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企业家，上网看了您的产业很多，包括房地产、文化产业、教育、服装产业、商贸、建筑安装、物业管理，很多行业都有所涉猎，一个多元化的企业基本形成了，关于从记者转行到做企业，很多人都比较关注，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如何转行的，浓缩一下人生经历。

　　杨卓舒：好像这个是很多媒体，很多新闻界朋友关注的问题，如何从一个记者转移到企业领域，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很平常，没有经过什么特殊的大的起伏波折。过去做一个记者，也接触了很多企业家，也出过相关的书，也给过相关的关注。但是可以肯定地说直到十四年前的3、4月份，甚至到5月份我还一点出来做的念头还没有，仅仅是6月份，原来是想给报社做房地产，因为报社那个体制，做不了。当时我的经济上比一个厅长还要方便，业务独立，有专车，有秘书，而且我当时的专车就是皇冠。人事上，我那时候，可以独立接纳大学生120个编制，省直机关有我这么一个机构吗？正处级单位120个编制，可以有独立的业务，独立的财务，独立的人事，所以相当可以。而且从这十年个人的生活质量上讲，那个时候的生活质量好。当时我出版很多书，到全国各地去讲学、游访，主持一些大型的文化和组织活动，都是在那个时候完成的。做了卓达以后，自由就基本丧失了，时间非常不自由。所以没有经济上的原因，因为我当时并不缺钱花，管着那个部门，另外最普通的生活也谈不上缺钱花。关于当官，如果不走的话，肯定能上去了，这个不用说。而且还不需要多大的条件，只需基本保持这个性格。什么会也不参加，偶尔参加一次，大家都很惊讶我竟然来了。过去不参加会当作反面典型，后来参加一次，竟然还亲自去了。一个很无聊的会，从 9点开到11点、12点，一句正经话没有，那个体制没有办法，也怪不得谁？那也不是报社哪个个别领导的问题，而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我当时离开报社，主要的还是一个大的背景，多年的夙愿，一直是想寻求一个做大事的机会，那就是从政。我做一个社长，也谈不上从政，做省长也不能算从政，做个省长，那是你从政的机会？我们现在好多当个科长，当个处长，那算从政，那算个屁从政！哪有你从政的，你不过是个过河的竹棍，怎么推，怎么走就是了。所以，从政那是自己的政治抱负、政治理想、社会愿望、价值标准能够得以推广，这个称之为从政。当议员，当议长，当总统，这叫从政；一般的不能叫从政，你就叫做公务员，哪来这么多从政的？所以象这个目标，可以说彻底绝望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到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最主要的原因。开始做房地产，启动资金，材料上已经反复讲了，开始时基本靠借钱，借了几万块钱，借了别人一部车，就在这片地上开始启动。这还得特殊交待一下，要按现在的政策还做不了，现在的土地，动辄好几千万，一两个亿，像石家庄一卖大块地，除了卓达能买，别的企业基本只能看。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在当时那个特定政策条件下，我是用了最小的代价，但是相对今天而言，今天有今天的标准，当年有当年的标准，就是用最小的投入，启动最大的项目，追求最大的效益。所以我辞职，并不是因为经济，也不是因为做官做不上去，主要是自己的政治追求，原来是想做一个很大很大的官。在一种绝望之中，转换一种方式，不甘心荒废自己的后半生，转换一种方式，为社会继续卖命，继续工作。做企业非常辛劳，非常难，所以全世界一个共识就是精英中的精英才能办企业。此外就是本能价值，包括总统，在西方社会，在发达国家，莫不如此。尤其在中国做企业，即便是那些出了问题的，那些投机取巧坑害国家的，我想许多人的初始也并不是为了这些。

　　记者：您为什么感慨精英中的精英才能办企业？

　　杨卓舒：这个很简单。因为它是市场经济，你要不坑、不骗、不抢、在一种协商的情况下，把别人的财富拿到自己手上来，把别人的钱掏出来，一个消费者口袋里有钱，100个挣钱的人在瞄着，从衣食住行无所不在的都盯着一个人的口袋。别人愉悦地，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这可不一般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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