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卓舒总裁接受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专访内容精编

    卓达的产业追求、造城市、解决“三农”问题都带着非常鲜明的理想主义特色。这个理想主义激励和影响了我自己几十年，这是改不了的。

    在企业家和学者之间如果只能做一个选择，或者说哪个更成功，我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会更成功一些。我现在所做的产业模式和对“三农”、养老模式的探索，也可以把它视为一种学问。因为中国如果不能把农民减少到人口总量的30%，中国社会实现基本文明、法制、现代化、工业化都是不可能的。

    我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来做这个企业，但是这又提出一个问题，理想主义和现实之间巨大的矛盾，如果没有矛盾就不是理想主义，是理想主义一定有矛盾。我的服装产业园、大学城都没有完成。因为现实才是铁的，我一方面问心无愧，但是一方面我也得考虑到现实。

    我给卓达定下了数以百计的制度，细到员工不能打老婆，不能不孝敬老人，孩子不能隔代教育，工作餐之后必须有无糖或低糖水果、以防员工发胖等等。卓达的文化是我的理想的一种衍生品，是我的一种追求。在很多企业看来与工作无关的东西，在我看来却特别重要。有钱和有价值是两回事，我认为企业自身没有价值，如果说企业有价值，企业价值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社会和客户有用，第二就是对自己的员工有价值，他个人得到了全面发展。如果薪水在这个企业是唯一的报酬，这个企业就应该死亡，员工就应该离开这里，它除了能给你钱，啥都不能给你。

    我之所以定这些这么细的东西，因为它对外是一种文化价值，对内是一种责任价值。我多操一些心，就会减少很多不幸。

    在企业应该工作上六亲不认，工作之余亲如手足、家人。企业最没价值的就是工作上彼此含含糊糊没有原则，下班以后形同陌路。企业应该有家的归属感，有家的概念，这就是东方企业和西方企业、现代和传统的辩证差异。

    我从来不就某一件事就事论事，由于把管理制度化了，它就成了西方企业的管理模式。但是在制度化产生的过程当中，关乎人性、关乎文化、关乎道义和责任这一部分是我自己来制订的。

比如我从来不用“不提倡”或者“不赞成”隔代教育，我们都是赤裸裸的发文“不允许”，这些东西如果只是停留在文化、教化层面上肯定不行，我们把它制度化。把这个文化制度化，不求同志，但求同路。

    关于企业文化方面，如果没价值，是伪文化，只会在我的权势影响下才能发生作用；但如果是真文化，它不需要我，只要是真的、是美的，就能长久产生影响。因为它给所有人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幸福感。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卓达的文化就是白水和空气，是完全生活化的，它不是附加给员工的，谁都可以受用。

    卓达的接班人必须得具备一个条件。优秀的职业经理人不难请，只要肯出高薪，吃这碗饭的CEO有的是，但是，我要找一个心肠特别好的人。所以我跟我儿子说，这是我对你的第一要求，把这个好心肠保持下去，不做CEO，你可以做董事长，但你对员工得有好心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