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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扬有过纳粹身份 但不能抹杀其在音乐上的贡献

(2013-07-16 10:02:12)
标签:

希腊

声誉

优越性

提琴

卡拉扬的纳粹身份之谜

2012-07-16 14:53:53
摘自:《卡拉扬传》 (美)罗杰·佛汗著 杨荣鑫译 

    卡拉扬作为指挥首先在德国小镇乌尔姆登台,很快就斩露出非凡的才华。正当他干得起劲时,歌剧院经理却不想与他继续签合同。虽然他非常赏识卡拉扬的才华,但认为乌尔姆确实太小,对卡拉扬今后的发展不利,因此他建议卡拉扬到别的地方去发展。

    卡拉扬于是去了柏林,但当时柏林人才济济,象他这样来自一个小歌剧院的籍籍无名的年轻指挥根本找不到合适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卡拉扬认识了亚琛的剧院经理,被邀请去那里指挥一次排练。卡拉扬排练了《菲德里奥》, 9 月份演出结束后,卡拉扬就被任命为亚琛的音乐制导。后来卡拉扬在亚琛迅速崛起,成为德国小有名气的年轻指挥家。 1935 年初,他取代亚琛的音乐总监拉贝,成为德国当时最年轻的音乐总监(二十七岁)。
卡拉扬有过纳粹身份 <wbr>但不能抹杀其在音乐上的贡献  
    拉贝失去了亚琛音乐总监职位,但他随后就任第三帝国文化局音乐处处长,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兼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无论别人怎么争辩,认为不应把艺术和政治扯在一起,戈培尔的态度却非常鲜明。他就任时就宣布:“文化,是第三帝国的宣传工具。”

    据卡拉扬讲,正是那时他受到了参加纳粹党的压力。“我原来不是党员”,他说,“在亚琛歌剧院当音乐指导时,我在政治上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是到了签订就任音乐总监的合同时,我的秘书来告诉我,亚琛纳粹党部的头儿已放下话来,说我的合同难以通过:被提名当音乐总监的人居然不是党员!”

   “跟你说,对这个问题我是这么做比较的。我特别爱滑雪。我的陪同是一位奥地利向导,无论去哪儿滑雪我都带着他。有一回我们去瑞士的一座山,到那儿后人家却告诉我,除非加入当地的瑞士登山俱乐部,雇佣瑞士向导,否则不准在该山滑雪。我想在那儿滑雪,所以我说管他妈的什么条件都无所谓,于是我买了个会员资格并雇了个瑞士向导。对我来说,参加纳粹党也跟这事一样是迫于无奈。”

   “摆在我面前的那张入纳粹党申请等于是一道门槛,跨过它就意味着可以得到无限的权力和对乐团的资助,我就可以无拘无束地指挥音乐会,还有旅行演出,可以有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我就快活得如登天堂。条件则是必须入党,还有不时地为党员们来一场演出。于是我说管他妈的什么条件都无所谓,并在申请上签了字。可叹的是从此人们便说:‘你当然是个纳粹。’”
卡拉扬有过纳粹身份 <wbr>但不能抹杀其在音乐上的贡献
 
   卡拉扬当时认识了一位英国朋友,当时英国驻苏黎士的外交官埃奇·莱斯利( Edge Leslie )。卡拉扬曾对他说:“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能得到亚琛那份工作。”他回忆说:“卡拉扬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一点我们必须理解。有一次我在他的公寓接他出来吃饭,他外出散步去了,留了个字条叫我等他。他房间摆的都是些宗教方面的书籍,有些段落划了线,页边空白处还有他潦草的字迹做的批注。他回来后我问他为什么读这些东西,他对我说:上帝的存在是事实,有无数的迹象可资证明,而不在于人们心诚与否。莫扎特还是个孩子时就写出了交响曲。那可跟遗传挨不上边。卡拉扬说。唯一的解释是:造物主选择了某些人执行他的命令,为这个丑陋的世界创造美。‘我被赋予了特殊的工具,’卡拉扬对我说,‘特出的才能。我从不怀疑我的才能是造物主的赐予。我的责任就是让它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我立志要创造尽可能完美的音乐并把它奉献给尽可能多的人。我要把音乐般上银幕。’”

   “批评家把卡拉扬称作自负的神,”莱斯利说,“而卡拉扬则会说我是上帝的工具。他在执行使命时是无情的。他对我讲过:‘我做过一些糟糕的事。’但解释说是为了完成使命不得已而为之的。”

    关于卡拉扬的入党日期,现在找到的文件跟卡拉扬的说法相左。 1957 年,保罗·莫尔发表了一篇关于卡拉扬的文章中,名字叫做《投机者》。文章写到:“赫伯特·冯·卡拉扬加入纳粹党不是在亚琛而是在萨尔茨堡,也不是迫于压力于 1934 年加入的。其入党时间是 1933 年 4 月 8 日,是在希特勒上台仅仅两个月零八天之后。他的党员登记卡编号是 1-607525 。他交纳了当月的党费,但四月底他回德国去了,加上他没有领取党员登记卡,就造成了档案管理上的一点麻烦。但回到乌尔姆后,他于 1933 年 5 月 1 日把情况讲清并重新作了登记,领取了编号为 3-430914 的党员登记卡。这些事实都记载在纳粹党的“名人档案”中,存于美国驻柏林外交使团档案中心,看来要比赫伯特·冯·卡拉扬本人的回忆更为可信。”

     25 年后,德国音乐研究家弗雷德·普里伯格( Fred Prieberg )在其著作《纳粹执政的德国音乐》中重又披露了有关文件,证明卡拉扬“双重登记”参加纳粹党一事,所提入党日期以及党证编号均于莫尔 1959 年的发现相符。
卡拉扬有过纳粹身份 <wbr>但不能抹杀其在音乐上的贡献 
      对于普里伯格将他从柏林档案中心弄到的文件公诸于众,卡拉扬迅即作出了愤怒的反应。“简直是捏造,我根本就不屑谈论此事。荒谬透顶,普里伯格写这种玩意不过是为了赚钱。”

    几个月后,我亲自到柏林档案中心弄到了那些文件,包括那两份党员登记卡的复印件。在阿尼夫大师的家里,我把这些东西拿给他看。他首先问了我怎样弄到的,并对这种东西居然可以随便外传表示气愤。然后他接过文件,用警觉而好奇的目光凝视片刻,再把它们拿到灯下以便看得更清楚。“哪儿有我的签名?”细查了几秒钟后他问,“这些东西并无签名,看见吗?”我问他是何看法,他耸耸肩,瞅着我道:“全是假的。”(纳粹的党员登记卡本无签名,是由党的官员填写的。)

    奇怪的是,纳粹文件本身也发现一些跟卡拉扬的说法相矛盾的记载。柏林档案中心的档案中有一些纳粹党部及分部的往来信函,讨论的都是一个专门话题:卡拉扬的入党时间。要确定这些信函往来始于何人、是谁最先提出要求或者说提出询问从而使官僚机器忙乎起来是不可能的,但从存留的几封信就可以看出,其内容是相连贯的:

—— 1939 年 1 月 5 日,纳粹党莱尼里总部致函奥地利纳粹党财政部,内容是关于卡拉扬的党员资格问题。信中称卡拉扬明显地两次入党: 1939 年 4 月 8 日在萨尔茨堡(编号 1-607525 ),再次登记(未有住址变更的报告)时间为 1933 年 5 月 1 日,在乌尔姆。信中询问 4 月 8 日的“临时”党员资格是否算数。

—— 1939 年 2 月 4 日,纳粹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党代表致信慕尼黑纳粹党财政负责人,称卡拉扬 4 月 8 日的入党申请有效与否应由萨尔茨堡党部认定。

—— 1939 年 2 月 4 日,(应是)纳粹维也纳代表致信萨尔茨堡纳粹党部财政负责人,要求对上述问题作出认定。

—— 1939 年 5 月 15 日,萨尔茨堡“新城市”小组致萨尔茨堡纳粹党财政负责人。小组负责人称他曾找党员赫伯特·克莱因( Herbert Klein )谈过,卡拉扬入党是克莱因签署的,还收了五个先令的手续费。克莱因说,他给卡拉扬开具了一张收据,并将材料存入了萨尔茨堡的纳粹党党员招收工作办公室。纳粹党被禁后,卡拉扬去了德国。克莱因说,从那以后他再未听到过卡拉扬的消息,并说他相信卡拉扬从未在奥地利交过党费。克莱因愿意作为证人澄清事实。(此件抄送慕尼黑)

—— 1939 年 7 月 7 日,慕尼黑党总部发函给科隆 - 亚琛的纳粹财务负责人,宣告由于卡拉扬未寄交党费,其 1933 年 4 月 8 日登记的党员资格无效,宣告 1933 年 5 月 1 日的登记有效。转去卡拉扬的党员证请交其本人。

—— 1942 年 12 月 12 日,帝国高层领导人施奈德( Schneider )致函柏林帝国总理府,确定卡拉扬入党的正式日期为 1933 年 5 月 1 日,其党员登记号为 3-430914 ,其党证已于 1939 年 7 月 13 日办妥。

    就这样,一方面是有文件为证:是从纳粹仓皇溃逃时遗留下来的堆积如山的、错综复杂又残缺不全的文件材料中节选出来并经过核实的。另一方面则是卡拉扬的断然否认。既然卡拉扬从来不隐瞒自己曾加入纳粹这一事实,那么为何在入党日期这个看起来就像没有了枪栓的枪一样无甚意义的小事上坚持自己的说法呢?我们只能这样推测:这涉及一个入党动机的问题。卡拉扬坚持说他是 1935 年入党的,就可证明他入党是为了保住职位,这条理由是较易为人们所理解并接受的。但若入党时间是在 1933 年 4 月或 5 月,亦即在希特勒上台刚刚一、两个月时,那就显得对希特勒及其政治计划多少有点热情、有点支持了。这就不那么容易为人理解了。

 

新京报:卡拉扬不光彩的一面 曾经加入纳粹党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4月02日15:52  新京报
新京报:卡拉扬不光彩的一面曾经加入纳粹党
卡拉扬有过纳粹身份 <wbr>但不能抹杀其在音乐上的贡献
卡拉扬曾经加入纳粹党,善于捕捉机会,是他将柏林爱乐乐团带向高峰 

新京报:卡拉扬不光彩的一面曾经加入纳粹党
卡拉扬有过纳粹身份 <wbr>但不能抹杀其在音乐上的贡献
时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的威廉·富尔特文格勒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与纳粹高层保持交往,但拒绝行纳粹礼

新京报:卡拉扬不光彩的一面曾经加入纳粹党
卡拉扬有过纳粹身份 <wbr>但不能抹杀其在音乐上的贡献
卡拉扬在1955年执掌柏林爱乐

  一百多年以来,德国柏林爱乐乐团以其卓越的演奏和非凡的艺术家享誉世界。然而在纳粹统治时期,柏林爱乐乐团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暧昧不清,希特勒的统治给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和物都打下深深烙印,爱乐乐团也不例外。

  2007年5月,爱乐乐团总经理罗森贝格决心彻查这段隐秘的历史,并请来德国历史学家阿斯特帮忙。2007年8月底,阿斯特的新书《帝国的乐队》出炉,详细披露了爱乐乐团在纳粹统治时期那段不太光彩的历史。

  困境中纳粹施以援手

  柏林爱乐乐团本是由一些音乐家组织起来的私人乐团,相当独立且具有民主思想。上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乐团陷入财政困境,不得不缩小规模,甚至给成员们发薪水都很困难,他们不得不向政府寻求一些微薄的补贴。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信奉“音乐是政治工具”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看中了爱乐乐团。纳粹政府收购了乐团的股权,音乐家们成为了政府的公务员,他们的收入得到保障,乐团能够继续聘请顶尖音乐家,演奏大型曲目,并维持其在德国音乐界的精英地位。

  阿斯特在书中这样写着,“乐团自2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深受债务困扰,自身又具有一种精英优越感,而此时戈培尔正需要一个文化宣传工具,双方各取所需便达成了合作协议。”

  乐团成员享有了罕见的免服兵役特权。在二战即将结束之时,行将瓦解的纳粹政府甚至连儿童都派上前线和苏联军队决一死战,而乐队的演奏一直不曾停歇。1945年4月11日,在距离纳粹投降不足一个月的日子,乐队还在为希特勒的建筑师施佩尔演奏瓦格纳和贝多芬(听歌)。

  此外,爱乐乐团还获得了一批精良的演奏乐器。因为希特勒老是抱怨说,维也纳的乐师们所用的提琴看起来古老精致,柏林的乐师却没有。阿斯特在书中推测,纳粹政府“买了一批,偷了一批”,给乐团配备了优质的乐器。

  成为希特勒宣传工具

  获取政府庇佑也要付出代价。每年的4月18日至21日,为庆祝希特勒的生日,爱乐乐团不得不放下其他所有演出专门为希特勒演奏。此外,乐团多次在希特勒青年团的集会上演奏,也曾在巨大的纳粹十字标背景下和纳粹旗下其他文化机构联合演出。爱乐乐团成为了希特勒宣扬“德国文化优越性”的工具。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威廉·富尔特文格勒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在1922年至1945年、1952年至1954年任乐团首席指挥,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纳粹上台后,许多艺术家选择流亡国外,而富尔特文格勒却留在了德国,并与纳粹高层保持交往,但他拒绝行纳粹礼,也不愿迎合希特勒,只是因为戈培尔急切地希望留住这位非凡的音乐家,桀骜不驯的富尔特文格勒才未受迫害。

  富氏还利用戈培尔的庇护保护乐队里的犹太籍成员。那时爱乐乐团里有少数成员加入了纳粹党,他们要求富尔特文格勒开除乐队里的四名犹太音乐家,遭到他断然拒绝。然而,在富尔特文格勒短暂离开乐团的日子里,几名犹太音乐家还是受到侮辱,随着纳粹党反犹太主义甚嚣尘上,包括首席小提琴手在内的四名犹太音乐家相继逃离德国。

  艺术能否独立于政治

  战后,富尔特文格勒和后来的乐团继任者赫伯特·冯·卡拉扬都成为盟军“非纳粹化运动”的打击对象,虽然两人的纳粹嫌疑先后得以洗脱,但他们的名誉还是被那段历史所玷污。正如阿斯特在《帝国的乐队》中所写,不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无数知名的音乐家和指挥家都曾在纳粹统治下工作,他们的困境和妥协只是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1937年夏天萨尔茨堡音乐节上,著名意大利指挥家、坚决的反纳粹主义者托斯卡尼尼和富尔特文格勒发生过一段著名的争论。托斯卡尼尼认为,只要在第三帝国当指挥就是为纳粹服务,就是政治的工具。而富尔特文格勒坚持说,音乐与政治无关,伟大的音乐能与纳粹主义对抗。然而,艺术能否脱离政治而纯粹存在?成为当权者工具的艺术是否还有价值?爱乐乐团和卡拉扬的困境不过反映了这类永恒的困惑。

  如今,柏林爱乐乐团拥有来自19个不同国家的乐师,其首席小提琴手是以色列籍,现任指挥家是名英国人。乐团资助了阿斯特的工作并对《帝国的乐队》表示欢迎,在书籍出版之时,乐团在柏林音乐厅展出了这本书,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坦然面对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吴妮)

卡拉扬:为了工作加入纳粹

大洋新闻 时间: 2007-07-22 来源: 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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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扬

  赫伯特·冯·卡拉扬,历史上最伟大的音乐指挥家之一,1908年出生于奥地利,祖籍希腊。卡拉扬从18岁就开始担任乐队的指挥,很快就崭露出非凡的才华。后来,年轻的卡拉扬来到柏林,但当时柏林人才济济,像他这样来自一个小歌剧院的寂寂无名的年轻指挥根本找不到合适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卡拉扬认识了亚琛的剧院经理,被邀请去那里指挥一次排练,随后被任命为亚琛的音乐指导。后来卡拉扬在亚琛迅速崛起,成为德国小有名气的年轻指挥家。1935年初,他取代亚琛的音乐总监拉贝,成为德国当时最年轻的音乐总监(27岁)。

  据卡拉扬讲,当时他受到了加入纳粹党的压力。“我原来不是党员。”他说,“在亚琛歌剧院当音乐指导时,我在政治上也不那么引人注目。可是到了签订就任音乐总监的合同时,我的秘书来告诉我,亚琛纳粹党部的头儿已放下话来,说我的合同难以通过:被提名当音乐总监的人居然不是党员!”

  “为了那份工作,我都可以去杀人。摆在我面前的那张入纳粹党申请等于是一道门槛,跨过它就意味着可以得到无限的权力和对乐团的资助,我就可以无拘无束地指挥音乐会,还有旅行演出,可以有自己的秘书和办公室,我就快活得如同登上天堂。条件则是必须入党,还有不时地为党员们来一场演出。于是我说管他什么条件都无所谓,并在申请上签了字。可叹的是从此人们便说:‘你当然是个纳粹。’” 卡拉扬说。

  但后来有学者研究发现,在纳粹的资料文件中,卡拉扬的入党日期与他自己的说法相左。资料显示,其入党时间是1933年4 月8日,是在希特勒上台仅仅两个月零八天之后,而不是他所说的1935年。当时,卡拉扬的党员登记卡编号是1-607525,他交纳了当月的党费,但没有领取党员登记卡,就造成了档案管理上的一点麻烦。后来他于 1933年5月1日把情况讲清并重新作了登记,领取了编号为3-430914的党员登记卡。对此,卡拉扬解释说1933年的登记是纳粹党的行为,他本人并不知晓。

  1944年后,卡拉扬流亡到意大利和英国,因其纳粹身份被禁止国际演出2年,很多犹太音乐家拒绝与他合作,但很快卡拉扬又重新活跃在国际音乐舞台并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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