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老实实交代：安琪访谈

　　提问：祁国
　　时间：2003年5月21日
　　地点：北京大兴枣园

　　昨天给祁国做了一个访谈，很出状态。今天，祁国说也要给我投桃报李来一个，这可把我吓住了。虽说陆续被做了几个访谈，但那都是书面的，而且，每一次访谈不瞒你说我都紧张得很。因为我不会说。现在，我正在运着气，像武侠小说一样指望打通经脉，预备接祁国的招。--引，安琪。
　
　　·祁国（以下简称祁）：我想问问你，你每天的主食是什么：面制品还是大米？
　　·安琪（以下简称安）：这问题太简单了，我不挑食，基本上有吃的能填饱肚子就好。我比较喜欢大米类，米饭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到北京后，起初在杂志社一天两顿快餐，一下子把我撑胖20斤。我们南方一般是一天一顿大米饭。现在我的苦恼之一就是胖，这在以前根本不可想象。另外说到吃，我还有一个朋友们知道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怪癖：吃绿茶。每次把茶水喝完，我都要把泡过的茶叶吃下，我觉得它那鲜嫩的口感和略微的苦涩甚至已经超过青菜。有一次我到树才家，他家的绿茶自然是好的，我喝完之后按捺住强烈的欲望才没把绿茶吃下，你想树才那么绅士的一个人，我怎好表现得那么野人。有人说喝茶有助于减肥，我已经超额做到了吃茶，再不行也没办法了。

　　·祁：是的，我对你吃茶叶的癖好感觉很奇怪，后来也见怪不怪了。茶叶里是含有兴奋剂的，就像男人抽烟一样会上瘾。你对你的发胖很在意？
　　·安：对，一胖就难看，就家庭妇女了。但也不想减肥，如果要节食我又受不了，反正就一边苦恼一边胖吧。

　　·祁：好象家庭妇女都是胖子似的？从这点上我可以猜出你的内心还在潜意识中停留在做姑娘时的状态，这可能也是一个女诗人或者是你所需要的个性。那么你认为一个诗人应该保持怎么样的心理状态？
　　·安：家庭妇女与胖划等号更多是一种习惯思维所给予的定义，其实没什么道理。所以说我身上是有些不能免俗的东西，极端不起的感觉。我经常说我的人和诗有距离，这或者可见一斑。事实上我一直没把自己摆在家庭妇女的心态上。我比较幸运吧，受到了家里人的纵容，自己就老觉得没长大似的。对年轻与美貌的追求与渴望保持也许是每一个女人的共性，女诗人应该也不例外。当然，倘若必须在它们与诗之间做一选择的话，大部分女诗人还是会选择诗的，毕竟年轻美貌是靠不住的。谁也无法让太阳在中天永远停留，诗却能。就我自己，我更愿意保持一种永不满足永远求新永远让自己处于被触动被激励的状态。我不知道其他诗人需要什么样的状态，我想各人写作方式的不同所需的心理状态也会不同吧。

　　·祁：我感觉你是一个靠状态刺激写作的人，你的身上显露着一种疯狂因子，比如你说话的语速很快，对诗歌更是投入了极大的热情，这一切源于什么？
　　·安：我要喘一口气才能回答你的问题，这有些困难如果我要真实回答的话。没错，我是一个状态型诗人，类似于尼采所说的酒神迷醉，也像柏拉图要逐出理想国的那种。状态这东西很奇怪，当它来临时我能感觉全身细胞都处于接纳开放状，每一件我经历的事，每一部我读过的书，每一个我认识的人都纷纷跑进来，如果这时我碰巧打开电视看到什么新闻，它也很快会成为我的写作资源。对我而言，状态像一场熊熊燃烧的大火把一切裹挟进来。你曾经说过你见过大火把一个小镇烧毁的真实情景，在大火里是没有道理的，而且它的蔓延性、见什么收什么的疯狂劲是没有道理的。我很幸运地拥有这样一种引发大火的激情。这是天生的，很多人都说到我的感染力，我自己也觉得我确实有这么一种东西存在。说疯狂也行，说热情也行。我之所以用“天生”一词是因为在我的家族确实有着疯狂的因子，我的母舅公，我的母亲都曾经患过精神方面的疾患，我这一辈的兄弟姐妹中目前还没发现谁承继下来，我总以为本来会是我，只是我找到了诗歌这一出口，或者说诗歌找到了我，它代替我完成了疯狂的一面，我没有理由不感谢诗歌！你或许不相信，有几次我都听到了脑海里神经在开始膨胀的咝咝声，我闭上眼告诉自己，镇静，镇静，然后我强制自己沉默或流下泪以此缓解崩溃的感受，那感受太可怕了我不想疯。所以我不能停下写诗的笔或从事诗歌事业的激情，它们在帮助我把即将分裂的那个我定住。你看到的世俗的我其实才是真我。

　　·祁：你现在说话的激情让我全身都感到一颤，我从你的那些长诗譬如《轮回碑》《加速度》里也看到了这一点。我认为你是一个爆炸型的诗人，但我总有一点担心，一旦失去一个度，会不会产生某种悲剧？
　　·安：你说的悲剧是不是指我真的疯了。我会小心地控制住，毕竟一个疯子对亲人的破坏性是极大的，我亲身领受过这种痛苦，我不想让家人去领受。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俗骨较重的人，这反而有助于我在生活的现场里迷失不至因太纯粹而困惑，同时，我的无个性也有助于我包容很多东西。不知道这些会不会阻止疯狂因子在我身上爆发。当然，如果我这个家族我这一辈必须要有一个人承继的话，我希望是我，因为我已把三十几年的人生活得很精彩了，用我昨天对你的访谈所说的话就是：淋漓尽致！

　　·祁：但我认为你不要老把这种暗示放在心里。我猜测正是你的这种状态造就了你的诗歌文本，但这种状态你要进得去也要出得来，我相信命运会让你做到的。你的作品一扫第三代女性写作的黑夜意识，相反表现出了一种开阔和明亮。但也有人说你的作品有一种杂乱，很想听听你自己的回答。
　　·安：我确实是有把疯了的暗示放在心里的问题，好象这样就能为自己的很多行为寻找到解脱依据。这不好，我要慢慢修正。我对我的命运充满感激像我对诗歌的感激一样，我曾经写过一句诗：我的命不会带我到任何坏地方的。大概女性总是更多唯心和宿命的一面，不是有句老话“女人和小孩更通灵”吗？我很少对未来做什么规划，最多也就想到下一步，对下下一步我基本就放任自流，总相信，走到那儿路就会出来的。而事实也真如此，就连今日的到北京，也是命运和诗歌带我走到这里的。对写作，我虽然很强调状态引领的一面，但主观上我也有一种自觉，即跳出女性狭隘的视野把自己摆在与男性同台竞技的层面，这使我不敢懈怠。我对女性自身的局限比较清醒，对女性写作比较悲观已经体现在我多次的言谈和文字表述中，这里不想重复。黑夜意识在第三代女性写作中是笼罩一切的主题，其中尤以翟永明为代表。到我们中间代，尽管在写作手法上有一些跳出来的味道，其实反而是写小了，小情小调的。所以，我有意识地想往开阔的路子走一走，起初一直没找到方向，直到我遇到庞德的《诗章》，我想，原来诗可以容纳这么多东西，我一下子豁然开朗，于是有了《九寨沟》《任性》《纸空气》等长诗的爆发。当然，我必须还得强调前面所说的烈火般的状态，没有状态，技巧掌握了也不行。像我现在可以说肯定把这一技巧掌握了，但状态退了它们就跑不进来。我的诗孙绍振、陈仲义、向卫国、康城、李保平、蒋振宇、辛泊平、南野、赵丽华、马步升、格式、黄梵、杨远宏、林童、邱景华、马策、徐江等都做了非常详尽的解读与评论，我自己理论不行，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混乱应该只是表象，我在写的时候自己是知道有一条隐隐的线串着，一句一句有一种气贯穿着。按向卫国先生的说法是，其实进入我的诗并不难，关键要有耐心。但这个时代谁还有耐心去读你几百行的诗呢！大家只扫一眼就可以轻易下结论：乱写，胡写。我现在的苦恼倒不在于读者的批评，而是要如何继续先锋继续突破的问题，倘能一直乱写胡写下去倒也好。

　　·祁：我个人是赞成你这种独立的先锋姿态的，其实你早先的那些抒情短诗更能赢得一些习惯性的掌声，但你的毅然决断确实是一种自觉。能说一下你的写作历程吗？
　　·安：你在让我把时间回放，同时你也在逼我对自己的写作进行思索，理清头绪。现在还有很多人在怀念我早期的那些抒情短诗，也就是《奔跑的栅栏》那个阶段。可是我自己是已经毫不犹豫地把它们舍弃了，除了《干蚂蚁》《节律》《未完成》三首多少还让我有点留恋以外。那种青春期激烈的奋不顾身劲，那种挣扎在道德线上的撕裂和对朦胧理想的试图清晰化的抓住，现在想来还是令人难忘。但我不会认为它们是我最满意的作品，原因很简单，它们也是大多数女诗人能够写出的。你知道女诗人出道时那种感性加上语言的锐性是很容易让她们起笔不低的。但接下来就难了，诗歌写作没有“保持”一说，你不可能在自己写得最好的时候就把自己保持在那个水准线上。你只能退步如果你不寻求改变的话。1998年我开始自觉地改变，先是用打碎自己的方式，把语言弄得很脏，很乱，把经历的个人私事不加提炼地塞进诗中，有点“下半身”味道。很多人都难以接受，你还记得98年“金秋诗会”上我那首《夹注》引发的争议吧。我也知道那种写法有些堕落，和前期的《未完成》等对灵魂终极目标的追求相比有点退化，它写小了，写个人恩怨了。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我必须突破另起炉灶，也只好采取孤注一掷的方式了。这时期的代表作是长诗《事故》，由四首百行诗组成。当时我这样的诗歌写了几十首，最后在做诗集《任性》时我只用了这首以做纪念其余都舍弃了，可见它们在我的写作记忆中是失败的。不过，如果没有这一阶段的训练，我也不可能有后面较为满意的这些作品，因为那时我已学会把生活上的东西写进诗里去，用的是叙事手法。这很重要，因为以前在抒情时期即“栅栏时期”，我只会用抒情的方式把生活改装，会用叙事后对进入“任性时期”的现场吸纳就将格外有帮助。

　　·祁：我也经历过两年多的自动写作，很有体会，我感觉你的语言跟余怒的不同，余怒用的更多的是口语，整体显得更节制，他是一种构思写作。而你的似乎是散点式构图，方法似乎更自由一些。我知道你是从“新死亡”出来的，道辉的作品我读过，感觉很压抑。但从你的诗里，现在几乎已经看不到道辉的气息。你对你的这种语言表现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安：一触及到深层次问题我都要沉吟很久，理论阐述一直是我的弱项，我只好勉为其难了。应该说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写作和读诗更多的是凭直觉，而且大家反映直觉得还不错，所以我就一直不给自己找麻烦去研究理论。今天你的问题都是在考我一样让我感到特别无力，我想你是非要我进入诗歌内部不可了。我的诗歌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新吧，词与词的组合新，句与句的组合新，大家一看第一个感觉是与众不同，其实，我只是善于把生活场景用新奇的诗歌语言表达出来而已。又因为我的生活场景包含面广，如前所述，有自己与他人的经历，有阅读体认，有最新世界新闻，有传说典故等等等等，所以读起来就有你所认为的“散点式构图”和“自由”。余怒的语言我形容为词语分裂，他善于从一个词引申或裂变成另一个词与句，再继续引申或裂变成另一个词与句，以此类推，形成奇异效果。或者可以说，他更注重词自身的衍化，我则更注重事件的表达效果。道辉是我前期诗歌生命中的一个点，尽管现在我们因为种种原因已互不往来，但我对他的感谢依然潜藏在心里。道辉的性格直接影响或形成了你所说的写作。我和“新死亡”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对我形成自己独立的写作风格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应该是我比较庆幸的一件事。另外，我更应该感谢刘伟雄、沈丹雨、王明韵、杨远宏、康城、远人、黄礼孩、潘维、陈仲义、向卫国、老巢等师友对我诗歌生命的推动，正是他们的合力，让我一步步走到今天。我想，每一个女诗人的背后肯定都站着一些优秀的男诗人，但愿这样的回答不会授人以柄。我喜爱“任性时期”的安琪，那种凡我所见凡我所想均能入诗的自由状态真是令今天的我怀念，在很多人看来泥沙俱下的句子在当时的我却是信手拈来。

　　·祁：余怒确实是目前罕见的一个优秀诗人，而且他现在仍然保持着创作状态，我认为，他的作品重量已大大超出了他的名声。而你在女诗人当中也是独树一帜的。你的这种写作是应该有很多梦境和幻觉成分的，但我同时看到了你的作品有许多现实的依托，比如《九寨沟》《张家界》等，这是不是你一种自觉的有机的探索？另外，你“任性时期”的那些长诗在写作时有没有考虑到结构这个问题，或者说你的诗是否放弃一种结构，直接进入到一种自动写作？
　　·安：当我在整理自己的长诗集《任性》时，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这里面的45首长诗有三分之二是风景诗。以前零零星星写作时还感觉不太明显，如今乍一成集就凸显出来了。重要的是，这些风景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借景抒情，而是融入了很现代的东西，在语感上、形式上，都让人觉得有别于其他人的写法。像《九寨沟》《张家界》这些都是许多人写过的题材，如果我也像大家一样赞美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那又有什么意义呢。于是，我选择了一种庞德《诗章》式的大杂烩，把发生在风景点的一切融会贯通到诗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你所说的，确实是一种自觉的有机的探索。但我依然不能排除“状态”两字，只有在状态中，它们才能融合得如此大胆如此肆无忌惮。后来，我到西安时，想用这种手法写就行不通了，那时我因为做中间代分心太多，状态消退几至于零，那么有历史感的西安之行最终无法变成让自己满意的诗篇一直是我遗憾的事。至于你所说的结构问题我想应该具体分析，每一首的出场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基本上每一首诗我开始下笔写第一行诗时都有点自动写作状态，因为它往往顺手就带出了下一行。但这里面是有一股“气”牵着，句与句之间，节与节之间，不能断，你看我那首《任性》，最后一句突然用“你一辈子都是在打诗歌的天下”结束，其实本来还是可以写下去的，但我因为已写了200多行太累了，想停一下第二天再写，结果就不行，就断了。这样说是不是有点不可知意味？而《轮回碑》在全篇上绝对是有结构的，想融进各种文体包括公文等，但在写作过程中用的也是自动主义写法。当时我在上班，没事就看窗外，突然就冒出“汽船的浓烟是用胸脯做的/（你是说，曹雪芹和女娲在干非法勾当？）”，我忙骑上车回家，打开电脑时双手直发抖，我知道我找到感觉了。那么一首长达800行的诗前20首就这样从早上11点多开始一直写到晚上10点多。后10首是隔了几天再接着写，本来还可再延续，但因为我已熟知这种套数，一时间意绪索然，也就罢笔。我不喜欢重复的已知的东西，包括构思。也就是说，哪怕是结构，也要让我尝到新鲜的快感和写作的快感。

　　·祁：是的，让一个人分析自己的写作就像让一个人分析自己一样，往往是很难言说的。去年有两本诗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本是你的《任性》，一本是墓草的《人妖时代》。你说你做中间代让你分心很多，直接影响了你的写作，我感觉你有时挺重视自己在诗界的名声的，这种重视也无妨，但建议你要以一种“进出自由”的游戏性心态，这样也许更好些。你是怎么认为的？
　　·安：谢天谢地，你总算让我从理论的瓶子里脱身而出，要这么一首一首地说自己的诗作我真的很快就要没词了，而且我的写作秘密也快兜光了。但你接下来的话题又是一个陷阱，我已在中间代里陷得太深，本来我们说好的不谈这个话题，现在看来是避不过的了。
　　我说做中间代分心是有道理的，祁国你可以看看《任性》里的《在劫难逃》一首的写作时间：2001年6月7日，再看里面《传奇》那首的时间2001年11月2日。也就是说，从《在劫难逃》到《传奇》的这5个月时间里我的写作是空白。这5个月都干什么去了，去编《中间代》了。对很多人，停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没什么，但对我是不行的。你知道我是状态型诗人，在2001年6月之前我是月月都有几首长诗出手的，这你可以看看《任性》里每一首诗的时间。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的写作量很大，虽然不是首首佳作，但总会有好的作品在磨刀过程中出现。当时要开始做中间代时礼孩委托我组稿、编稿，我想我对我们这一代人相对比较熟悉，就想把这部选本放在漳州做。礼孩特别宽容，答应了。说实话，中间代有今天这样的认同度，礼孩功不可没，他是基石，没有他提供的雄厚资金，没有《诗歌与人》这一新世纪最重要的民刊的支撑，“中间代”这一概念是不会这么快得到推广的。我之所以把我们这一代命名为“中间代”，其中一个原因是定位它为“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大家都知道礼孩对70后的贡献，我这样说有种感谢他的意味。事实上，中间代概念成型后，礼孩因为自身是70后的缘故，反而在这一汹涌的代际命名中悄悄退场。这使我又感动又无能为力，但我相信，所有中间代人是不会忘记他的。
　　中间代这一概念从开始推出起，就伴随着争议和质疑，其中最大的反对词汇就是“炒作”，而我恰恰从不否认它的这一个因素，我觉得它是有理由有文本的炒作。自2001年10月底《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面世后，我用了短短两个月时间即2001年11、12月，约请了十几篇中间代理论稿，联系了十几家圈内外刊物做中间代专辑，当2002年1月五家刊物同时推出“中间代”这一群体时，你可以想象我的兴奋和疲惫，这些都是货真价实要付出心血和精力的。此后在整整一年即2002年的时间里，我继续邀请理论稿，继续联系刊物，使得中间代这个概念不断地冲击着人们的视野。按批评者的话就是，官刊民刊网络乱箭齐发一网打尽。这箭可是具体的箭，每一个电话都那么具体，每一个人都那么具体，每一家刊物都那么具体，你得有说服力才行。所以，整个2002年我的创作又泡汤了。你可能不相信，我曾在与康城的谈话中表达了我的烦躁和忧虑，我问康城怎么办，我现在是一点写作状态都没有了，以后恐怕也难以恢复了，我的诗歌完了。康城就安慰我，没关系，你已经有那么多好诗作在那里了。康城又说，如果没有那些诗作，他也不会支持我做这件事。但你要知道，对于诗人而言，有好作品跟有好创作力是两个不同概念，它带来的快乐也是截然不同的，一直写不出东西的焦虑和痛苦是外在的荣誉无法取代的。因为创作是内在的快乐和自信。当然，我必须承认，随着中间代概念的不断被接受，我的知名度大增，所获得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所以我就想，一个人真应该为诗歌多做些事，在你做的同时，你已经获得了诗神的佑护。
　　在我做中间代的过程中，有三个信念在撑着我：第一、这一代人确实需要一个概念来统称，个人的力量在时代的洪水涛涛面前有时是非常脆弱的；第二、我不认为我需要中间代来炒作自己，因为我的作品已经在那里了，即使没有中间代，它们也一样会被认识；第三、我不是为了命名权才做这件事，我可以问心无愧理直气壮。当时，我曾与礼孩商量用一些此前叫不开的名字，但在征询同代人意见时被否定，也就只好自己想了。这些在我的文章《我参与了一个时代的诗歌建设--关于中间代》和树才、韦白等关于中间代的文章中都写到过。我更想说的意思是，我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徐江后来在长篇《论“中间代”》一文中如此写道：（中间代命名的成立）与许多诗人出于营造诗界团结与建设的氛围，做出了姿态上的妥协是分不开的。这里的“妥协”一词让人感慨万端。对中间代，我只是在恰当的时候和礼孩一起推出了恰当的概念做出了恰当的事，在那样一个背景下，随便谁来做都一样能成功的，如果不明白这一点我就真的昏头了。
　　从2001年到现在头尾近三年了，我已经筋疲力尽，这是最后的时刻了，到书出来后我的中间代使命就真的完成了。我真想好好静下来，好好看书，把诗歌状态拣回来。我这人比较笨，好象只能一件事一件事地做，一做中间代就不能写好诗了。至于你说的重视名声我是这样理解的，因为整个过程我都站在前台，鲜花和掌声，明枪和暗箭都直接冲着我，要我不显得重视名声也不可能。加上我的性格中浮躁的一面，你说的也许有道理。怎么说呢，中间代让我赢得了这么多代内外朋友，我已经很满足了。

　　·祁：听你说了这么多，我突然有一种失语的感觉，我想开玩笑地问你一个问题，假如这次《中间代诗全集》由于某种客观意外而出版不了的话，你是否能承受得住？另外，我想问一下，你的选稿标准是什么？
　　·安：这是一个尖锐而引人关注的问题，我对《中间代诗全集》充满信心源于两方面原因：一、我对中间代充满信心；二、我对自己充满信心。先说自己，我发现自从中间代概念开始出笼的这三年里，可以说每一步都按照我所设想的在走，我甚至有种神秘的预感，只要是我想到的就能实现。现在，我一心想的就是全集的顺利出版，它没有理由不出版。再说中间代，当我们回顾新时期以来整个诗歌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有这么一批人因为保持独立的写作姿态而不参与任何诗歌运动，因而在当代诗界运动盛行的情状下成为沉默的一代，这一代人是不可忽视和跳过的，历史的链条不允许断裂，中间代亦是如此，这便是《中间代诗全集》必须出版的原因。我没有去想书出版不了的“意外”，所以也就没有去想“是否能承受得住”。我只是想要怎么把诗选好编好，好让这部书对得起同代人。
　　因为机缘凑巧，从4月开始我就到你这里编《中间代诗全集》，你可以说完整地看到了我的编选过程，你难道会怀疑我的公正和客观吗？应该说，任何一个选本都无法获得全部人的认可，因为每个编选者都有自己的标准，我的标准就是：一、创作上有个性的。中间代是经过十几二十年沉淀的一代人，多数人已形成了自己的诗写个性。也就是，作品放在那儿必须能与第三代甚至同代人区别开，这样的诗稿我最器重。令人高兴的是这次这个选本称得上有个性的至少有30个人左右。即使个性不那么明显的也都是在某种手法里出类拔萃的；二、对诗歌有贡献的。那些优秀民刊的主办者和有影响诗歌活动的策划者十多年来的付出已经推动了中国民间诗歌的发展，没有理由不对他们加倍关注并给予鼓励；三、同意入选此断代选本的。你也看到我在约某个诗人时他的条件比较苛刻，必须里面的某个人删掉才行。我想这是没有道理的，也就拒绝了。
　　对要不要上网公开整个过程我是有些犹豫，后来认真分析了一下决定一切公开，我的目的很简单，再发现一些遗漏的中间代优秀诗人。果然，我收到了大量自然来稿，并真的从中挖掘出了非常优秀的诗人。大家看见的相对陌生的名字大都属于此类。祁国你亲眼看见了我在阅读到好诗发现到优秀诗人的欣喜若狂劲，也亲耳听到我婉拒了那么多我认为诗写没有个性的朋友，这些你可要给我作证，真的，要没有这份良心和公心，中间代也不会选中我来完成它。每读到优秀诗人诗作，那份喜悦带来的神圣和崇高感就让我摒弃了想照顾某人某人的念头而变得无私无畏起来。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一定要慎重，要优质，否则书出来了想后悔都来不及。有时我也在想，书出来后如果诗歌状态回不来，我也就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了，这么一想就更没顾虑。还是那句话，通过编选这部全集，我有幸读到了这一代人最为优秀的诗篇，我已经很满足了。

　　·祁：你要我为你的选稿公正而作证，我感觉没有必要，因为我自己都无法为自己作证，你只要把这部书编得确实有一点独立性就足够了。你的语速确实快就像你的诗一样是高速度的。我想请你用高速度的直觉思维回答一个问题，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安：生活上我是女的，诗歌上我是男的。

　　·祁：哈哈，按照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很玄地来推理，文学是阴性的，所以你的这种气质确实很重要，当然这些都是开玩笑。如果你现在随着一支登山队爬上了珠穆朗玛峰，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安：我说过我很少去想下下一步的事，也很少去想我做不到的事，所以你的如果对我就永远只是如果。好吧，真有如果的话我可能会先痛哭一场，然后拿起电话把这种感受不出声地传达给山下的好朋友们。我记得当初我在西安夜色中的大街上被汉唐之风吹拂，想到李白杜甫们就曾经这样在这条大街上走着，一时间泪流满面激动难忍地打起了电话。

　　·祁：问题是现实的山顶上往往没有手机信号，况且大部分的登山行为都是以半途而废宣告失败的，你挺喜欢哭的，每次开诗会说着说着就哭下来了。这样的哭很有水准，你的哭就像微笑一样让我感觉非常正常，甚至感觉是对其他事物的一种问候。你能随意说两句吗？
　　·安：哭和笑都要成为我的标志品牌了。我很喜欢你说的哭是对其他事物的一种问候，对我而言，哭是另一种语言，有液体的语言，在我感到用口头表述无法传达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觉得哭是没有道理的，我真的很喜欢哭，好象什么都说清了，什么都冲走了，内心里留下了最为宁静的东西。你看过我的《纸空气》吗，那里面包含了我的两场哭。一次是在岳麓书院，远人带我去的，我们去的时候里面一间演奏室正在演奏屈原的《离骚》。那氛围，那演奏者古装扮相形成的远古意境，突然使我抽泣不已。我对远人说，这乐曲我曾听过。事实上根本没有，但我感受到了一种与中国传统文明想对接的东西。一想到我站立的这片土地也曾站立过屈子、朱子，那种不可思议感就使我触电般地长呼吸不止。远人也不安慰，只把纸巾一叠一叠地递给我。然后远人说，我们的灵魂是相通的。这里的我们当然包含有前面所说的屈子、朱子，和中国近代史上那些出自湖南的风云人物。然后是在四川峨眉山下的报国寺，我和几个诗坛前辈一起去的，也是在黄昏，十二月，寺庙里弥漫着一种不在尘世的感觉。没有游客，只一个高大的和尚守着。同行的一个老诗人和他聊起了天，才知他是安徽来的。恰好这位诗人也是安徽的，和尚就念了一句：“有缘千里来相会”。我听了心里微微一动，同样一句话由和尚说出就不一样。后来大家分头在寺庙里看，我突然听到了钟声，一回头，原来是老诗人在跪拜叩首，他每叩一次首，和尚就撞一次钟。当场我的眼泪就出来了。和尚看到了后缓缓地说，小姐是不是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放下就好。我说，不是，不知为什么我一听到钟声眼泪就出来了。和尚说，小姐，给佛菩萨问个安吧，你与佛菩萨有缘。回来后我写了长诗《纸空气》，直接的带动因素就是这两场泪。
　　《九寨沟》也是眼泪带出来的，是诗人白林陪我玩的九寨沟，也是在黄昏我们游玩完毕，本来是可以乘环保车出来的，但我想走一走。白林就陪我沿山而下。走到盆景滩时已经离出沟不远了，我突然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也没想什么，可能是一天的景色在心中堆积过多吧。白林就拍了拍我的左肩，然后我们就一路走下。我想我比较幸运地在每次感动时都遇到了比较不俗的像你这样感觉非常正常的人，他们的理解他们的沉默保护了我的激情。倘若是一个热心肠的淘淘不绝地开解或寻根究底的人，那可真要糟了。如果有一天我想流泪都流不出或者连流泪的冲动都没有，那也许真是我的诗歌生命的终结了。关于眼泪，还有很多故事，我就不再细说。

　　·祁：是的，正如你所说的，你的很多诗都是以风景所触动而起，但我认为，风景也是人为命名的，如果很熟悉的一般性的日常场景难道就不能给你的写作带来灵感吗？
　　·安：其实你没发现，我在回答上一个问题时已经隐约透露了我的另一个写作秘密，即人的触动。有时，一个很熟悉的一般性的风景因为同行者的引领也是一种状态的激发点。我甚至感到人的带动大于风景本身。这里面的人可以是诗人朋友像远人、白林，也可以是萍水相逢的人像那个和尚。像西安，很遗憾地我没遇到能带动我的人，所以那样可以出诗的地方我反而没有满意的东西留下。这里当然有前面所述的状态消退后引起的麻木，同样情况在我们那次河南西峡诗会上也存在，这两个地方都因此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惋惜，使我至今耿耿于怀。你注意到《任性》这首诗吗？这里面写的地方可全都是我们漳州各县的景点，那是一次例行公事的采风，“5·23采风”，同行的也大多是本省本市互相认识的文艺界人士，但因为一路上无拘无束引发的兴奋和激昂，还是带动我写出了这首可以代表我水平的长诗。所以，熟悉不熟悉并不重要，关键是带动。从这一点上，我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动的诗人，这也是我忧虑的地方。被动写作总是难以长久的。

　　·祁：这说明你是一个保持自我警惕的诗人，这点很重要。好了，就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可以拒绝回答，你对家庭责任、情人问题是怎么看的？
　　·安：说到家庭这个词我马上要敏感地自我忏悔一下，好象这样就能获得良心的平衡。从为人妻母的角度我自然不能说自己是合格称职的。其实，像我们这样的人都知道，搞艺术的最好不要结婚不要生儿育女，否则真有种害人害己的意思。但反过来，我觉得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反而是在该结婚的时候结婚，在该生孩子的时候生孩子。我知道很多人特别是女诗人在这方面都有些不如意之处，要么就独身要么就委屈求全要么就离婚，跟她们相比我是幸运得连说感谢命运都显得虚伪了。我很少谈到自己的先生但我很清楚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当我决定到北京时我就想我要么成为冰心这样颐养天年的有福老人要么成为萧红这样惨烈的牺牲者。而最终的结局会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喜欢的女性都是那些特立独行的人譬如秋瑾、张爱玲、三毛还有前面说的萧红。但我生活的时代已非她们的时代，所以我的现状亦非那么悲壮而值得自豪。我只是在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时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所谓任性就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任。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对诗歌，我绝对认真。在我，诗歌高于一切！
　　至于情人问题，相信在现时代凡受过高等教育出来的人已不会把它当成问题。但要小心的是，别让情人问题变成法律问题。最后说说我的一个世俗理想，把孩子接到北京，让她不要像我一样一辈子都把到北京当作理想来实现。哈哈，你要笑我有盲目的北京情结了。终究俗人啊！

　　·祁：听了你的回答越想越有很多问题问你，但这次就算了。祝你的诗歌和生活一路顺风！
　　·安：会的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