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由于新文学期刊的出现,逐渐形成了新文学迅速冲击旧文学的浪潮,一些文学团体从此也有了自己的文学阵地,。其中影响最大者,当属与文学研究会有着密切关系、被称为二十年代文坛第一刊的《小说月报》。同时,文学研究会也通过该刊,在新文学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说月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大型文学刊物。1910年8月29日创刊于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发行。1932年,因商务印书馆遭“一·二八”战火而停刊,最后一期是1931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二十二卷第十二期,历时21年有余,共出258期,又另外3册。
《小说月报》的发展分前后两个时期,自创刊至1920年末,即一至十一卷,是它的前期。这一时期,该刊实际上为封建思想与买办意识混血儿的“鸳鸯蝴蝶派”所控制,其中第一、二、九、十、十一卷由王蕴章主编,第三至八卷由恽铁樵主编,共出126期。
    1920年11月下旬,由于新文学的日益发展,主编王蕴章被迫辞职,沈雁冰接任《小说月报》主编,开始全面改革,在1921年1月10日出版的第十二卷第一期上,发表了《改革宣言》,使该刊成为“五四”以后从事新文学建设的第一个大型专门文学刊物。自此,该刊进入了发展的后期,直到终刊,共出132期,又另外3期。
    《小说月报》与文学研究会的结合,既是偶然中的必然,更有历史的机缘。沈雁冰任主编后要对刊物进行全面革新,就必须彻底清除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废除其才子佳人哀情腔调的存稿,在一个多月内找到充足的新稿源。于是,他便给在北京的郑振铎、耿济之等人发去约稿快函。当时,新文学进一步发展,新兴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北京的郑振铎、耿济之等人正与商务印书馆老板接洽,设想“先办一个文学会,由这个会出版这个杂志”。他们接到沈雁冰约稿快函后,便加快了文学研究会的筹备进程,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孙伏园、郭绍虞、周作人等人发起成立了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有过重大影响的文学研究会。
     后来陆续参加的还有朱自清、谢冰心、王鲁彦、庐隐、俞平伯、赵景深等人,聚集了诸多优秀的为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做过重大贡献的著名文学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小说月报》虽然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刊物,在名义上也不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刊,却和文学研究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主编始终是由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担任。第十二、十三卷由沈雁冰主编,此后由郑振铎主编。1927年6月至1928年底郑振铎旅欧期间,第十八卷第六期至第十九卷第十二期,由叶绍钧代编。1930年底叶圣陶和郑振铎脱离商务印书馆,改由原来的助编徐调孚(也是文学研究会成员)继编,直至1932年第二十三卷第一期终刊。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从第十三卷第一期便开始连续刊登了“本刊文稿担任者”的名单,有周作人、鲁迅、瞿世英、叶绍钧、耿济之、蒋百里、郭梦良、许地山、郭绍虞、冰心、孙伏园、郑振铎、明心(沈雁冰化名)、庐隐、王统照等17人。除鲁迅外,皆是文学研究会的中坚作家。除此之外,常为《小说月报》撰稿的还有当时文学界其他许多重要人物,如刘大白、刘半农、熊佛西,翻译家谢六逸、傅东华、曹靖华,散文家丰子恺以及顾颉刚、陈望道等学问家,还有巴金、老舍、鲁彦、许杰、李健吾等。因而,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实际上是文学研究会所掌握的刊物,也是新文学向旧文学斗争的重要阵地。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是在矛盾和斗争中生存、发展的,是反映文学研究会初期宗旨、观点、活动的唯一的刊物。《小说月报》全面革新之际,受鸳鸯蝴蝶派影响最大而一度中断的《礼拜六》周刊,于1921年3月复刊,于是,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便成为《小说月报》的重要任务。《小说月报》旗帜鲜明地申明自己的办刊方针:兼收并蓄,不论观点,风格各异,只是不收玩世不恭的游戏文学。矛头所向直指“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沈雁冰在革新号上发表的《改革宣言》中明确提出:“一国文艺为一国国民性之反映,亦惟能表见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位”;并规定该刊的任务是:“将于译述西洋名家小说而外,兼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之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之方法”;强调“就中外文学界情形言之……,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表示“对于为艺术的艺术与为人生的艺术,两无所袒”。但是又通过在革新号上同时发表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表明“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46作”的“为人生”的创作主张,进一步申明了该刊反对“鸳鸯蝴蝶派”的游戏文学,坚持“写实主义”的编辑倾向,呈露着改革的锐气。改革后的《小说月报》鲜明地打出“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旗号,引起“鸳鸯蝴蝶派”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势力的大肆进击。商务印书馆为缓和矛盾,便请郑振铎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但郑振铎主持下的《小说月报》,仍然和文学研究会的宗旨一致,并更重视系统介绍中外文学。同样,叶绍钧接编后,也高举写实主义旗帜,在支持老作家的同时,还热情扶植了大量文学新秀,刊登了他们的处女作或成名作,如丁玲、施蛰存、穆时英以及胡也频、沈从文、彭家煌、黎锦明、靳以等人,使《小说月报》呈现出一片新文学繁荣景象。商务印书馆虽对刊物有种种限制,但他们并不直接干涉编辑业务,而且,“生意经”角度考虑,他们也不想把《小说月报》复旧。因而,《小说月报》始终能在矛盾斗争中发展。
    《小说月报》的全面革新,在当年产生了广泛影响。第十二卷第一期即印了5000册,马上销完,各处纷纷来电要求增加印数,于是第二期印了7000册,到该卷末期已印至1万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也雄辩地证明,改革后的《小说月报》对“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学从理论到创作实践的建设上,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后期的《小说月报》非常重视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发表了大量关于文艺思潮和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尤其是沈雁冰早期的文论,在当时文艺运动和创作中产生过重要影响。他曾在《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七期上署名“郎损”撰写了《社会背景与创作》一文,明确地鼓吹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作家应该注意观察和描写社会的黑暗、人们生活的苦痛”,以及“新旧两代思想上的冲突”。他在《文学与政治社会》一文中又阐发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郑振铎、蒋百里、叶圣陶、许地山、冰心、丰子恺、庐隐等人也撰文,从不同角度阐发类似的文学主张。此外,还以较大篇幅刊登过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谢六逸的《西洋小说发达史》等研究中外文学的学术专著,并以号外形式出过《中国文学研究》专号。可以说《小说月报》上的文学理论研究,为我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和理论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础。正是由于有这样一批以文学研究会成员为骨干的优秀作家,坚持文学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大量的反帝反封建的、反映时代风貌的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优秀小说作品,如鲁迅的《端午节》、《社戏》、《在酒楼上》,茅盾的《幻灭》、《动摇》,老舍的《老张的哲学》，叶圣陶的《潘先生在难中》等等,使其为推动我国现代小说创作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月报》还刊载了大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散文、杂文、随笔名篇。如连载过奠定冰心在现代散文史上地位的早期名篇《往事》(一)(二),许地山的系列散文小品《空山灵雨》,朱自清的堪称散文典范的《荷塘月色》,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沈雁冰的《叩门》、《虹》、《雾》等等。除了在创作上实践“为人生”主张以外,《小说月报》另一个突出贡献是对俄国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现实主义名著的翻译和介绍。曾经出过《俄国文学研究》特号,《法国文学研究》特号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专号等。对当时在我国介绍外国文学及其文学思潮的发展、研究,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小说月报》的发展,实际上是我国二三十年代新文学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反映了以文学研究会为主体的写实主义文学流派发展的实况。正如沈雁冰先生在《小说月报》影印版序言中指出的,在《小说月报》革新后的11年中,“全国的作家和翻译家,以及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研究者,都把他们的辛勤劳动的果实投给《小说月报》。可以说,‘五四’以来的老一代著名作家,都与《小说月报》有过密切关系……。十一年中,《小说月报》记录了我国老一代文学家的艰辛跋涉的足迹,也成为老一代文学家在那黑暗的年代里吮吸滋养的园地”。《小说月报》上的篇篇章章,字字句句,都是老一代文学家们留给后人研究现代文学的珍贵的原始历史文献,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当年文学研究会利用《小说月报》的阵地，鲜明地打出“为人生”的“写实主义”旗号，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历练了一批优秀的文学家。由此，不得不让人们去思考今天的一个现实问题，今天，表面上看起来文学艺术发展得繁荣昌盛，各种文学杂志色彩缤纷，但我们却很难看到早年象《小说月报》这样的精粹刊物，越来越多的杂志沾染了铜臭气，迎合市场，迎合低俗，用光怪陆离的色情吸引人们的眼球，不然就影响发行量，哪里还顾得上“为人生”？哪里还会再象当年那样培养出那样多的大师级的优秀文学家？哪里还会给文学史留下多少优秀的禁得住时间考验的传世之作呢？让人们不得不去问，怎么社会越发展，倒出不了对文学史发展有影响的刊物？出不了传世的优秀文学作品，出不了什么优秀的大师级的作家呢？这不让我们深而思之吗？这究竟是我们社会的悲哀？是文学的悲哀？还是文学家的悲哀？是哪出了问题？我们呼唤旗帜性的优秀文学刊物，呼唤真正的催人向上的“为人生”的“写实主义”优秀传世作品，呼唤大师级的禁得住时间考验的优秀文学家、作家！呼唤一个真正承担起“人类灵魂工程师”，净化人们灵魂的文学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