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景会心”：侯马的“绝技”

                    ——侯马的诗歌创作及其诗学意义

                              吴子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能于浅处见才

                                                                方是文章高手。

                                                                ——李渔《闲情偶寄》

 

    先读侯马的《酷评》：“二十五年前/某晚/舍友徐江/不知在哪儿看了一张碟/回来告诉我/一个顶级的杀手/设法经过严格的安检/来到目标面前/他摘下眼镜/把镜片往桌子上一磕/用锋利的玻璃/一下切开了对手的颈部/大功告成//二十五年后/我写诗/修炼出像那位杀手/一样的功夫/就是/用日常的材料/攻致命的部位/其实最大的秘密/始终是你/怎样才能站到生活的面前。”

    我看过的影碟跟徐江的略有不同，那“顶级”杀手使用的“武器”不是镜片，而是一张普通白纸，他镇定自若地坐着，将那张纸折成方块形状，迅捷点中目标的咽喉，就像杀手“中原一点红”一般，杀人于无形。

    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侯马在《酷评》里表明：历经二十五年的“修行”，他业已掌握诗歌生成的秘诀，并练成了独门的诗歌“绝技”——“用日常的材料/攻致命的部位”。

    侯马真是实诚之至，他一语道破：“其实最大的秘密/始终是你/怎样才能站到生活的面前。”

    那么，侯马是怎样做到“站到生活的面前”的呢？

    首先，对侯马来说，日常生活的经验是不倦思考、写作的诗性原料。

    现代社会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巨变，日常生活是历史的底部。日常生活既是人们满足于对象“如是性”的熟知世界，又是个体可控制其各个维度和潜在可能性的世界。它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粘稠、杂乱、凡俗、琐碎、喧闹的世界，但其中潜伏着某些被遮蔽的、被压抑的、被忽视的、被歪曲的东西，其间充满各种斗争和角逐，各种繁复的细节随时可能汇聚成某种巨大的能量，猝不及防地撞击、改变着社会发展的方向。

    人类的一切事物都是临时性的、不完美的。倘若没有上帝或最高世界的存在，生活就是平庸、卑微、渺小的。

    当日常生活的人、事、物被解除了日常理性的笨拙枷锁，被置于诗人“赤子之心”的观照之下，便经由语言的中介，并连同其语言本身，散发出了寂静晶莹豁然的光辉。

    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不仅需要独立不羁的“艺术家”，也需要建功立业的“公民”。理想的状态是二者合而为一。

    在侯马看来，“诗歌从本质上讲，正是人的本质身份的本质证明。诗人身份是具有公共性质的私人身份。”

    “铁狮子坟孕育的/良知、正义、血和传承/汉语的担当。”（《亲爱的伊沙》）探索意义和寻找永恒，是侯马内在生活的两种原初推动。

    诗歌代表的是生存的某种极致，“诗不是使生活变得更狭窄，而是变得更宽广。”侯马的诗歌往往精准地捕捉无数微妙的生活化细节，简约晓畅，不动声色，力道尽显，其锋芒凌厉，直达内心，直抵诗歌的核心。

    从日常生活内部种种无形的潮汐中，侯马洞悉了各种意味深长的动向，呈现出了仅能由汉语文学来表达的思想或真理。可以说，侯马的诗歌是真正的人类学和形而上学，他总是周期性地进入直观的瞬间，体验直观的美好和静谧。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侯马诗篇有：《这也算是一生一个方面的总结》《结局或开始》《你是哪村的？》《一个女孩》《是什么竟然奴役太阳》《寻狗》《存在》《留学》《情怀》《麻雀。尊严和自由》《加演》《法律》《教育》《晚钟》《成人用品店》……

    譬如，《清明悼念一桩杀人案的受害者》：

    清明悼念一桩杀人案的受害者/男人从乡下赶来/要把在城里打工的妻子/劝回家/妻子已另有相好/俩人吵翻了/大打出手/男的用菜刀/使劲剁/女的终于服软了/跪着说：/“我跟你回去”。/男人，望了一眼/快砍断的脖子说：/“来……不及了”。

    这首诗关注绝望人生，呈现人性的懦弱残酷，富于现场感，戛然而止，四两拨千斤；这首诗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千钧；诗人驾驭着强大的力量，却似乎不费吹灰之力。我看见了诗人“湿润的目光”，领会到了“隐忍”的语调，以及所激发的美学势能。

    侯马是一个内功超强的诗人，他以“耐心”的文火慢炖，“淬火”充分，自然功成。

    他爱世界，他爱每一个生命。他沉入底层人们的生活状态，在平凡人生中感受生活冷暖；他调动自己生命里所有的精华，倾力一搏，体悟人生真谛，唤醒了我们那些麻木的感觉。

    一个精神贫乏的人，一个自身生命强度不足的人，是不可能使日常生活世界焕发生命的。从人们司空见惯的事件里，侯马提取了其中稀薄、而又弥足珍贵的东西——大爱和悲悯。

    倘若缺乏人道，缺乏对于心灵力量的想象，不可能窥见世界真相，不可能触及隐秘深渊。在浮泛的生活世界，“责任或许是语言的本质”，骨力铮铮的侯马切实践履了这一诗学观。

    瓦莱里说得好：“重要的不是发现，而是补充别人的发现。”

    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思考真正的大问题，而是吸引人们关注一大堆实利琐事，沉溺于权位财富和虚名。这是文化和教育灌输的结果。

    在这丧失了判断力的时代，侯马采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细节，以其“种族的触角”，还原着真实的生命形态。在他的诗里，弥漫、渗透着无尽的灵气、悟性，思想、语言、意象、境界都是独创的。所有的妙处，都潜藏在文字的血液之中。

    譬如，《这也算是一生一个方面的总结》：

    伊沙的爸爸/退休的老科学家/被电信诈骗/骗去了差不多是一辈子的积蓄/老G给我打电话/我找了刑警催办案子/并告诉她/骗术来源于台湾/电话有可能从菲律宾打的/钱会分转到许多城市/然后打到海外/即便能破案/钱也回不来了//一转眼几个月/我问老人怎么样了/老G说/他老人家想得可开了/说伊沙爷爷的万贯家产/就是被没收的/这是他家的命运/赤条条来/赤条条去/上次是组织/这次是骗子。

    多么天然的生活材料呵，到了侯马手中，现实被拓展了，延伸到了历史，“组织”与“骗子”迭加在一起，产生了奇妙的反讽效果。

    人是能创造的“人”，而不只是被限定的“物”；“人”不仅仅只是“是其所是”，还一定是“是其所当是”；

    从内心出发，寻找生活，“让一种更伟大的存在向我们讲话”；侯马就永远为现象所倾心，永远不倦地“看”一切。

    侯马以非凡的勇气，正视历史与现实，创造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语）。

    “文学创作向来都只是对真理的一次探索。”卡夫卡说：“真理是我们每个人生活所需要、而又不可能从某个人那里得到或买到的东西。每个人都必须从自己内心一次又一次地生产真理，否则他就会枯萎。没有真理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真理也许就是生活本身。”

    显然，侯马的诗歌是一种“即景会心”式的文字，是一种“智态诗写”；它们充满了人性的深度，人性所在，俱是真相。

    古希腊有一句哲学古训：“认识你自己。”

    汉娜·阿伦特在《哲学与政治》中解释了这个问题。她说，在苏格拉底那里，这句话实际上意味着：“通过认识那向我展现的东西——仅仅向我展现的东西，因而永远只是与我的具体存在有关——我才能够理解真理。”

    “认识你自己”，并不是理解那个与世界、与他人无关的封闭的“自己”，而是通过自己与世界的存在性关系来理解世界（也就是理解自己），因为世界是通过我、通过与我的共在关系而呈现给我的，我也是通过向世界呈现自己而成为自己的（获得自己的现实性）。

    这让人想起王阳明所言：“你未见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待你见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分明起来。可知此花不在汝心外。”

    20世纪以降，西方文化哲学将日常生活提高到了理性层次思考，使原本形而上的思想更加贴近生活，如，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剖析，海德格尔有关“日常共存”的观念……

    斯洛文尼亚美学家阿莱斯·艾尔雅维茨指出，现象学所谓的“回到事物本身就是回到先于知识的这个世界”；意大利著名小说家、评论家艾柯认为：“我们日常经验中会发生的事情，是现时态的生活，没有多少本体论式的论断，我们叫它‘真实世界’（actual world）。”

    侯马正是“回到事物本身”，而“站到生活的面前”；他通过呈现“人”与“世界”的共在关系，让生命的顿悟、人生的真理自行呈现，而抵达了真如境界。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结尾写道：“对于不可说的必须沉默。”瑞士神学家H·奥特认为，此处的“说”指能够清晰明白地言说“特定事件”的事实。因为，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开头还有句名言：“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奥特说：

    然而，还存在不是“发生的事情”的真实。就是说，它们在真实特性上没有恰当地被‘这一和那一事情’这一陈述切中。……恰好这些真实与我们如此密切相关，如此直接地在我们之间和我们身上，以至我们实在不能对它们沉默。它们突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如果人之间的理解还具有某种意义，如果还值得作出理解的努力，那么，上述可能之所以成立，正因为那些真实与我们存在之整体相关。

侯马指出，诗歌创作是“一个强者渡人渡己”，它不仅在于是否以口语写作，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向度的问题”；他笃信“文以载道”，认为文学的本质是“精神的开拓”，必须“在抵抗中写作”，“在超越中写作”。

    对诗人而言，一种复杂的、难以言传的精神体验，即那种“与我们如此密切相关，如此直接地在我们之间和我们身上”，却又“不是‘发生的事情’的真实”，也就是我们不能保持沉默的“不可说”之物。

    面对这种不能在经验世界里被证明，但却又可能成为不可言说的感受，在人和人之间得到交流和理解的东西，诗性话语可以抛开理性言说“A就是A”式的自明，而采用“A是B”的替代性表达，即将一种不可言说的个体精神体验转化为已成历史的公共经验，而使“不可言说”者得以言说，变得可以理解。

    言说“不可言说”之物的有效的表达方式，在语言学家和文体学家那里，人们称之为“隐喻”。奥特称隐喻式言说为“现象学”方法，因为它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言，“‘走向实事本身！’——离弃一切悬空飘浮体系、偶然的拾物，放弃貌似获得证实的概念，抛开那些常常作为‘疑难’伴随数代人的假问题”。

    这种“现象学”的言说方式，与佛教“现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量”，是印度因明学的术语，指意识的形成过程和意识本身；“现量”之“现”，有“现在”、“现成”和“显现真实”三义。王夫之说：“现在，不缘过去作影；现成，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显现真实，乃彼之体性本自如此，显现无疑，不参虚妄。”（《相宗络索》）

    作为一种意识活动的原理，“现量”说旨在执其自相而不作分别推求之念，不离直觉真实去穷究主客彼我之其他意义；“不缘过去作影”、“不假思量计较”、“不参虚妄”，正是这种超理性直觉活动的具体内容。

    王夫之援引“现量”以说诗：“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这里，“意”，即“关心”处、“会心”处。王夫之又云：“若即景会心，……因景因情，自然灵妙，……‘长河落日圆’，初无定景。‘隔水问樵夫’，初非想得。则禅家所谓现量也。”（《姜斋诗话》卷二）

    “即景会心”，是一种“充满敏感的观照”（黑格尔），它“悬置”了理性自我的“妄想揣摩”或“拟议”，在一刹那的直接体察中，就把握对象的内在的“意蕴”，达到了“自然灵妙”的境界。

    譬如，侯马的《存在》：

    我穿过/一段走廊/忽然发现/怎么没有听到/脚步声//我立刻/郑重起来/确保每一步/都发出声响//踢踏/踢踏/踢踏//扮演着自己的/拟音师

    “存在”，一个形而上的语汇，由一个日常生活经验而彰显而辐射出来；“踢踏/踢踏/踢踏”，脚步声？人声？存在的标识？虚无的影子？“郑重起来/确保每一步/都发出声响”，这是虚无的确证？抑或虚无的对抗？“踢踏/踢踏/踢踏”，无声的恐慌？意义的阙如？“拟音师”的自欺？或是自救？生命的灵与肉，轻与重，有与无……

    这一切侯马都含而不露，只是描述了一个“存在”的直觉过程，一个现实场景。钟嵘《诗品》将这种直觉的艺术创造称为“直寻”：“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诗人只有拥有“生活的富裕”（黑格尔），跨越“身之所历，目之所见”的“铁门限”，获得脱俗的“心”、“眼”、“耳”，达到“即景会心”、“体物而得神”、“寓目吟成”、“目击道成”之境。

    侯马是“浅处见才”的“文章高手”，他那“即景会心”、光华自绽的诗艺和所抵达的境界，力证了现象学、佛学诸说的科学性，其独门诗歌“绝技”的奥妙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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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1：《麻雀访谈录——张后访谈诗人侯马》，见侯马：《大地的脚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页。

 注2：[俄]维·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页。

 注3：[奥]卡夫卡口述，[捷]雅诺施记录：《卡夫卡口述》，赵登荣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66页。

 注4：[斯]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注5：[意]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1页。

 注6：[瑞士] H·奥特：《不可言说的言说》，林克、赵勇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1页。

 注7：《麻雀访谈录——张后访谈诗人侯马》，见侯马：《大地的脚踝》，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83—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