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娜仁、老苏一起逛秋之元大都遗址公园。辉煌之后必是凋零，说的就是北国之秋。一岁一枯荣，也只有置身北方才会有的感想。“在我们南方，我们从来不知树叶什么时候生，我们以为，树叶一出生就是树叶的模样”，这是我诗歌中的几句话。

@人皆以为安琪得奖无数非“低调而金光”之人,却不知年近半百始得镇政府奖（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很好，我踏入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地处漳州市芗城区浦南镇的浦南中学担任语文教师，我对小镇的情感就这样种下了。沙溪镇和浦南镇一样，都是我生命的重镇。

@对我而言，得奖（首届“中国阮章竞诗歌奖”）的意义更多在于让我有一个机缘了解阮章竞，认识阮章竞。昨晚梦到我去了沙溪镇，一个有着幽深森林的清凉小城。

@当你对身体没感觉时就是你身体状况最好时，近阶段因腰椎间盘突出引发左腿酸麻，故有此感受。

@在北京青年诗会（2014年10月19日）上我的发言如下：1）在座大都新进北京或即将毕业面临就业的在校生，跟你们比我算老北漂了，我给的建议是，一定要先安置好自己的生活，找个工作，站稳脚跟是必须的。我认识一些北漂的，老觉得打工挣不了钱，想自己当老板，结果成本花光了钱也没挣到生活还没着落。在中国，不是你有才华就能发家致富，事情要做起来有很多外在的因素，这是一个无奈，我们得面对，因此，先找个工作，再寻找发展机会，不要让自己成为家人和朋友的包袱。2）近三个月我写得很少，几乎可说停笔了，这是我经过一番思考的结果。写得多他/她的诗人形象并不见得就比写得少的人好，甚至反而更坏。以女诗人为例（因为我是女诗人，我的视野更多放在女诗人），陆忆敏是最典型的案例，从她出道到封笔，十多年来才写了不到50首，所赢得的尊重和关注却逐年上升，已成女性诗歌绕不过去的一个代表诗人。新一代的寒烟、宇向，产量也不丰（我们在各种选本能读到的她们的诗作大都也很脸熟），但因为质量高，两人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今年六月我在山东见到寒烟，和她探讨了这个问题，记忆最深的是她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这20年我写了100多首诗作，已经很多了”，我呆了一下，想想自己以前，一年就要写100多首，但今天，我都知道自己的诗人形象不如她，一下子我有点泄气了。现在我的写作不比激情洋溢灵泉喷涌的当年，每写一首诗都要耗费不少心血绞尽脑汁，这么艰苦的写作自然不如轻松阅读来得愉悦，还是暂停吧，我这么告诉自己。我想抛出的一个问题是，少而精好还是多却难免良莠不齐好？3）有两种写作，一种是生命式写作，这种写作以命相搏，活到什么份上写到什么份上，每个人的命都不同，写出来的作品也因此不同。但这种写作很耗费一个人的“命”，他/她的命必须起伏跌宕，越起伏跌宕越曲折艰难他/她的诗就越出彩（许多自杀的诗人几乎都是这种写作），一旦命途顺当，他/她的写作便平庸了。另一种写作是不依靠生活，完全来自知识来自阅读，学院派大部分人是这种写作。他们的生活大抵相同，受尊敬，有保障，他们的写作灵感所依托的背景也大抵相同，他们的作品因此也面目相似。我个人喜欢并执行着第一种写作，但第二种写作似乎持续的创作力会更长久些——你不可能一辈子都有与众不同的可以提供你灵感的生活，太过反常规的生活往往要么把你推向死亡，要么最后步入常规。这是我近阶段思考的一个问题。4）经常看到中国女诗人被封为“中国的阿赫玛托娃”名号，女诗人也乐意被这么封，但我就所知，被封的女诗人其实活得挺好的，享用体制内工资，还经常享用免费出国、出书等福利待遇，从现实角度一点也不“阿赫玛托娃”，但她们的诗作确实也充满着沉重和苦难，充满着尘世的关怀，一个问题出来了，一个活得很滋润的人可以写苦难的诗篇吗？我自己迈不过这个坎，一旦活得顺溜了，就不好意思写悲伤诗。

@“安琪拥抱坏人和拥抱好人一样热情”，伊沙如是说。其实我只是觉得每个人身上都有善根，只想与每个人身上的优点交朋友而已。

@北漂十年，几经沉浮，深感命运的玄妙。明明已摸到幸福，幸福却突然塌成陷阱；明明已到生活的低谷，却突然又绝处逢生。之所以能一步步走到今天，是因为内心一直坚决地安于自我的修为，保持良善本性，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你自己做到好了，你的命便不会差。

@于今回想，当初执意北漂抛家弃子，有违人之常情，是该受受累吃吃苦，所谓现世报。明白了这点，便不会怨天尤人，便会反求诸己，也便会接到上天的宽恕。

@路是自己选的，那就没什么好说了。

@到北京后才发觉，北京这个地方是一个并不讲究人性的地方，不是说北京不人性，是在北京，你讲究不了人性。大家分别生活工作在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从一地到一地，动辄两三个小时，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在北京，你只能小心照顾好自己，生病了连个端茶送药的都没有。像张爱玲那样死得一身臭味的在北京完全有可能。这个城市，人跟人之间建立不起相濡以沫的感情，因为它不提供建立的便利条件。

@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的无力，所有那些敢北漂的，谁不是在故乡被虚妄之火烧得不知天高地厚。回想自己当年，应有尽有，天天一杯茶一张报纸过一天，闲时写写文章还能时有小稿费飞来，就觉得翅膀硬了，天空小了。就想到外面去斩获更大的世界。

@吴子林的研究生现北师大博士生周娆应我之约为《中外现代诗修辞艺术》一书写了一篇小书评登于《生活周刊》，小丫头自己从本书中选中的几个诗人有伊沙等没有师母我，这至少证明了小丫头是按照自己的阅读喜好而不是按照世俗心在读在写，我很高兴地看到她的单纯。

@伊沙不止一次批评我是个老好人，跟谁都好跟谁都亲，他说，老好人的最终结果是，貌似朋友很多，其实真心朋友没有。

@伊沙还批评我写作上变化太多，不在一种风格上走，他说这就好像十八般武器你都想掌握，最后是，哪一种武器都掌握不到家。他认为，还不如在一种武器上用劲。问题是，我真的不是故意要不断变化写法，而是，每一种写法写到一定时候我就写不下去了，就只好转另一种写法。

@美国飞机安检每趟航班都有一个免检名额，伊沙被赐予了一次，直接就把写有“免检”的牌子拿给你，你只要举着这个牌子就什么都不用检了，包括你的行李。被赐予免检牌的伊沙感到很受羞辱，难道，我就这么无害，这么让人觉得安全？在“葵之怒放北京分场诗歌朗诵会”（2014年10月29日）上伊沙如是说。

@北师大诗歌没传统。伊沙横空出世时，数十诗人中唯徐江、宋小贤、钟品同党。此后音绝。十年后，我一席话点燃沈浩波，他上溯挖出南人，仅此而己。（侯马语）

@意外而欣喜地听到大弓一郎先生为拙作《过完北京》谱曲并演唱，这首诗我没收进诗集《极地之境》，看来是怠慢它了。感谢大弓一郎先生！

@看到潘洗尘微信一个“痛！”字，忍了一个上午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哀悼陈超老师！又一个自己选择放弃生命的师友，我无话可说。

@陈超，1958年10月出生于太原，2014年10月31日凌晨跳楼身亡于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著名诗歌批评家、诗人。

@什么样的颈椎病能够让人萌生绝念？现在我也腰椎病了，得提醒自己挺住。

@来自滨州的张大姐在街上摆地摊捏面人，无外包装的每只10元，有外包装每只20元。我静观良久见无人购买，遂买了一头小黄牛并且和她闲聊拉呱，渐渐地有人加入了购买行列。我喜欢看到张大姐收钱时羞涩而幸福的笑容，希望张大姐这一手好手艺能为她带来幸福的生活，她什么都会捏。回来百度了一下，面人是滨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一年我去康西草原骑马，每小时一百元，我骑到一半觉得很痛快，遂跟马师傅说我要加骑一小时。但是当我骑到第50分钟时觉得很累撑不下了，就跟马师傅说我不加骑了。马师傅说，那，你那一百元能不能照常给我？我说好的。我喜欢马师傅多拿了一百元后心里的喜悦，他回去一定会跟老婆说，今天真幸运，遇到一个姑娘多给了我一百元。然后，他老婆也会乐滋滋的。我一想到马师傅和他老婆两人脸上的笑容，自己的脸上也便布满了笑容。

@地铁出入口每天都有一个白发大伯坐在那里拉二胡，衣着很整洁，不像乞讨的。但他的面前摆着琴盒，琴盒里确实零星地散着行人投放的零钱，大都绿色一元钱。我预备一个月后给他20元（以一天一元计，我一个月享用他20天音乐），大伯看到20元的快乐一定大于一天看到一元。我这么想。

@如果你执意要伤害别人，请用本名，化名也成，请去掉“诗人”二字，一人做事一人担，不要连累无辜的“诗歌”。多年前我曾写过，我的一切荣誉归之于诗歌，一切过错皆是我个人性格悲剧所致，与诗歌无关。今天，我依然重申我的观点。个人可能无魂，但诗一定有神！

@感谢苦难让我又一次放慢脚步，静静反思自己的性格缺陷——不是你对人好人就对你好，不是有学历的人就讲道理，不是为富就不仁正如不是为不富就仁。

@朗诵会上伊沙希望大家还是站起来朗诵，因为“站起来有助于把声音送出去”。

@“不能用写文章的思维写诗，一定要有起承转合什么的。诗歌的思维是，不在无亮点的地方停留。诗歌是制造高峰而非制造平原的艺术”。伊沙如是说。

@在美国某大型中国餐厅伊沙发现，四川老板吐出的四川话都是脏话粗话，伊沙认为，这是乡愁的新版本。四川老板在异国太寂寞了，脏话粗话就是他思乡的表现。我问伊沙，您在网络上也喜欢爆粗口，也是寂寞吗？伊沙答曰，是，身为大学教授，语言上一直被约束着，太寂寞了。

@母语就是说话不累的语言。母语里的脏话就是一个人心灵自我休息的时候，所谓秽语症。伊沙如是说。

@伊沙认为，白话诗不是口语诗。

@“事情，事情，小说家写事，且是故事，过去发生的曰故，所以沈从文、莫言写的是故土的旧事。诗人写情，从李白观庐山瀑布到徐志摩再别康桥，都是写作那片刻当即的感受。当时的而非以前的情绪，情愫。主张诗写故乡那是当代中国小说批评家对诗的误解。所以诗人对个人当下的生命困境比沉浸于过去时代的小说家敏感，更真切。这就是我回答为什么诗人自杀比小说家多的原由。”——以上文字转自杨克微信。

@混乱才是生活的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