔泰的蒙语借来的吗？似乎只能这样理解了。

所谓把视野再全景化一些，是说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来观察。比如，四川甘孜的藏语巴塘话里，“牛犊”这个词，说“鼻酪”。非常明显，这也是“不劳”，牛不劳。当看到藏语里这个词时，我忽然感到了一种放飞般自由探寻的可能。（表八）

南方的藏语里居然也有这同一个词，启发我们猜想，“牛不劳”，会不会是经历了阿尔泰语和汉藏语的交汇年代，经历了汉语的发生年代，从那时走到了今天？会不会是因为汉藏语和阿尔泰语有相似的原始类型，才会保留下相似的“牛不劳”？即便没有对应汉字，我们也未必能否定“牛不劳”的汉语身份，未必能否定它作为汉语词汇，与相邻语言的同源性质。或许，汉语、藏语、阿尔泰语言里早期都有的“不劳”，在汉语自己的演进过程中，独自丢失了。但在陕北话里留了下来。

这样的话，陕北保留的，是一个多么珍贵的汉语词汇！还有这样的词吗？和“牛不劳”这个词一起走过千年万年历史的，还有多少原音词呢？这真是一个令人神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