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篇的主题是“回家”。

   不是谈死亡是灵魂的回归家园。

   不是谈我们面对死亡应该视死如归。

   而是说，我们如何处理临终病人的回家问题。

    这其实是很多最后时期住院的病人和家属要面临的问题。

    先摘一段《优逝》上的话——

    “临终病人在什么地方度过他的临终阶段，究竟是在医院还是在家里要好些？人们对此有不同观念。不少人认为应该让病人死在医院里，因为可以得到医护人员的必要的支持和护理，这样作为亲人也算尽了最大努力。也有不少家属处于家庭住房窄小、居住条件差、害怕病人死在家中对孩子产生恐惧等不良影响，而愿意病人死在医院里。

     国外临终关怀专家认为：让亲人在家中死亡有一定可取之处，对孩子反而会有较好的影响。如果能让病人咋一个熟悉有喜欢的环境里结束自己的生命，那就会不怎么需要他去适应。他的家属最知道，一杯喜欢的酒就可以代替镇静剂，或者家里做的一种汤的味道就会激起他的食欲。事实上，喝几勺流质饮食，这比输液来得更好。允许孩子留在家中接受死亡的冲击，同时让他们参与讨论死亡和恐惧，会使孩子们感到在家庭的悲痛中，他们并没有被排除在外，使他们感到分担责任和分担哀伤的安慰。这会有助于孩子把死亡看作生命的一部分，这是帮助孩子们长大成熟的一种阅历。

     临终病人究竟是死在医院还是死在家里，可以根据病人家庭的居住条件、住院医疗费用的经济承受能力、病人临终症状的轻重程度、更重要的是家属的观念进行选择。社区医疗的发展，可以为在家中护理临终病人提供良好的条件。”

   这个问题我个人建议在还没有生病尾声时就能以开放的心态家人一起谈一谈。因为，越是到了病重的后期，大家越回避这个问题。病人可能会考虑到回家后亲人的护理负担和医疗水平也就压抑了自己想回家的念头，家属也会因为有顾虑（似乎提问“你想不想回家？”就是一种宣告放弃为其治疗的不道德）而无法开口提这个问题。亲戚们更是不方便做任何提议和建议。

    于是，这个问题会以这样的状态发展着——

   说说我自己的妈妈。她是到女儿所在的大上海全国最好的肺科医院来接受最好的治疗的，是我积极要求她尽快来上海的。后来听妈妈的好朋友说，在老家医院最后一次见她时她说：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回来？也许我再回不了家了。（爸爸回忆，自从妈妈于去年8月住院，爸爸把她背下二楼，11月底去世，妈妈就再没有能回家）。在上海肺科医院住了18天，最后一天上午抢救医生宣布只有最后一招：肺部插管，上呼吸机，像植物人一样活着。爸爸当场决定，如果最后一招和老家一样，那么就不在上海做了，我要带她回家。爸爸说曾经他对她承诺过要带她回家的。老家的亲人们也说一定要回来，不能客死他乡，她一生的事业、生活、朋友、亲人都在老家。于是，决定回家。那时妈妈是清醒的，我趴在她的耳边轻轻地告诉她“妈妈，我们在联系救护车接你回家，我们回老家去治疗去上呼吸机”。妈妈轻轻地点头。我一直觉得病人有这个知情权，这是他作为人的生命的权利，他有权利知道自己的身体将会被如何的处理被带到何方。所以那天我一直让妈妈知道救护车来了，在路上了，进上海了，担架上电梯了，来接你了，该和医生护士说谢谢和再见了，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了......虽然，妈妈最后是死在半途的救护车里，但我相信她是知道自己在回家的路上，也相信我们最终是带她回到了家的。

   再说上周五伙伴分享的她的病人的事情。病人终于自己提出了“我想回家”。他的妻子很纠结，回家就意味着很快就会去了，回家怎么护理？不回家这是他的心愿啊。她打电话给病人的姐姐商量，和姐姐当场就哭了，说我们很早就想说回家来吧，但是我们不敢说，怕你不同意怕你们会生气。回来吧，我们都做好了迎接。都哭了。哭了以后就要和医生商量怎么回了，怎么让他知道在回家了。这个病人似乎是意识一阵有一阵没有了，如果路上没了，一直没有意识中回去也不知道。医生建议可以用一种针，类似“兴奋”剂，可以让他短期意识恢复，让他在这短期恢复的意识中知道“已经在回家了”“已经到家了”。亲人又担心，意识恢复了又有身体的痛苦怎么办？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心愿的满足，已经不是身体短暂的疼痛了。于是，准备回家。

    回家，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不可以忽略不可以漠视，这是很多病人最后的心愿。家，才是每个生命最后的宁静的栖息地。

    你想回家吗？

    是的，请带我回家。

    那个风雪夜，我从救护车里抬下妈妈的尸体，穿过小区妈妈每天走过的路，上楼梯，进家门，一路哭喊着“妈妈，我们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