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贫民窟的新生活

寇挥

发表于《山花》2000年第6期

这个地方距离市中心一点都不远，骑自行车也就十几分钟，一共三站路。它的名字叫下斜街。它似乎是长椿街的一部分。它的南口通向的是牛街，向东过宣武门、和平门就到天安门广场了。就在这样一个地段，我租了一间不到六平方米大的房子。我想满好的，对于我一个人来说足够了，不需要更大些的房子。再大房租就不会是二百了，我没有更多的钱付房租。

房子位于一个小胡同的最里头。它是一个小胡同的顶头，到了它那里就再通不到别的地方去了。房主在胡同口安了个铁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院子。这个院子顶多也就八九平方米大的样子。不能称作四合院的，还缺一“合”，聊且叫它“三合院”吧，可它毕竟是个院子，这使它在我的感觉中显得很别致。好像正是我需要的，我便找到了。院子里还有两间房，面积都在二十平方米左右。都空着，房主搬走没有多久，里面还存放着家具什么的，大多都是房主不想再要的。房主有了漂亮的新居，自然也就另外置了大量的新家具。我居住的这间房不是正规的房子，它依附在大房子的北山墙上，是用土坯砌的墙，顶是用牛毛毡盖的。它里面有一个水池子，有自来水管，用水倒很方便。它与厨房相连，叫做厨房的房子几乎不能叫做房子，它的宽度不足一米，长恐怕也没有两米。实际上，我居住的这间才更像厨房。

在我之前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个湖南的女孩，她的名字叫舒珍。她在《北京文学》做录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离开了。我没有想一个女孩都能住我有什么不能住的，我想的是一个女孩住在这里实在也够勇敢的了。我虽然从来没见过她，可我心里还是对她充满了佩服和敬意。想到她在我来到北京之前的那些日子就住在这个小房间里，我的心中有一种非常温馨的感觉。

房主倒大方、慷慨，把柜子、桌子、椅子，还有自行车都无偿叫我使用。房主听说我是个作家，还说读过我的小说，对我当老朋友一样看待。在看房的那天，他一再强调你觉得怎样，如果不觉得屈尊就住在这。我心里想能凑合就行了，我在生活上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能凑合就行。我好像与房主想象中的作家有相当大的距离。作家也有穷富，而且贫富悬殊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我就是这样一个穷作家，我觉得很好，并不感到伤心和自卑。我说挺好的，就住这吧。房主就把大门和房间的钥匙都给我了。我一下子俨然成了这座小院的“主人”。确实有这样的感受。房主几乎不来这里，就我一个人出没。那些日子，我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农民，虽然没有必须耕种的土地，可早晨爬起来就去上班，到晚上六七点回来，一回来就上床睡觉了，一觉睡到次日早晨。或者说我更像一个动物，一只食草动物，白天我出去觅食，晚上回到洞穴睡觉，没有任何社会活动，也不看电视。没有电视机不是原因，有朋友要给我搬一台黑白机叫我凑合着看新闻什么的，我有要。我内心有一个决定，我决意拒绝电视。我内心有一个行动，就是坚决要把电视排除出我的生活，不是说我有多么勤奋，为了写作而不看电视，不是这么回事，我是因为痛恨它而拒绝它的。这种痛恨很难解释。我要好好感受我的新生活。我对我的新生活的态度非常认真，让每一个划过我心灵的瞬间都留下痕迹。

我到北京的第二天是个星期六，我的任务是打扫房间。灰尘几乎网结了房子。灰尘像流苏一样挂在房间里。土墙、砖墁地，纸糊的顶棚，上面可能有木板，木板上面是牛毛毡。地很潮湿，湿黑的水都从地下渗上来了。这是我最感头痛的。别的我都不怕，可是潮湿却像恶魔，得了风湿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只好买了五十元钱的地板革把地面铺了一下。我买的是边角料，是别人裁剩下的，应该便宜些。我想这个房间总可以放心居住了吧，潮气被阻挡到了下面，它想上来残害我的身体不是那么容易了。

我躺在床上，躺下真舒服。这个新居经过我的劳动，总可以安心地躺下了。我浑身放松了，感到了一个人独居的自由，身上没有一点重的压力。旧生活的烦恼和重负都消失不见了。我似乎又回到了十几年前的单身生活时代。下雨了，起初我并不知道是下雨了，我只听到房顶上发出滴滴嗒嗒的声音，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是下雨了。这种声音多么遥远，又是多么熟悉，我有多少年没有听到过这样的雨声了？这种雨声穿过厚厚的岁月，从童年的黄金色中飘过来，唤醒了多少生活的梦想？在我脑海中呈现的是乡村和田野，是活蹦乱跳的大自然的孩子。我感到与天和地接近了，好像融化到了天地之间。我好像回到了部落时代，住在茅草棚里，自从成人以后，住在高大厚重的楼房里，几乎感受不到天地的变化，从来听不到雨点声， 不出门就不会知道外面是阴是晴。有时候早晨走出门，才大吃一惊：下雨了。实际上雨已经下了整整一个晚上了。厚重的钢筋和水泥隔绝开了人与大自然的最亲密的联系，割断了人与天地的脐带。脐带里涌流的热血也被阻断了。热血里有多么丰富的营养啊！

听若雨声，感受着雨声，感到了我的新生活的价值。贫穷和原始也是一种新，没有经历过的都是我所需要的。对的，我就是为了这种需要而到北京来的。已经进入冬季了，而且正好是一个世纪行将就木的最后的日子，我想我在这样的时候进入北京是有特别意义的。至少意义存在于我的心灵深处, 我很看重这种意义。

胡同里居住有七八户人家。从下斜街进入胡同的通道很长，通道的北边是高高的墙壁。墙壁里面是个相当大的单位。这个单位的名称叫做北京市工业有害固体废料管理中心。起初看到它我没有在意，后来一想感到几分恐惧。固体有害废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疑问号。会不会是放射性物质？这使我对租住的这个地方担心起来。看到高墙外紧挨墙壁建筑有房子，而且房子里有人居住，我也就不那么害怕了。既然叫做管理中心，就不可能是废料存储仓库吧。这个胡同里的人在这儿居住的岁月，我是难以想象的，他们既然没有问题，我就不必再担心下去了。我看到墙壁外的房子只有一米五六高，宽度几乎不到一米的样子，觉得它很像我童年时居住的山村里的鸡埘。里面住有老人、中年人、年轻人、女人、男人和孩子。有个老人常常对着那家单位的大门骂街。几乎每天早晨或者晚上我从那里通过的时候，都看见他。我以为他的精神有问题，后来时间长了，判断出他是个精神非常健康的老人。有一次我从他旁边经过，看了看他，他说不是骂你的，请你不要误会。他的口音我判断不出是哪儿的，但我觉得很好听，很亲切。他说他民国时候就住到这啦，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他冲着大门又开始了他的骂街。

通道西边也是墙，由于沿通道建筑了很长一段房子，通道显得很窄小，推辆自行车过去都觉得很困难。房子也只能这种样子建了，它不可能往“胖”里长，就尽量变长变瘦。

胡同里没有厕所。平房里也不可能有厕所，要上厕所必须到大街上去。那儿距离居住的地方起码有二三百米远。我常常着见一些老头拿着马桶坐垫到公共厕所去。公共厕所里有个水泥马桶，老人们把自家缝的坐垫铺到上面，想把水泥的冰冷隔开。天越来越冷了，冬天慢慢深了。风刮得叫人发怵。有个老人碰到我时，几乎每次都说解手哩，好冷啊！还有人端着饭锅来上厕所。他们把锅里的杂物湂水倒掉后，就把饭锅放到厕所里，然后自己蹲到便池上。我想到的不仅仅是北京一般平民百姓的生活，我觉得这个镜头似乎道出了生命的本质意义。生命的本来面目，原来“进” 和“出”就这么近！进和出就是生命。生命不过是些管道而已。那个常常和我打招呼的男人的排泄管道出了问题，他每次排泄起来都是那么痛苦。他双手抓住隔栏，双脚吊到半空中不断地踢蹬着，全身使劲，嘴里发出撕心裂肺的喊声。他说那儿肿啊！生命似平在这个老人的痛苦中显得没有丝毫意义了。

公共厕所好像成了我重要的社交场合，我就是在那里认识和体会北京人的痛苦和欢乐的。回到小院，我就剩下独自一个人了。胡同里的人家，我不认识。我新来乍到，大家都很陌生，也就基本上没有任何交往。房子背后是宣武医院的住院大楼。紧挨房屋有裸巨大的树。我没有认出它是什么树，它的叶子已经落光了。光裸的树枝上流苏一样悬挂着的它的种子。风一吹发出很大的响声。吹落的枯叶和枯枝落满小院，我有意不打扫它们。我觉得这个小院越发有意味了。我觉得我来到的不是现今的北京，好像是上百年前的北京。我感受到的是“土”的北京，不是水泥和钢铁的北京。两者相比，土似乎距离我们更近。不是神话里说我们人是土变的吗？如果我住到楼房里，我就不会有这种感受，我就会失去对于北京的真正的感受。我觉得非常侥幸，生活的无意的安排对我来说具有了不寻常的珍贵的意义，在我的感觉里， 我更愿意居住在一百年前北京的时空中，居住在北京的历史中，做一个不合时宜的人，心里很安慰。

我还想谈谈北京的老鼠。它们就住在我的上面，在我头上面的天棚上。遗憾的是，我一直没有见到它们的面目，我只听见它们在顶棚上面跑动，吵闹，扭打，好不热闹。它们简直是目中无人，把我不当一回事。它们像小孩一样顽皮，爱捣蛋，爱搞恶作剧。它们每次都好像是从远处奔跑回来，然后猛然一跳，落下来，发出的声音使我心惊。有时候它们会踢蹬个不停，好像在拼命地撕咬什么。我真怕它们把顶棚咬穿，无数的岁月的积尘就会落下来，我一想到那个场面就有一种窒息感。我会被岁月的积尘埋没掉。这个时候，我就使劲地拍手，并大声地喊：老鼠！叫人泄气的是，老鼠们根本不理我的茬，继续着它们的热闹。它们该不会知道它们的名字叫老鼠吧！它们可能也不会接受老鼠这个名字。我只好把头用被子蒙起来。我能闻到一种奇怪的味道。我知道一定是老鼠的排泄物的气味。我看着纸棚上的水痕，我思索良久，弄不明白水怎么会跑到房顶上去。有一天，我突然醒悟了。我知道那是什么渗过来形成的。我没有感到过多的恶心，我觉得还是能够忍受的。随着冬天越来越深，老鼠们似乎也冬眠了。后来，它们的活动几乎停止了。我感到糊涂。想老鼠们本该是住在地洞里的，可能是由于寒冷的缘故，它们最终告别了“不胜寒” 的高处。

我用宽胶带把门窗缝除全部贴起来，又用密封条把门板与门框之间的裂隙堵住。我的居室几乎变成一个大密封罐。这里没有暖气，我也不打算生火炉，我准备就这样对付北京的寒冬。我从来没有在北京过过冬天，但我想我能够忍受它的寒冷。寒冷会导致疾病，会叫身体发高烧，高烧就是身体对寒冷的抵抗。我想我的身体有足够能高烧起来的。忍受它的寒冷，是我来到北京的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