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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安琪诗集《极地之境》(文/叶由疆)

(2016-03-22 17:04:44)
标签:

文/叶由疆

安琪

极地之境

女性主义者笔记

诗歌

分类: 人论安琪

安琪诗集《极地之境》

/叶由疆


如果女性主义同各类民族主义一样,能称其为一场运动,那么它探讨的核心就依然是话语权力的问题,是男性话语权之下女性对此的反抗,而不是性别问题,性别只是不可改变的引子。如果这种话语权力发生改变,暂且认为它有以下三种可能的方式:其一,男性自觉、自主地退让;其二,女性革命;其三,权力多极化。安琪的女性主义属于第三种,如果安琪是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话。

安琪在她的短诗选《极地之境》之中这样自序——“‘女’,作为与‘男’对立的客观存在,他们相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相离则应是各自独立的两个世界”。在这里,女性摆脱了对男性的依附关系。安琪当然可以由此被称为一个女性主义者,但与其如此,不如止步于将其称为一个带有女性意识的诗人。具有女性意识的诗人,毕竟和一个女性主义者是不同的。中心词是诗人。

《极地之境》收录了安琪于二零零三年至二零一二年之间创作的短诗。安琪选用了一篇二零零九年的文字《女性主义者笔记》作序。在序中,她以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身份谈论了一些女性的问题,而诗歌,则是她女性身份之下的内涵,是她坚持女性主义的一种方式。“一个女性主义者必定是先锋主义的追求者”。用安琪自己的话说,序言选了一篇旧作,但它依然是她现在的观点。《极地之境》中确实有好些明显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诗歌,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二零零三年八月一日创作的以《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为代表的一连八首诗。《像杜拉斯一样生活》中有这样的诗句:“脑再快些手再快些爱在快些性也再/快些/快些快些再快些快些我的杜拉斯亲爱的杜/拉斯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呼——哧——我累了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它在抽象中描绘具象,表现出了现代女性的生活与心理——语言的混乱恰是生活的紧促与内心的狭迫所导致的。而另一首《运动而已,运动而已》更在结尾一节写道:“不,这只是运动而已运动而已我告诉自己/没有性爱的生活是可耻的”,以此发出对女性性权利的诉求和对男权社会道德的质疑。

此外,短诗选中也有诸多例如《一个异性恋者对同性恋者的渴望》和《男人如兄弟》这些带有女性意识的诗歌,可这并不是大多数。

安琪的大多数短诗是琐碎的,是一触即发的,是关于生活本身的,就如同诗歌本不会纯为了某一个理念而产生,灵感也不会。“大雨两天。/良田万顷。/躺在床上翻短信,寂寞我操。”这是《大雨两天》中的细节。“你不知道你在我的梦里死了一次/为什么你要到我的梦里去死。”这是《悼词》中的感情。在这样的诗句中,读者能接触到的安琪是随性的,是洒脱不拘泥的。不同于《像杜拉斯一样生活》的语言方式,这样的语句读起来是轻松的,它直入安琪生活的,令人不禁莞尔。这些生活可以关于一些地方,如同《云南》、《山海关》、《北戴河》、《内蒙古》、《鼓浪屿》;又可以关于一些人,如同《拐个弯深入理想》、《每个诗人一生都要为父亲写一首悼诗》;甚至可以关于写本身,如同《我不说了》、《我觉得今天你不能再写了》、《怀恨报告》、《想比喻》、《一首长诗该有多长》。

尽管安琪认为自己在进行女性主义诗歌的创作,但安琪的确更在进行一种关于诗歌本身的尝试,她在挖掘一种诗歌的可能,并尽力去挖掘其中的趣味性,甚至仅仅从她许多诗歌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拐个弯深入理想”、“囚禁在山东之行的沉默里”、“纯粹感性批判”、“秋风将花光秋天的金币”等等,都是些很有趣的题目。不禁要问,为何深入理想要拐个弯呢?纯粹感性批判与纯粹理性批判之间有什么关系?更有意思的是,安琪的诗往往带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柳暗花明的效果。比方说《拐个弯深入理想》的理想原来是被姥姥听成了“离乡”,姥姥将理想拐了一个大弯变成了离乡,而“离乡”与“理想”恰好又是一对有渊源的词。而《纯粹感性批判》则更是将略带陌生化趣味的标题情境转入了关于“孤独”和“被孤独”的张力挖掘之中。

不得不承认,安琪是个有着孩童般诗人情趣的人,不然如何能面对北戴河说出“我看了一眼觉得平常/看了第二眼还是觉得/平常//这不能怪我,因为我来自蓝色的海洋之乡”这样一句话?既带有孩童的善意和趣味又兼顾诗人的离愁与感伤。

安琪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诗人和女性主义者是不冲突的,但这两个身份发声的方式截然不同。前者不能脱离诗意的形式,而诗意的形式突如其来,身不由己;后者强调立场的坚定,继而宣告一种风雨不动安如山的主张。对于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诗人来说,诗歌是自觉,而女性意识是自觉中的自觉。如果套用安琪《明天将会出现什么样的词》中的诗句,该是:明天我把女性意识藏在我的阴暗里。

当然,承认安琪的女性意识,就不能完全否认其对于女性话语权力的构建。诗歌,某种程度上,恰是其构建女性话语权力的方式。安琪的女性诗歌不是一种主张,而是一种态度:我在书写。这个书写的主体是有着高度性别自觉地女性,女性主义题材并非一定要占据她作品的大部分内容。仍旧是在《极地之境》的自序之中,安琪在申明女性主义的立场之后,也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诗歌的主张。她在强调书写的必要性,书写是证明存在的一种方式,不单单指女性,所有人都是。“经过文字记录这一生才有证据”。“许多优秀的女作家一生都在写自己”。她提到了杜拉斯,提到了萧红,提到了张爱玲,提到了等等。可以说,安琪的女性意识在她的诗歌中觉醒,而且最终寄生于她的诗歌之中,她聚焦的点,在于自己的生活,而最终又能投射到其他的女性身上去。她在用个体的女性意识尝试去构建一个集体的女性主义。这是有可能实现的,如她所说,“只要每个女性都做出努力,女性的生态环境就能得到一点点的改变,每个一点点加起来就很可观了,要让‘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成为行动而不是口号”。

作为一个诗人,伟大之处就在于能最大程度地忽视权力的争夺。开头就已提到,假设安琪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她的女性主义属于第三种。可她先是一个诗人,所以她的女性意识不是猛烈的,而是风雨之外的,诗性的。这样的情况下,“女性主义者”不是一个刻板的形象,不是要摆脱“女性”的人,不需要让人唯恐避之不及。

关于女性主义的误区是切实存在的。事实上,除去“女汉子”,还有“女强人”,关于女性的固话,早在几千年前开始,就是由生产能力引发的经济话语所导致的。所谓男性社会,其实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权力社会,当一个男人不够强大,他也同样会被称为“软汉”、“小白脸”,被权力中心所鄙视。可是当女性在寻求改变,要求社会改变其“不能成为强者”的惯例时,恰好也就讽刺十足地完成了一个女性对权力社会(男性社会)变相妥协的过程。

女性主义的女性不可以是“女性”的吗?尽管安琪在提到她的诸如《红苹果》、《养雾》等早期作品并称之为“小女人”的作品时,她仿佛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是她提及张爱玲时,却潜意识透露出了她的心声:“想想自己不免悲哀,似乎是连丈夫的钱也没有用过,真是一点都不女人”。这里的女人,并非是一个无知懵懂的没有自我认知的女人,而是一种主动选择的女人。在所有人面前都软弱的女性和一个只在自己真正爱的男性面前软弱的女性毕竟是不同的。所以,如《红苹果》、《养雾》、《草莓颜色的公园》、《情感线条》这类作品,是应该允许存在的,当然,这是以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为前提的,是在能清楚认识到自己可以在“女强人”和“小女人”之间做出选择后主动选择的。工业革命之后,女性的经济地位在不断提高,女性中的有识之士也开始主张要摆脱男性的附庸这一社会地位。但是,在大家有了主动选择自己成为一个怎样的人的权利时,是否也不能够否认“乐于做一个小女人”存在的合法性呢?

当然,这些都不在安琪考虑的范围,她的女性意识融汇于她的个体意识,她只是说:“我到来,我看见,我说出”。你不听也好,最好你听,我正在说话。

 

                                              20151213

读安琪诗集《极地之境》(文/叶由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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