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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收到手牵手志愿者助理小静的电话，通知说成的指标不太好了，神志和说话反馈也没有之前那么清楚了，脚上的坏死也加重了，让我本周五和他的面谈可以适当深入，可以和他谈谈死亡了。

    刚看到这个未接电话号码来自手牵手志愿者组织，就有不祥的预感，心就提了起来，第一时间反应就是“难道，成先生不行了？”那一刻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害怕接到这个电话的。接了电话，心情有些烦躁，并不是太沉重也不是太悲伤，只是浮躁，无法静下心去看书写文章，无法静下心做任何一件事情。晚上从书架上取出《启动心的力量》和《当下的力量》想要给自己补充能量。讨要来自志愿中高人宋老师的电话，想着和她讨教如何可以深入的将话题切入到死亡。

   每次服务的时间是每周五下午2-4点，而我今天上午无法再任着自己随意的在微博上瞎兜，看着那些新闻心里想的全是今天下午的谈话，是成孤独地躺在病床上的样子。于是10点多出门，当车子往肿瘤医院开的路上，心情沉静了下来。很多很多想问他想对他说的话自然的涌入脑海，原来那不是我需要准备的，不是我需要看书学习的，那些问题和话从来都在心底，只是我们一直没有去触碰。我甚至想，也许我要请他握着我的手，或者让我握着他的手，开始这有些沉重的严肃的话题。我也需要勇气，和一个癌症晚期的临终病人深入的谈论死亡，需要勇气，这勇气需要两个人互相给予。路上，将音箱中刀妹的《卓玛》开到最响，放了一遍一遍，似乎在用一个美丽的雪山姑娘形象压过我自己心头的恐惧。

  进病房前先找了护士长，了解了成的情况，回复说还好，只是脑子反应没有原来那么快，有时护士说这个他说那个，护士说那个他又说这个。难道是反应迟钝+神志已经不清了？

    11点走进病房。问他为什么精神不如之前？回答，最近两天病房里又连续走了好几个人，心情多少有点受影响。住院这半年，同病房的已经走了好几十个了，有的进来当天就没了，有的进来一周不到就走了。

    成告诉我自己的糖尿病脚趾坏损医院已经请中山医院的麻醉专家为他会诊过了，医生已经直接对他打开天窗说亮话了，这个将脚指头、甚至整个脚截掉的手术是不敢给他做的。因为医生不能保证他还能不能从手术台上活着下来，手术的把握只是20%，如果手术失败相关医生们的医生也做不成了。这样的手术，如果他们几个上海顶级的医生都不敢做，那么其他任何医院医生，全国其他医院也没有人敢做了。医生们怕的是手术中他脑癌和肝癌的并发症。所以这也让原来还准备赌博一下的成，彻底断了念头，只好就让这个糖尿病脚任着它的速度快死、扩展到腿部、到肌肉萎缩、到腿部坏死。医生说，哪怕肌肉萎缩、哪怕一辈子下不了床了，也比没有命好，先把命保着吧。所以这也是让他有些丧气的地方，因为有一部分的心，死了。

    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这个晚期癌症实际上哪怕是指标控制也是一直在向不好的地方发展的？而且当稳定一段时间后再次癌细胞席卷而来那个力量是很大的？他有没有想过那个时候会怎样？他打算怎样？

   他告诉我没有多想这一块，不愿意多想这一部分。事实上是真到那时，也没有好办法，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我对他讲述了《追逐日光》书上 毕马威前首席执行官如何以自己的职业习惯成功地安排了自己人生最后的三个月期限生命的故事。也讲述了《相约星期二》书上美国社会心理学教授临终前一段时间给学生上的最后一门课，课程名称叫人生，上了十四周（3个多月），最后一堂课是葬礼的故事。

     成很专注地听我讲别人的死亡故事，认同他们的有准备有安排，却归结于国外的先进和他们的高文化水平，觉得自己文化水平太低可能还做不到。我纠正他的认知，我觉得这和文化水平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人对生死的态度，有没有豁达通透的生死观，比如他自己的80多岁的妈妈，家庭妇女，没有任何文化水平，却一样可以在生前将自己的死亡安排的那么从容不迫。成赞成我的观念，又说那是因为妈妈是一个热心助人的人，一生参与棚户区街坊四邻每个人家丧事的处理，有小孩死亡的有老人去世的，经历过了太多人生的死亡，所以能那么坦然淡然安排所有自己的后事。而自己这一生，之前只经历过爸爸妈妈两个人的死亡。虽然在医院里接连看了几十起别人病人死亡，甚至有18岁当天入院当天就去世的青年，也有31岁正好年华的人，也看透了很多，但是真正能看破生死也的确是很难的。

    问成“那你怎么看待死亡这件事呢？”

    他说我也是把当作到人世间来观光一趟的，就像你说的，到了该回去的时间就得走的。

   “那你对自己这一趟观光怎么评价呢？满意吗？”

   “还算满意的，我就是对自己生这个病不满意，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满意的。”

   “那么如果假设我们死的时候了无遗憾算100分，对自己这一辈子非常失望0分，你给自己这一生打多少分？”

    “3-40分”

    “为什么打那么低？通常还算满意应该是7-80分啊，你怎么会给自己打那么低的分？那实际就是不满意啊，是有很大的遗恨的呀，那具体是什么呢？”

    “我想多活些时间，那么这个病却会让我那么早离开，这就是很大的遗恨了。另外，我也的确有你提到的对父亲的愧疚和自责，这也是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

   “那我们想个办法处理一下对父亲的这个愧疚自责吧，否则带着遗憾走多不平静。要不你写封信给父亲，或者你说我帮你写。”

    “我给父亲写信往哪寄？”

    “烧给他，或者，在你的遗嘱里嘱咐好，等火化你的时候将这封给父亲的信一起烧了，让你自己带给他。”

     他笑了，为我竟然能想出这样的方法，而且还一本正经地谈他的火化。不过似乎并不认可。所以，怎么办呢，我下次试着用意象对话试试看可否帮他在潜意识里对父亲表达一下自己的感情。

     “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得这个癌症，和父亲一样的癌症，是用自己的身体和疾病为自己对父亲的愧疚赎罪？也许，如果我们把这个感情对父亲表达出来，表达清楚，对这个病也是有好处的。你之前给父亲烧纸祭奠的时候从来没有表达过吗？”

     “从来没有，我只是说：爸爸， 你保佑我这一辈子。”

     “但是事实上，似乎他并没有保佑你啊，你得了癌症。”

    “那么多人要他保佑，他忙不过来了吧”他很善解人意地替父亲解释。

    我们谈起了死亡前的最后一刻，如果心脏死亡而脑还活着，他想不想要被抢救？这是正在肿瘤医院实习的一个在国外读医学女博士的研究课题。她已经和这里每个癌症病人做了访谈。成说自己就也谈过了，结果是大家都一致觉得国内医疗、法律都还很不健全，所以即便是病人自己说不抢救，亲属也不会同意的，即使亲属同意不抢救，医生也未必敢真不抢救的，因为他们仍然可能成为被告。所以像外国那样，入院前就病人本人签署最后是否抢救的先进做法在中国目前还行不通。

    脑癌最后会怎样？答应回家帮他网上查查，然后告诉他，让他对自己最后的状态有个思想准备。

    你也许会神志不清，会进入昏迷状态，会什么话都无法说了。所以，你要乘现在还能说话多和我说说话。

    成答应了。他说，有些话，就这样关于死亡的话，是病人和家属都不愿意谈的话题，是大家共同的心结。病人不说是因为不想再增加亲人的心理负担，他们已经够麻烦家人的了，自己已经有内疚了。但是，这些话，是需要谈一谈的，是可以和别的人谈一谈的。

   这次的谈话，自己的感悟是：

1）关于死亡的话题，真正谈起了，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困难。病人也远比我们想象的勇敢和坚强。

2）当和病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将原来已经有些深度的话题稍微前进一小半步就自然进入到死亡的话题了。

3）深入交谈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技术介入，只是两个人生命最本质部分的呼应，两个人最真实部分的相遇。

4）为癌症患者和癌症患者的家属组织相关的自助团体是非常必须的。如果医院内部开设有这样的团体会比开在民间更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