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长一些的清华校友当会记得，当年在母校大礼堂的南墙面正上方，曾端悬一面蓝底金字牌匾（“文革”期间曾被砸烂，现在这一块是近年续补的），上书“人文日新”四个大字。它与对面讲坛额顶所嵌的校训图案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遥相呼应，同样激励一代代清华人在校时刻苦努力学习，毕业后则严格做人，在祖国各个岗位（主要指民族解放斗争和文化、生产建设的各个领域）负起自己的责任，作出自己的贡献。

“日新”二字应源于汤之盘铭（商汤王刻在浴器上用以砥砺自己不断进步的铭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１９１５年，尚在清华读书并担任校刊编辑的吴宓（１８９４—１９７８年）在为《清华周刊》写的一篇题为《励志》的社论中，开宗明义即引此铭文，然后发挥说：

“……古之律身、治军；推之为国、行道，其精心苦志，淬砺奋发，一息不懈，有如是者。诚以气奋发者，志乃可坚强，前途无限，任好为之，铢积寸累，终底于成。若气馁，则志虚骄，因循怠惰，鐬张敷饰，必至碌碌终身，进退无术。可不慎哉！”

这应该是清华人对这段铭文的理解和诠释。

“人文”二字，传统上曾有不同的含义。旧有一义指“人事”。《易经》上首次把它和“天文”一词相对应，所谓“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人为其作疏说：“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依此而言，我们可以说，所谓人文，通常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后来又有“人文主义”、“人文科学”等词，后者是指一切（与神学相区别的）与人生、社会有关的科学门类，其中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等。

把“人文”和“日新”结合起来而形成校箴，是清华一贯重视人文教育（或曰“人格教育”） 的充分表现之一。清华建校伊始，即把人格教育放在首要地位：“我清华学校历来之宗旨，凡可以造就一完全人格之教育，未尝不悉心尽力。”把“人文日新”作为校箴流传，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即它与清华当时奉行的教育思想和方针相吻合。原来，清华老一代的教育工作者们一直都不把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当作是单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而是将其（特别是大学教育）根本目的看作是“新民”的手段。他们所奉行的教育思想，可统称之谓“通才教育”，其理论基础就是我国古代儒家所归结的“大学之道”，即后来广为传诵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换个说法就是，大学教育（主要是指大学本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使学子取得“新民”的“本领”（其中包括个人素质的造就），以便将来担负起“化民成俗、改造社会”的责任。

“人文日新”总的着眼点是一个“新”字，在清华过去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是贯穿着对求新、创新、维新精神的追求。２０－３０年代王国维、陈寅恪等先生对治史方法的创新；３０－４０年代以朱自清为主任的清华中文系率先把新文学纳入教学轨道，便是几个明显的例子。此外，那时判别一个教授的良窳高下的标准，主要就是看你在教学中是否能在你所教授的学科中提出你在学术研究中所获取的新见解。那时每个教授都从事学术研究，否则就会被人瞧不起。因为正如梁启超所说的：

“……有价值的学问的标志是：一、发明新原则；二、应用已发明的新原则研究前人未曾研究过的现象。要之，凡是与于全人类智识有所增益、贡献者，都是有价值的学问，否则纵能谙诵许多原则或缕述他人研究的结果，其学问皆为裨贩，不算独立。……”

但求新、创新，又不等于可以轻率地抛弃或割断传统而标新立异，更不允许无根据地哗众取宠。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学术资源和深厚的学术功力的基础上。这里又须具备下列三个必要条件：一曰自由探讨之风气，二曰独立思考之精神，三曰长期谋求之眼光。如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和老教务长潘光旦二先生在其合著之《大学一解》中说：

“……新民之大业，非旦夕可期也，既非旦夕可期，则与此种事业最有关系之大学教育，与从事于此种教育之人，其所自处之地位，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其注意之所集中，势不能为一时一地之所限止；其所期望之成就，势不能为若干可以计日而待之近功。职是之故，其“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思；其“无所不言”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亦正惟其所思所言，不尽合时宜，乃或不合于将来，而新文化之因素胥于是生；进步之机缘，胥于是启；而新民之大业，亦胥于是奠其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