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四维时空座标读解河图洛书的旋转

 

作为爱因斯坦的老师，闵可夫斯基虽然没有他的学生那么著名，但他创立的四维时空座标，其恢宏深邃却绝对不下于相对论。虽然这个座标是和相对论是互相印证的，但要真正读懂这个座标，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便睿智如爱因斯坦，也没有完全读懂座标中的时间维度。否则，爱因斯坦晚年就不会那么执着于他的统一场论。那样的执着，就像黑格尔痴迷于完成绝对精神体系一样，也像当年的伏羲看着河图却画出了八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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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仔细观察一下图4的闵可夫斯基四维时空座标，不难发现，与河图洛书方程式的异曲同工。倘若从河图的图像上，还看不出与四维时空座标的明显相似，那么洛书的图像却几乎是这个座标的别一种表达。只消把右上角的2和左上角的4分别向中央的5作联接，再将右下角的6和左下角的8向中央的5作联接，那么就得到了两个相交的圆锥体。上圆锥的直径为9，下圆锥的直径为1。上下两个圆锥体的直径相加则是10。更有意思的是，倘若将右上角的2和右下角的6分别向中央的5作联接，再将左上角的4和左下角的8分别向中央的5作联接，那么又可以得到另外一对顶部相交的圆锥，左面的圆锥直径为3，右面的圆锥直径为7，左右两个圆锥的直径相加也是10。这就是说，在四维时空座标里呈现的两个光锥，同样呈现在洛书里。区别在于，时空座标是立体的图示以上下两个光锥表达了四维时空，而洛书则是在一个平面上以上下左右四个圆锥表达了四维时空。倘若对这两种不同的图示却在表达相同的意思有所困惑，那么再看一看洛伦兹变换的图示，就一目了然了。

 

 

（图5，见附件）

 

洛伦兹(Lorentz_transform_of_world_line)变换几乎是河图的某种翻版，同样也是在一个平面上呈示四个圆锥。或者说，将一个四维的时空，放在一个平面上呈示。但令人激动的是，轴心的时间，不再是河图洛书那样的五个圆点，也不是时空座标里的一根假设线，而是一条不断变换着的曲线；生动，美丽，如同一幅抽象画，又像一支舞蹈着的芦苇。从洛伦兹变换的图示上，可以想见时空座标所蕴含的实际内涵，更可以想象河图洛书所昭示着的高维时空，是如何的丰富和浩瀚。

 

读一下有关洛伦兹变换解说词，更能够体味出四维的时空，如何的壮观；也更可以明白，时空座标的意味；从而更清楚地看出河图洛书是一个什么样的宇宙方程式：

 

沿着快速加速的观察者的世界线来看的时空。竖直方向表示时间。水平方向表示距离，虚划线是观察者的时空轨迹（“世界线”）。图的下四分之一表示观察者可以看到的事件。上四分之一表示光锥- 将可以看到观察者的事件点。小点是时空中的任意的事件。

 

世界线的斜率（从竖直方向的偏离）给出了相对于观察者的速度。注意看时空的图像随着观察者加速时的变化……

 

这二条解说词，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转注给时空座标和河图洛书。那条被称为“世界线”的时间轴，在座标里是明确标出的，而在河图洛书里则是由如如不动的5个圆点显示出来的。由此也可以明白，为什么河图里从1到4、从6到9的八个数字，到了洛书里全部移动了位置，偏偏中央的5始终不动。因为这是一根时间之轴，一条以此标示出观察者的时空轨迹，被称之为“世界线”。

“世界线”虽然随着时空的变换而不断移动，弯曲，但其所据中央的位置却是始终如一的。因为这个位置是不能动的。这个位置一动，就意味着观察者不存在了，也意味着时间消失了。这也就是说，即便是从假设的角度，假设中央5个圆点的位置是可以任意变动的，这样的假设也都是无法成立的。因为这整个的座标、整个的变换、整个的方程，正是因为位据中央的时间轴和以五个圆点为标记的“ 世界线”的存在，才有了意义，才得以成立的。可是，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几乎遭到十九、二十世纪所有现代物理学大师的忽略。倒是二十世纪的一位哲学家，无意当中作了朦胧而具有洞见性的阐说。那位哲学家写的一本著名论著叫做，《存在与时间》。

 

在详细论说存在与时间，时间与空间的关系之前，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在洛伦兹变换、四维时空座标和河图洛书之间，有一种互相印证互相解释的关系。或者说，这三者是同一个宇宙方程式的不同表达和不同标示，也是同一个宇宙奥秘的不同揭秘途径。没有洛伦兹变换，无法明白时空座标和河图洛书是如何运行如何旋转的。而没有时空座标和河图洛书，又无法解读洛伦兹转换究竟意味着什么。

 

说来有趣，无论是洛伦兹，还是闵可夫斯，或者是爱因斯坦，及至所有现代物理学具有开创性的大师，绝对不会想到，早在他们发现宇宙这一时空奥秘之前数千年，古代中国人早就通过对一匹龙马和一只乌龟，与四维时空不期而遇。遗憾的只是，当时的中国人，却没能读解。更为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人，不知怎么会画出一套八卦，作为对那个宇宙方程式的解读结果。

 

比较一下八卦图式和河图洛书、时空座标、洛伦兹变换，可以一目了然地发现一个最为根本的事实，也是《易经》最为致命的盲点：无论是伏羲还是姬昌，以及后来所有的易学大师，全都茫然无知于中央那五个圆点的意味，从而完全忽略了时间轴的存在，进而根本不懂得观察者的不可或缺。

 

先看伏羲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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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也许是注意到了河图中的最大数字为9，所以伏羲的八卦将每一组面对面的数字相加都指向9，从垂直的3加6，到水平的1加8，再到风雷二卦的4加5，山泽二卦的2加7。为了让这些数字的相加全都取得9的圆满，1234是逆时针排列，5678是顺时针排列。按照《易经》的解释，这叫做：天道左旋，地道右旋。然而，不管是左旋还是右旋，不管是天道还是地道，全都没有轴心。就算假设轴心是各组数字相加所得到的9，也因为中央的空白而始终缺席。也许易学大师们会认为，这八卦将天地日月风雷山泽排列得极为妥帖。他们只是不曾想到过，关键的空缺在于，没有时间。或者说，时间，是缺席的，时间在八卦图式里只是一片空白。虽说在欧几里德式的几何空间里，没有时间的空间也是成立的。但那只是一个假设的几何空间。因为在真实的宇宙空间里，或者在现实的生命空间里，时间是不能缺席的。

 

时间的缺席，同样也是姬昌那个后天八卦的致命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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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也许是姬昌注意到了河图洛书中央的五个圆点是不可忽略的，又发现了洛书中四个对角的数字相加，都是等于10的秘密。于是，姬昌对伏羲的八卦作了一番修改。首先，为了与河图洛书保持一致，他把5移回到中央。其次，为了让对面的数字相加等于10，他将八个卦像的位置，作了精心的调动。那样的调动精心到了，连乾坤两卦的相对位置都被毅然打破了。也就是说，在姬昌的后天八卦里，天和地是不对应的。然而，即便如此，姬昌也没能发现5的秘密。他把5请回中央，却并没有领悟5的意味究竟是什么。他把数字相加为9改成相加为10，却并没有明白河图洛书里的数字之所以会发生移动，是因为旋转，而不是出于相加得到同一个数字。由于这二个致命的盲点，导致姬昌把5放到中央之后，完全不管5的意味和5的所指，从而使每组相加的数字，全都心照不宣地跳过了5。也就是说，姬昌白白浪费了把5移回到中央的聪明，让5变成一个不知所措的“虚君”，稀里糊涂地站在天地当中。

 

顺便说一下，不无搞笑的是，不知是不是为了维护西伯侯姬昌的脸面，后人竟然如此解说姬昌对先天八卦的修改：“一个数与对面的数相加都成为十，也就是说，与对面合成为十。由这里使我们想到，佛教合十的神妙意义，如果引用到医理方面，似乎是表示，保持均衡的重要，能保持均衡才是健康。”（见诸南怀谨《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如此列举，并非唐突他人。实在是感慨系之。倘若说中国文化的文明化历史为何长期不见长进，那么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一些文化大师总是能够把十分荒唐的事情，说得十分圆润，从而听上去理直气壮。姬昌当年制作所谓的后天八卦，也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么一改，看上去十分圆满。而且，后人还会把误读了河图洛书的《易经》八卦，作如此高深莫测的解释：“先天八卦所讲的，是宇宙未形成物质世界时之物理法则。后天八卦所讲的，是物质世界形成后太阳系的物理法则。”（同上）这两个八卦被说得，听上去就像是上帝一样。因为只有上帝才知道，什么叫做宇宙未形成物质世界时的物理法则。

 

相比之下，宋人邵康节无疑要踏实得多。他认真研究了河图和八卦的那些数字关系，在那本著名的《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里，如此开宗明义地写道：

 

河图天地全数第一
天数五，地数五，和而为十，数之全也。天以一而变四，地以一而变四。四者有体也，而其一者无体也，是谓有无之极也。
天之体数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
地之体数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
是故无体之一以况自然也，不用之一以况道也，用之者三以况天地人也。易有真数，三而已。
参天者三三而九，两地者倍三而六。参天两地而倚数，非天地之正数也。倚者，拟也。拟天地正数而生也。易之大衍何？数也，圣人之倚数也。

 

邵康节仿佛是中国的毕达哥拉斯。可惜的是，他不是几何空间的开拓者，而是《易经》八卦的承继者。缘于这样的文化渊源，邵康节没有成为一位宇宙奥秘的探寻者，而是难以免俗地成了一个命运演变的卜测者和推算者。邵康节虽然看出，“易之大衍何？数也，圣人之倚数也。”但他并没有由此开创出中国的数学体系，而是把数之大，作了道之小的努力，最后做成的是术数。正如西方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致力于对自然空间和宇宙空间的探秘，而中国的易学大师们，却只想知道过去未来的运气如何。一个跳入空间拳打脚踢，一个枕着时间胡思乱想。前者沿着时间开创出了现代文明，后者想了几千年依然原地打转。直到人家进入了电子计算机时代，中国人依然停留在算命看风水的文化上。

 

应该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必须以文明化来证实其文化活力的，比如印度文化、印第安文化、玛雅文化，都没有物化，都没有文明化；但也必须承认，西方文化的文明化又确实使时间展开了生命的历程。达尔文的进化论，固然是对生命在时间维度上次弟开展的误解和夸大。但从蒸汽机到电子计算机的文明历程，确实给世界带来了无可否认的改观。从河图洛书里看到的西方文化，中央的5是转动不已的，生生不息的。而在河图洛书里看出的中国文化，中央的5却被封死在僵化的专制空间里。假如用油井作比方，人家的油井是活的，而被八卦围住的，却是一口打不出油的死井。

 

其实，真要说到对过去未来的认知，倒也并非不能成为一门科学。因为不仅空间是弯曲的，时间，也同样是弯曲的。时间的这种弯曲性，倘若在四维时空座标里还没有标识得十分清楚，那么在洛伦兹变换图示里，却是显示得明明白白的。也正是时间的这种弯曲性，使对过去未来的推算，成为可能。就此而言，邵康节的有关推演，确实是成立的。而且，有关过去的推演，会比有关未来的推演更准确。因为对于已经发生的历史，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对应性。但对于未来尚未发生的事情，却只能说一个大概而已。从洛伦兹转换的图示上，可以看到那条观察者曲线，是在时时刻刻地变动的。那些个任意事件，随时可能影响其运行的轨迹。从这个意义说，历史的确是偶然的。一件看上去微不足道的小事，可能改变整个历史行程。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确实如此。

 

假如有两个人坐在酒吧里喝酒，一个对另一个说，在不知多少年以后，我们这么坐着喝酒的情形，又会重复一次。另一个人听了，是应该相信呢，还是不相信？答案似乎是两难的，也好像是两可的。因为按照时间的弯曲原理来说，同样的情形，确实还会重复。这就是所谓的必然性。但按照以时间为轴心的观察者的运行轨迹，又很难预料，时间的弯曲会受到什么事件的影响。因为小小一粒沙子，都可能使时间的轨迹相差十万八千里。这叫做难以预料的偶然性。

 

正如同样的情形完全可能重复，是从必然性和逻辑性的意义上来推演的；同样的情形可能很难重复，则是从偶然性和历史性的意义上来断定的。以往的哲学家为什么总是醉心于必然性和逻辑性，因为那样比较容易编织概念游戏，从而比较省事地从这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相反，偶然性却很难把握。倘若在概念游戏中掺入过多的偶然性因素，那么无论是哲学还是历史学，都会陷入难以动弹的窘境。无奈事实上，历史却总是受着偶然性的影响，就像洛伦兹变换中所显示的那样。这经常让会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有些尴尬，却并不影响他们乐此不疲地从中寻找必然性和逻辑性。

 

不过，西方的哲学家、历史家学、尤其是思想家，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十分注重必然性，但一直没有排除偶然性。越进入晚近时期，他们越注意到偶然性的重要和不可忽略。因此，西方文化没有像中国文化那样始终躺在对空间的冥想上，而是在时间维度上生生不息地朝着未来奔跑。西方文化因此能够抓住每一个偶然，每个一瞬间，从而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自己的历史。

 

中国文化因为八卦的僵硬模式，只知道猜测和推算必然性是什么，从来不关注偶然性。既然天底下一切事情都是必然的，命中注定的，那么任何努力都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人的满足，从伏羲画出八卦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当伏羲八卦把天地之间的一切，都在八个卦像里安排得妥妥贴贴的时候，中国文化的活力就开始萎缩了。卦图中央的时间缺如，既是观察者的缺席，也是个人作为生命主体的缺席。伏羲八卦所注重的，不是人的生命，不是生命的个体，而是无视个体生命的天地秩序。正是这种对生命对个体的忽视，致使后人会认定：宇宙未形成物质世界时，就已经有了物理法则。这句话的潜台词和潜意识，来自《易经》八卦里的个体空缺、生命空缺和时间空缺。从逻辑上说，既然没有生命没有时间的天地是可以成立的，那么宇宙在未形成物质世界时当然也可以具有物理法则。不以偶然性为然的思维方式，就会是如此武断的。

 

偶然性与个体生命的相关性，在于自由。自由，是生命的本真内涵。一个注重偶然性的文化，自然而然会注重个体生命，从而注重个体的自由和生命因为自由而得以实现的创造。从洛伦兹变换中想见四维时空座标的旋转、再想见河图洛书的旋转时，由此发现的并不是宇宙的什么秩序，而是影响着旋转的那些个偶然事件，以及诸多的偶然性之于时间的作用。牛顿所说的上帝给出的第一推动，是无法证明的。但无数偶然事件之于时间和生命的影响，却应该是一目了然的。面对偶然性的时间，是充满活力的时间。面对偶然性的生命，则是自由的生命。在河图洛书的旋转中，自由就像偶然性一样，洋溢其中。

 

但伏羲没有从中读出自由。姬昌更没有想到，自由和时间一样，是如何的不可或缺。他们不知道在那些个数字排列当中，还蕴含着如此深刻的意味。作为宇宙方程式的河图洛书，就像浩瀚的时空一样，说要有生命，就会有生命。也就是说，用生命的眼光去阅读，就会从中读出生命的涵义。相反，用建立什么秩序的心态去阅读，就会画出秩序，从而远离生命，远离自由，远离时间。从伏羲到姬昌，从姬昌到今天，中国人的思维，始终停留在伏羲画八卦的那一刻。时间因此而停滞，久久地停滞。读不出时间，就会得到时间停止的报应。读不出自由，只好丧失自由。读不出偶然性，永远做着必然性的奴隶。

 

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改变中国的历史，要改变中国文化的现状，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事情。那就是，让河图洛书旋转起来，像四维时空座标一样地旋转，像洛伦兹变换那样的生生不息。忽略偶然性的中国人，丧失时间、丧失自由，已经太久太久。那样的丧失，导致中国人的全部努力都只是生存的努力，求生的努力。做惯了必然性的奴隶，中国人忘记了存在是什么。宇宙的意义并不是因为生存才成立的，而是因为存在才显示的。假如仅仅是生存，就连人的直立都是多余的。人能够直立，不是因为生存的努力（比如像有些人说的那样，直立是拜劳动所赐），而是因为人天然具有存在的本能，天然具有时间的维度。假如明白了这样的道理，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现，河图洛书中央的那个位置，其实就是人的位置。这个位置在洛伦兹变换中，被称之为观察者的位置；在闵可夫斯基的四维时空座标中，被标识为时间之维度；而在河图洛书里，被标画为如如不动的中央之五。四周的任何一个数字，都必须经过五，才会有意味。换句话说，所有的位置和所有的移动，都离不开五。五是观察者，五是时间轴，五是具有自由意味的存在。因此五是既不能除却，也不能跳过的。而这正好就是伏羲和姬昌所犯下的致命错误：伏羲除却五，姬昌跳过了五。

 

假如能够读出相对于空间的时间意味，那么二进制的演算方式，也可以在四维时空座标里成立。历史上第一篇关于二进位制的文章，是莱布尼茨于1703年，在《皇家科学纪录》上发表的，题为《二进制算术的解说》，副标题为“它只用0和1，并论述其用途以及伏羲氏所使用的古代中国数字的意义”。莱布尼茨用1表示上帝，用0表示虚无。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所有的实物，恰如在数学中，可以用1和0表示所有的数。

 

莱布尼茨发现二进制的时候，人们还不知道四维时空。从四维时空的座标来看二进位制，那么0就不是虚无，而是空间；而1也就不是上帝，而是时间。当空间没有时间的时候，空间是不存在的。空间的存在，是由时间来赋予的。假如可以将没有时间的空间叫做虚无，那么把空间从虚无中救出来的，却不是上帝，而是时间。所谓上帝，是一种特殊意义上的空间。上帝的存在与空间的存在具有相同的性质，必须由时间来证明。因为上帝是没有时间的。上帝必须通过有时间的生命个体，昭示出来。假如时间停止了，那么上帝就像空间一样，消失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确实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所作的一个补充。但问题在于，萨特并不知道，什么叫做虚无。所谓虚无，其实就是没有时间的空间，或者也可以说，没有子民的上帝。所谓存在，本质上是由时间来标画的。假如用电脑的开关作比方，那么1是开，0是关。在关的状态里，电脑等于0，也就是说，是不存在的。电脑必须打开，才进入存在状态。电脑的使用者，1，就好比是四维时空的观察者。正如不能想像没有观察者的时空，同样也不能想像没有使用者的电脑。没有使用者的电脑，等于是不存在的。没有观察者的时空，也同样不成立。由此可见，时间，是存在的前提。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是不能假设为0的，虽然在上帝眼里，时间就是0。在上帝眼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时间。在上帝眼里，时间仿佛是人为的杜撰。但对于任何一个生命个体来说，时间都非常真实，真实到了不能没有时间。因为存在是在时间的向度上敞开的。没有时间，就意味着没有生命。生命在于时间，一如上帝在于信仰。二进位制基此可以把整个宇宙方程式，简化为时间和空间的转换。就好比爱因斯坦发现质量和能量因为速度而产生变换，从而得出了那个著名的质能转换公式：mc²=E，时间和空间也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存在在时间维度上“加速”到一定的程度，就进入了永恒，转化为空间意义上的存在。比如许多不杇的艺术作品，就像上帝一样，成了永恒。反过来说，空间意义的存在，一旦进入了时间维度，也会变成时间意义上的存在。比如上帝或者神明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便是这样的转换。至于天地之间的所有生物，也都在这样的转换之中。一如《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感叹：斯园斯花斯柳斯人，最后都是过眼烟云罢了。

 

有关时间空间的这种互相转换，老子在《道德经》里以宇宙发生论的方式，作了如此论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司马光对此解释说：“道生一，自无出有；一生二，分阴为阳；二生三，阴阳交而生和；三生万物，和气合而生万物。”假如用时间空间的二进位制，来解释老子和司马光的论说，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一乃时间。时间的产生，使空间获得了意义，时间空间为二。时空合而为三，由此万物生焉。假如硬要以阴阳来解说，那么时间是看不见的，当属阴；而空间是可见的，当属阳。然而，《易经》对此的解说却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故法象莫大乎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这里的太极，与老子所说的道，有着微妙而失之千里的差别。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道生一，一是时间。而这在《易经》里，太极却一下子生出两仪，好比上帝同时生出时间空间，或者上帝同时造出天和地。由于是两仪，而不是一，因此时间的维度其实是被忽略的，从而不存在的。时间要么和空间同时被上帝给扔出来，要么就被存放在上帝的口袋里。在一个用二进位制来解说的宇宙发生论里，一的位置，也就是时间的位置，是不可忽略的，也是不可跳过的。太极生两仪的说法，与姬昌在后天八卦的图式里跳过中央之五的做法，完全雷同。由此可见，《易经》实际上从八卦的划定开始，已经形成了固定僵化的思维模式。也是因为如此僵化的思维，才会如此固执地认定：法象莫大乎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以地球的眼光归纳宇宙的时空，与井底之蛙描述天空，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