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及其他

文/安琪

我在福建时截然想不到我的生命会跟杜拉斯发生关系，我这一生会有一首与杜拉斯有关的诗被视为代表作用来杀死它的同门兄弟。杜拉斯并不是我最崇拜的女作家，对她的作品我也所知甚少，说起来我的生命跟杜拉斯发生关系完全拜张小波所赐。

话说2002年12月我离开家乡到北京后在诗人老巢的介绍下来到作家李红担任主编的某某杂志供职，某某杂志是贵州省刊物，李红大体采用承包的方式把它移到北京，原先设想很好，每期选定一个话题，依凭北京首善之地的影响力，把刊物做出特色，取得物质和精神的双丰收。为了节省成本，刊物只有我一个文字编辑，另一个美术编辑小李，还有一个办公室打杂小王，连同主编整个编辑团队就我们四人，老巢挂了一个顾问的名头。我所认识的文朋诗友自然成为我的约稿对象，他们大都很爽快答应给稿并不过问稿费有无，但另有若干朋友本就是自由撰稿人身份，写作为的谋生，自然大方询问稿费情况，我忙转问主编，“放心，咱们这刊物是正规刊物，稿费不会低。”得到这样一个回答，我也信心十足转告文友——

“放心，我们这刊物是正规刊物，稿费不会低。”

就这样2003年第一期做出来了。不知是为了省钱还是要照顾朋友生意，李红把刊物拿到广东某乡镇印刷厂印制，程序是这样的，由小李在北京设计好版式我们也都校对清楚后，通过网络发到广州那边，他们印制后再发货到北京。第一期到京后我们拆开就觉得印色不太对，封面灰灰的没有光泽。翻阅后更傻眼，内文乱码不少。但刊物已出来了还能怎样？李红拿起电话责问对方一阵，得到对方一阵道歉后第二期依然由他们印制，但问题并未因道歉得到解决。万般无奈第三期转回北京，这才稍稍有点感觉，一本刊物在手挺括时尚，有帝都之气派。

刊物没问题了，我的作者有问题了，我和小王小李有问题了。

我的作者们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有公职的，一部分没公职以撰稿为生的。前一部分看来无所谓，后一部分就会问了，安琪稿费呢？

“急什么，少不了，刊物都是三个月以后发的。”李红含笑回答。

好吧。作者稿费先放一边，那，工资呢？我暗暗地想。

我来编辑部时主编是这么说的，每月工资3000。眼看已到2003年3月了，我一分工资也未领到。小李、小王也是一分未领。

那年我33岁，来自福建。小李25岁，来自江西，小王23岁，来自内蒙古。虽然我们仨来自不同的地方，却都有一个共同点，羞于谈钱。眼看已经工作三个月却一分工资都没领到，我们还是只敢私下纳闷，但要开口向主编讨要，那是万万说不出口的。

直到今天，我还是说钱就害臊的主。宁愿自己吃点亏，只要这亏自己吃得起，那就吃吧。至于说到钱，那真是羞死了。

转眼四月份的刊物出来了，五月份的稿件也编好了，眼看着工资遥遥无期，我从福建带来的6000元也基本花光了，这没有工资的几个月，我的房东一分不少地向我要着房租，我的肚子一顿不少地向我要着饭，我的存折怎能不一分一分地滚出去？就是到了这样一步田地我也没好意思开口向主编要工资，小李小王也没好意思开口向主编要工资，多年以后李红回想起某某杂志这一段主编生涯，最感动他的应该是遇到了全世界最奇葩最善良的我们仨，愣是一分钱工资没有地为他做了五期刊物并且还不敢吱声，四月底，实在撑不下的我暗然辞职，前往大兴区诗人远村和祁国的文化公司专心编我的《中间代诗全集》去了，至少这地方不收房租。

同年五月，非典爆发。六月非典解除时《中间代诗全集》已编完而我存折上的数字抵达底线，我电话诗人中岛请他帮我找个工作，中岛于是介绍我到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应聘。共和联动是北京著名的民营图书公司，董事长张小波既是第三代代表诗人，又是一个颇有能力的企业经营者。我在该公司学会了图书编辑之道，并担任第一编辑室主任，既要自己做书，又要培训新员工，虽然劳累，却因为学会了一技之长而感到喜悦。共和联动图书公司对文字编辑的要求很全面，无论是给命题还是给文本，都要求编辑最终把它变成一本书，这里面包括内文、书眉、封面文字、前后勒口的文字、封底文字，等等；也包括字体字号大小，版式构成和封面封底设计的构想，等等。

那天，老板张小波布置我一个任务，“把《天不亮就分手》做成一本书”，张小波说，“现在市面上最流行的书是《天亮以后说分手》，我们就做跟风书，要快，过了这阵风就白做了，安琪你一个月内把书给我做出来。”

当时的情况是，我刚到公司一周，而张小波所谓的“书”就只是一个书名，我必须把书名变成一本书。我既焦急又镇定，用一天时间翻阅《天亮以后说分手》，这是一本口述实录情爱书，既然跟风，就要跟它一样，但一本书至少得16篇每篇至少12000字才能构成，稿源呢？我于是向我的诗人朋友约稿，因为时间紧，向外才约到6篇。剩下10篇我自己写3篇，其余7篇我开始发动全公司员工来写。公司的员工大都大学刚毕业，全无写作经验，且这次的选题又是情爱，大家都只是笑而不答应。我从两个角度鼓动他们：1、多方锻炼自己不是坏事；2、稿费也是一笔额外收入啊。在我的游说下，几乎每个员工都写了一篇，不合格的我尽量改到合格。一周后，稿件到齐，我重新做了修订，题目改得吸引人些，内文字句理顺些，然后和美编一起排版设计，在篇与篇之间我找了15幅漂亮的美女图做过渡页以加强视觉效果。这期间，校对、联系出版社的书号、封面设计等等，着实忙碌。

    2003年8月1日，一本紫色的封面印有两行我撰写的广告语的《天不亮就分手》的书分发到了每个员工的案头，那一刻我安静而激动，知道我在北京的生存有了依据。下班后人去楼空，我翻阅挺拔芬香的新书，看着上面我修改过的每个标题，突然有了写作的冲动，我迅速写下了《天不亮就分手》等8首诗，全部用书上的标题，其中就有后来为大家熟悉的《像杜拉斯一样生活》。诗中那种加速度的思维和分秒必争的行动感，那种高频率快节奏的语速语调几乎是北京许多公司呆过的人的共同感受，念读该诗你将有几近崩溃的体验而这正是北漂中人生存状态的写照：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再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

    《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一首狂放的同时也是绝望的诗。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可能吗，我曾经在一首诗中这么写过：杜拉斯，女人的梦游者和可能。其实我想说的是，杜拉斯更像女人的梦游者，她代替众多优秀的被躯体捆绑着的女性完成梦游般的任性理想。我幸运地拥有她的一道掌纹——直贯拇指，我知道杜拉斯就是用这道掌纹来写诗的。杜拉斯写诗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用一生解释了什么叫诗。她用真性情的活着来完成一部名为《杜拉斯》的书，每一个伟大的作家他/她的一生都是一部书，阅读名人传记我们将发现，但凡创造出不朽之作的很少有活得风调雨顺现世安稳的。

    但我累了，我不能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在诗中我如此写到。

    但我曾经在生命的某个时段无限地接近杜拉斯它最终经由这样一首诗留下接近的痕迹，仅仅只是如此我就将感谢共和联动那让我写出这首代表作的半年，我更应感谢的是因为这半年的工资，我鼓足了继续呆在北京的勇气。

事实上杜拉斯只有一个，她无法复制！

                                     2016-12-23，北京。

刊于《北京文学》2017年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