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又去肿瘤医院做临终关怀志愿者。出门前，有个猜想，这次会不会再会撵出来呢？给自己打气，即便再被撵出来还是去，因为这件事是我想要继续做下去的。如果病人能接受我，陪陪他，和他说说话，就算我今天运气好。带着调整好的心态，出门，外面阳光灿烂，久违的阳光洒在万物之上，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开车在路上，我在思考，我究竟为什么热衷于在做临终关怀这件事情？我真的有那么无私和大爱吗？我真的那么需要帮助别人吗？帮助哪怕根本不需要我帮助的人吗？这里所有临终的病人在我心中都是我投射的妈妈吗？我在将没有陪尽的妈妈的离别之路在这里延续？我在将妈妈的病故前我没能敢触碰的死亡的话题在这里完形？

     “守护，关怀”临终关怀项目负责人黄卫平在志愿者培训时说的话我是认可的：“我们并没有那么高尚，我们也不是去帮助别人的，其实大家来的目的都是想尽早的探索死亡，体验死亡的，都是报着学习和探索的态度来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的是病人给我们的机会，给我们陪伴他们的机会，给我们分享他们死亡感受和经历的机会。”

    很快到达，拿到我分配到的床位号，74岁，男，胰腺癌晚期，已转移，才开过刀，一直是老伴陪伴。老伴每天从普陀区赶到徐汇区，一坐一整天，夜间是护工留守。

     带着真诚的微笑问候了病人胡伯伯和和他的老伴，了解病情和心情。努力找话题关心了几句，胡伯伯很委婉的说：“我才动过手术，精神不好，不能说话，一说话就想吐，等我精神好的时候再陪你们说话”。听这话有点心酸，原来我们的爱心服务在某些程度上竟然成为病人负担，成为他们觉得需要配合我们，满足我们需要的治病的义务之一。这里面一定哪里有点问题了，我理解的临终关怀不是这样的。我继续保持微笑，表示，不用陪我们说话，我们也不一定就是不停的和你们说话的，只是一种陪伴。说完，知趣地想我也许该离开了，老人的话虽委婉客气，但是已经意思很明确了。老人再说：“下周，等我精神好点，我再陪你们说话哦,今天你先请回吧。”我微笑告退。

   回到办公室，冲着伙伴们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大家都开心问：“这次成功了？”，回答：“这次有成功得被撵出来。”大家都理解并深有感受地笑了。

   然后我们开会，讨论和李嘉诚基金会对口的新华医院的一个合作项目，在那里，我们服务的人群是临终病人的家属，她们有着关于是否要告知病人癌症的真情的顾虑；有着长期隐瞒真情、强颜欢笑的压抑；有着不知如何面对失去病人后生活的恐惧；有克制自己，面对病人反复情绪波动挑衅的压力；有担心具有遗传性的癌在自己身上重演的疑病恐惧；她们挤压和默默忍受了太多的消极情绪无法排解。

   于是，关于临终关怀，一个新的服务内容，即将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