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 莲
——与男旦相处的日子


一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火车已从黑夜里冲出，刺破的曙色中，就像拉开了的一块舞台上的幕布，山原、沟壑、窑洞、院落及田野，渐次显现。在山的褶皱里，竟然还沉积着去年的雪，我是刚过了这个年又来陕北的。
车过了延安，两边是并不高大但十分厚实的山梁，进入这传诵已久的黄土高原，人居然都是在平缓的一条并不宽阔也不弯弯折折的沟谷里穿行，走得久了，眼睛就有些疲劳。铁轨从大桥上委蛇而过，河在桥底下，结了坚实的冰，火车的影子就在冰面上哐哐镗镗地跑，像小时候的午后，独自走进一条长长的巷子，那阳光把斜长的影子晃晃悠悠写在墙上。
河边有一排柳，粗倒是不粗，都很壮，树皮是炸裂的，柳沿着岸，在雪地上稳稳地站立，柳树没有繁琐的枝杈，而是被截下来做了它用，或是它根本就长不出繁琐的枝骨，只是一撮撮如铁丝一样的细枝直挺挺的向上展去。冰河融化，柳枝吐芽，这些铁的枝条才伸展出柳的柔软的腰身，鹅黄、淡绿、草青，衬托在蓝得没有一丝杂尘的天空背景下，是满眼土黄之中的轻俏的点缀。
我想到了此行要去见的一位男旦。
就在这沉默血气而又执拗的山的褶皱里，陕北还有一位尽人皆知的“六六旦”，如今已年界八旬。他是家里排行第六的男娃，却一门心思学了旦角。只有在戏曲中才称呼的“旦”，成了他这个民间舞蹈者的艺名，而真正的名姓——李增恒却鲜有人知。一个男人演绎“女人”，六十载的年华里，岁月流逝，一个年轻的山里后生慢慢鬓发斑白，而那个“女人”却依旧是一个活力四射、俊俏而含羞、炽烈而又节制的“小姑娘”。
在陕北节庆日的大型秧歌舞队中，“踢场子”是其中的谐谑曲，是必不可少的小乐章。当人们的情绪从祭神的庄重延伸出来时，当秧歌队在村寨闹完，接近尾声的时候，鲜艳的队伍便围起一个圆场子，一男一女两个角色便会在中间“耍人来疯”似的表演起来，男角叫“挎鼓子”，腰身上有一面小鼓，女角称“包头”，那意思或许就是在头上包上一件装饰像头套、辫子之类，李增恒就是这中间扮演女角的，“六六旦”的名声即由此得来。踢场子多由二人表演，有时也叫“二人场”，是一种小舞蹈，男女对跳，表现年轻人之间爱情的倾诉，眉目传情，有趣生动。李增恒的走碎步、溜圆场，一气呵成，在看得痴迷的乡亲眼前如轻风摆动的柳条滋过水面，像顽皮的孩子眯起一只眼，甩到水面去的一枚石子滑开的波纹，倏倏而起，不仅“二人场”，表演“跑旱船”时“水上漂”的功夫也被四处传诵，响彻塞上，我知道陕北也有着雄奇瑰伟的另一面。
“他比女人还女人，”人们都说，“如果不是演出结束，他卸去头套，你还不一定知道‘她’是男的。”
愈发的传奇！而关于这样传奇的故事从未中断过，就像望不尽的陕北的山梁沟壑，从七八十年代到西安人民大厦的登台，到北京中南海的演出，乃至于在欧洲三国两个月的巡演，一路上，故事就没有停下，一个妖娆内敛的女性，一个执着的男子，始终都是人们目光的汇聚点。
第一次见到这位传说中的男旦，是在榆林市一条大街的深处，榆阳区新明楼街道办事处。榆林的街巷，悠长而狭窄，只容一辆汽车开过，若是对面而来，司机师傅会礼貌的相让。深巷里，即使中午最热的时候，见不到阳光的地方，十分阴冷，地面上结着一块一块的冰溜子，不小心，就会滑倒。人小心的移走，巷子里半掩的木门望进去，是一些机关一类的院子，看着门脸小，但要是跨步进到里头，则很开阔，里面的楼是老早建立的二层、或三层砖混简易楼，办公就在里面，向阳的地方，拉一根长绳，晾晒着衣物，墙角堆着厚厚一堆煤，煤堆顶上残有一点积雪。
楼上的一间屋子里，挤满了人，个个脸上涂着淡彩，指路的人对我们说，这是“夕阳红”歌舞团借这里的会议室排练呢，再过一天，他们要参加市里举办的新年秧歌汇演，老李——六六旦李增恒在里头。
三三两两聚在一处的中老年人，有的在一角化妆，有的在一边舞着扇子，有的穿着演出服，一圈一圈的走，衣着鲜艳，声音喧闹，李增恒就在这里面。半天才看见一堆妇女围着一个人听讲。走过去，在看到这个人，穿绛色大福团花对襟棉上衣，头戴一顶毛绒帽，脖上围一条灰色长围巾，是一位面容清癯的瘦小老头，他笑意盎然的迎过来，额颅上烙有一个暗红的印记。六六旦走过来，先拉住手，仰着头说，这两天身体不舒、感冒了，拔火罐拔了一下，这个印子还没有下去。他笑的时候，唇红齿白，因为要表演，唇间淡淡的抹了一下。
轮到他排练了，本来并不穿正式服装的，第一次在我们面前，他特意从旁边的几个妇人手里寻来了一件绿裙、一件红袄，在一边穿上，裙子有些长。一位大概是乐队的镲手，这时从外面进来，看见他，做亲昵状抱住六六旦的头，热吻一下面颊，喊声李妈，几年不见，这是和他工作在一起的人的习惯。李增恒退休后，住回绥德老家，多年的同事都不在一起了。
喧嚣沉寂下去，鼓声隐隐响起，这里面有很多人很多年都没有看他跳舞了，也有一些还从未见过他跳的人，此刻，一齐屏住气息，围成一场，而我，就这样看着传说中的六六旦出来了。一个年轻的后生跟他伴跳，那后生逗“她”，他则躲躲闪闪羞羞答答扭扭捏捏一步一摇，用手帕挥这后生，用眼睛白这后生，用嘴角上翘引这后生，后生先是试探，再是大胆，一步一步深入。鼓声、唢呐、镲镲，急的时候，“她”碎步密集，犹如积攒着一股爆发的力量，等着那一声鼓点落下，后生和他则眉目相对，“她”又倏忽转开，一个令人沉醉的“闪腰”，眼睛再瞄，再嗔，愈加激发了这后生，那年轻人三步并两步，紧紧尾随，倏的紧紧搂住“她“还”在扭捏的腰肢，手要摸，口要亲，“她”把手帕往空中一扔，落地，音乐戛然，两人似乎都尴尬一楞，后生复又灵省过来，先到达手帕的落地点上，镲镲发出一气儿游丝般的尾音，这声音袅袅婷婷，与闷闷的鼓声相交割在一起，许久，猛的唢呐的欢声，打破宁静，后生得到了姑娘的心许，八十七岁的李增恒仍然轻盈地一跃，顺势而上到后生的怀中……看的人一阵叫好。
我说你年岁这么大了，身体还这么好，他就说今年七十八了，但不敢说老，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九十二了。


二


从榆林市民间艺术团退休后的老李——六六旦李增恒，专意从绥德家里赶上来，参加市里的闹元宵演出。二十多年前，榆林地区成立民间艺术团的时候，李增恒已经55岁，那时候，要把这个踢场子已经享誉全陕北甚至在全国汇演中夺得过第一的农民招进城市，是颇费周折的，但向来重视民间文艺的地区有关部门还是做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举动。那时候，不光是招进李增恒一个人，像他这样在山洼洼里默默开放，有一身艺术本领的好几个庄稼汉一举都成为城里人，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时间把一身的技艺向上提升。
多年以后，当李增恒每每想起来他们一家转为城市户口时，依然心存感动，因为，自那以后，再也没有人看不起“她”和他的家人了。成为专业民间艺术团一员的六六旦，有很多的机会走到更大的舞台里去，他的眼界气象更为广大，而善于钻研的他来说，他的舞蹈更揉进了陕北民间以外的更多的东西。这似乎也是一个启示，反过来讲，当我们考察榆林的民间文化时，它不仅因其封闭而保存许多古老的成分，也因其开放，存留下来自江南、漠北艺术的因子。
陕北这个地方，尤其塞上名城榆林，自古就有开阔的胸怀，汇聚八方。长城从城北面砌起一道隔开战马与耕牛的幕墙，但没有隔开两个方向的人手相牵，站在镇北台上，那边是毛乌素沙漠，这边是黄土高原，从四面汇聚来的守军、民间人员的流徙，使这个地方民情杂糅南北，风习相濡以沫。一位清代的总兵曾这样深情的描述他所任职的延绥地区，“丝竹杂奏，觞酒间行”，虽然在地域上要经受来自漠北的胡马铁风，但在目极远天边际的沟峁崖畔，这里的精神生活却异常丰富而饱涨。同样在一本清代官修的《绥德州志·风俗》中这样记载，正月十五的夜晚，“金吾不禁乡民装男扮女群游街市以阳歌为乐。”
经久不息的“乡民游乐”，在时间的维度上使一切文化的叶茎在黄土里扎下深深的根脉，文献中所谓的“阳歌”，即是后世称呼的“秧歌”，这应是陕北这个地域里最精彩和吸引人的艺术样式。陕北秧歌中，用到的这个鼓，和我耳里听惯了的关中的鼓声，截然不同，它小而繁复，密集如雨，急促不歇，不由得使人想到军阵，想到两军交兵。
陕北，这是我第二次来，我的意识里，这些浑厚的山峁里，撒下的土眉土眼的村庄，它会是秦始皇的军队化整为零，从此深扎在这个枝枝杈杈的沟壑里吗？因为那只所向披靡、统一六国的军队在历史上几乎是一夜之间都不知了去向，他们去了哪里呢？如果不是，那陕北人会是那些已经不知去向的匈奴、羌戎，或者更后一点的西夏、蒙金人吗？是他们与中原在此不休的交兵后，最后都不得不共同选择在这里沉默了吗？
如这个“踢场子”，其样式是否还保留有军人愉悦的的影子？如果把它与中国戏曲发展的环节相钩连，也许会是这样的，“二人场”难道就是戏剧史上和军人密不可分的百戏、角抵的现在式吗？它是参军戏或更确切的说是“踏摇娘”吗？
“二人场”虽然是舞蹈，但在李增恒这里，却和戏曲紧紧相连，其内部还可细分为文、武、丑、群场等多种形式，流传地区亦有细微差别，吴堡、佳县以武场居多，绥德米脂更喜文场。武场子的舞蹈组合基本属于完整的武术套路，群场表演整齐划一、动作一律，几乎承袭了军人的操练和闲暇之娱；文场子带上了男女逗趣的情节，有了戏剧冲突，有了动作与反动作，有了“旦”与“生”这样的戏曲角色的分工，而李增恒为我们后来演到兴处，禁不住又演一出“丑场”，陕北也叫蛮汉蛮婆，更是与“踏摇娘”相类。
隋唐文献中记载的《踏摇娘》还有“相和词”：
和，踏摇娘来！
踏摇娘来！
无独有偶，秧歌的表演中也有“相和”，那就是伞头在表演快要结束的时候，一边摇着伞，一边现编词句演唱，每唱三两句后，则由全体人员，跟唱一句“哎嗨咿呀嗨，”接着是唱他的最后一句“相和”。
这种歌舞戏的表演，正道出了“六六旦”艺名的来历是和戏曲相关的，只有在戏曲中才有“旦”的称谓。而天分就会表演旦角的李增恒，自然会以一个男人身，把女性形象演绎到如此出神入化的境界。
李增恒正是利用了他的先天条件，走上了这一条艺术之路。虽是地地道道的“绥德汉”，但他却个头小，面容清秀，腿是罗圈，走路脚板外扣。当他少年时代，被村人推到秧歌队中，只有穿起大红袄袄绿裙裙的宿命。就像当年名震京城的四川籍男旦魏长生，个子同样的瘦小，他竟然踩着高跷率领秦腔戏班独步数年，他之所以在舞台上踩极小的高跷，就如同今天女性穿上的高跟鞋，使自己——一个男人的身段更具有女性的婀娜。这是李增恒那副向外撇的脚板给他带来的别人难以企及的先天条件，这副脚板和魏老板的高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是他舞蹈中堪称绝版功夫“水上漂”的秘密。
在榆林宾馆二楼的茶座里，他的儿子李宏勇对我讲，他父亲之所以还被称作“水上漂”，倒不是因为他踢的场子，而是表演的秧歌舞《水船》。他演的船家姑娘，托起二三十斤的“船”，沿着场子溜边，动作一气呵成，他走过来时，看的人就聚精会神的瞅那船底，船下面看不到他的脚，看到的是船身彩色布围子上垂下的流苏在微微的尘屑上踏着韵律摆动，好似木扎的船真在水里“漂”浮起来。
但先天的条件并不是他走到今天的唯一因素，李增恒迷恋于“舞旦”，在山村几乎被唾弃的角落里，执拗地超越着来自他人以及自我心理上的纠缠与磨砺。他不但“巧”，而且“勤恳”，村路上，他瞄上看戏归来的女子，贼一样的哧溜在后面，学着人家的腰肢扭来扭去；娶了婆姨，下了田，舞起锄头扭动着；婆姨吩咐到沟边打水，他挑上桶，一路比划着一个动作，回家时，从家门前走过去，那个动作还在继续，桶是空的，倚门的婆姨已是愤怒的去院中找笤帚；开通的母亲，默允了儿子装扮女人，又暗中不懈的鼓励，但直到她合眼的时候，儿子还远在西安的舞台上，为更多的人带去欢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