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2013年10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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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欢迎您关注《颐武会友》栏目。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从本期起，文化周刊隆重推出社会文化类高端对话栏目《颐武会友》。在这里，著名学者张颐武先生将与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朋友，共同探讨与社会文化有关的新锐话题。“高手谈名家，名人说趣事”，是本栏的特色和追求，每一篇文章都有着独家的色彩。采撷他们的故事和观点，希望能够以高端见解促进精神提升，以有益伦理建构和谐的社会文化。愿与广大的读者朋友一道，共同打造一档有广泛影响力的栏目。

主持人： 张颐武，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本期嘉宾： 安琪，著名诗人

           师力斌，诗人，《北京文学》副主编

           胡少卿，诗人，对外经贸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

缘起：2013年10月8日是顾城辞世20周年的日子。20年的灰尘可以掩盖很多东西，但顾城的作品却在时间之流中变得越发清晰。自2009年以来，《顾城诗全集》、《顾城哲思录》等十几种版本的顾城作品陆续出版，这些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群。时隔20年，究竟应该如何认识顾城诗歌的价值？

张颐武：顾城离开已经20年，这期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其人和作品的讨论也一直在持续，现在这些朋友的讨论也是对此在20年后的再思考。这一事件的复杂性在于他的杀妻自尽其实是新时期一个具有高度代表性的诗人的让人震惊的选择。这件事所留下的创伤的记忆似乎始终铭记在当代的文化史之中，也留下了值得继续思考和探究的空间。当时顾城逝去之后，我也曾经发表过看法，认为这是一种浪漫的诗意的消逝和破裂，一种挣扎和焦灼的结果。今天看来这些意见也仍然适用。立足当下，如何理解他的选择，如何看待“诗人”的暴力和自杀，都还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今天的探讨正是一个新的角度的出现，值得大家阅读。这也是我们这个栏目的开篇，希望继续在这里和大家探讨更多有关文化的话题。

诗歌指认事物的方式

安琪：对顾城诗文，每一次阅读，我的心总是被不同文字引发的不同感受揪紧，有时是神性的安宁——“你们真好/像夜深深的花束/一点也看不见后边的树枝。”相信多数读到此句的人都会有屏住呼吸的惊叹，这也许是有才华的诗人指认事物的独特方式。我昨晚在路上看到车窗外远处高楼闪烁的灯光，一下子就冒出顾城的这句诗，因为我同样看不到灯光依附的高楼，但这“看不到”是顾城所启发的。

胡少卿：安琪列举的这句诗出自顾城后期诗歌《一人》。顾城后期诗歌尤其是组诗《颂歌世界》中的那些短诗，其成就常令我惊叹。以1982年为界，顾城诗歌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时期。顾城拥有广泛知名度的诗歌基本都在前期，如《一代人》、《生命幻想曲》等。前期为顾城收获了“童话诗人”、“朦胧诗主将”的声誉，也是被公众和学界关注最多的，而后期诗歌越来越趋向晦涩和怪异，被关注得很少，不过我认为，顾城诗歌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他的后期。

师力斌：近年来顾城诗歌的重印、再版和解读很频繁，且大都指向其后期诗歌，那种现代主义色彩更加突出的诗作。这些作品，如《水银》、《颂歌世界》、《鬼进城》等，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童话顾城”不一样的怪诞的、怀疑的、现代主义的、带有挑衅性的叛逆形象。

因何而愈显珍贵

胡少卿：顾城后期代表作除了力斌刚才提到的那几组诗，还有一些零散的未编入组诗的短制，如《往日》、《青虹》、《麦田》等。在这些诗歌中，顾城像是文字的魔术师一般。他拓展了新诗的领域，解放了那些平庸的表述，为新诗增添了荣耀。他的诗歌的美，往往无法形诸言语，让人感受到远古时代的巫性与神性。从源头上讲，诗歌是一种音乐，而顾城在他看似混乱的排列组合中复现了这种的乐音的美感。我有一个预感，以后的历史会证实，顾城是20世纪留给中国的最为珍贵的几个诗人之一。

师力斌：我注意到少卿用了一个很小心的词——“珍贵”，而不是“伟大”，“天才”这样的词，我想他是有考虑的。伟大这种字眼，总让人想起李白、杜甫，歌德、但丁。如果将这个字眼用在顾城身上，我想诗界立刻就会炸了：如果顾城伟大，海子算不算？北岛算不算？余光中算不算？洛夫算不算？郭沫若算不算？艾青算不算？不同的人会有一长串不同的名字排列出来。伟大从来不是一个随意可以染指的词。一旦触碰，必然涉及到原有关系的重构和新的权威认定。少卿在此巧妙地避开了这种话语权力的争斗，而采用了一种迂回的、暗渡陈仓的文学史命名方式。但是，在本质上，我认为重读顾城依然是一种对文学史的重构，即为什么我们要重读的是顾城，而不是北岛、舒婷。

胡少卿：今天看来，顾城诗歌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朦胧诗”同行北岛和舒婷。他们早期的诗，起点可能差不多，主要是在社会观念的层面上发生作用，但到后期，北岛和舒婷已经没有大的进展，而顾城还在突飞猛进。顾城后期的诗是在语言建设的层面上发生作用，它开辟了一片新天，使人意识到：原来汉语表达可以达到这样一种自由度，原来思维和语言可以发生这样的组合与连接。

安琪：朦胧诗这个误打误撞的概念当年已被认为不适合朦胧诗诸君，北岛、舒婷，何朦胧之有？即便是当年的顾城，他的诗也不朦胧。无论《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还是《生命幻想曲》，哪怕《远和近》，其寓意都十分明显，算不得朦胧。吊诡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顾城一意孤行地往朦胧诗方向走了，尤其到激流岛后他的一系列诗作和画作，其中对潜意识的挖掘所付诸的文本呈现，真是再朦胧不过，需读者费心求解。我于是想，一个概念一经诞生就具有它的生命力，它会寻找适合它的原型来匹配，顾城莫非就是朦胧诗所选定的这一个？细究起来，所谓的朦胧，其实就是现代派的另一种表述，相对于直白地说出，朦胧就是不直白。1980年代末，现代派很流行，它改变了国人线性的思维方式，而呈现出一种多义和歧义，符合人类内心复杂多变的结构模式和社会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

“纯粹”诗歌的审美语境

胡少卿：顾城诗歌，其总体风貌是由于专注而带来的纯粹性，不掺杂任何杂质的优美与透明。他曾经自我表述：“要找出诗人和别人的不同之处的话，有一点，就是他有一种虔诚，他希望自己变得透明、通达，好让光能够清澈地通过。”顾城用文字和想象力对芜杂的生活进行了提纯，早期这种提纯是在乐观的层面上进行，如《生命幻想曲》、《安慰》，而后期，这种提纯的底色是悲剧性的，因为它战斗的对象是越来越粗糙芜杂的俗世生活。

师力斌：你们二位看来是“顾粉”。我还算不上。为什么更看重后期顾城？可以从社会接受的角度解释你们的感受。如果说早期的顾城是一个天真无邪、不谙世事的孩子形象，那么在文学过于激烈的现实诉求裹挟了一大批诗歌的当下，顾城诗歌提供了一种“新”的，既“介入”又“高雅”的品质，而这种品质在北岛、舒婷那里要暗淡得多。文学史不断有重读旧作的现象。每一次重读，都有其社会历史背景的变迁，以及文化审美方式的改变。就诗歌来说，人们对于诗歌的期待正发生着某种新的变化。我觉得对于诗歌的艺术性，特别是对诗歌处理现实时的超越性因素的期待正在回潮。而它的反面恰恰是诗歌的粗鄙化、口语化和狂欢化、肉身化等思潮。

有一个例子可以佐证，那就是昌耀。在我看来，昌耀在艺术探索方面走得远比顾城要深远，无论从创作时间，思想的含量，还是艺术形象的探索方面，比顾城都要具有广度。但是，在提供诗歌的“纯粹”、“艺术性”方面，他们俩确有异曲同工之效。两人都是艺术至上的理想主义者，都有当下少有的乌托邦色彩。他们都自杀身亡，他们对尘世都有激烈的批判。恰恰是这种反物质化的写作，形成了诗歌潮流的“崇高”一极。我想，这可能是我们重读顾城的重要社会文化和审美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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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顾城的完整看法]

《顾城是精神的》

安琪

我一直不把顾城当作一个正常人看待，也就是，在我心中，他一直就是潜在的精神病人。顾城是个非人，他有时是神，有时是魔。当他写作诗篇，当他演讲，他是神，当他挥起斧子砍杀谢烨时，他是魔。历史上那些天才性的人物其实都是非人，只是我们的社会伦理不在官面上承认这种等同唯心主义的断语。人类社会有很多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如果我们一味迷信科学，是不是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唯心主义？顾城的存在代表了这一类人的共性，譬如梵高、譬如兰波、譬如海子。他们性格极端而强烈，在艺术创作上能量巨大，这类人往往能自创新的艺术形式，使之成为后人学习、膜拜的源头。他们既是非人，他们的作品自然与当时常人所能创作出的不同，套用武侠小说人物来比喻，他们天生就是来开辟崭新门派的，跟武侠人物不同的是，他们是不自觉的，他们只负责开辟，不负责收徒，当后人被吸引过来朝拜他们之时，往往是他们不在尘世之日。

这类人物在尘世的命运往往是悲惨的，不如意的。他们不可能像尘世中人一样生活，这是他们非人本质注定的。相比于其他非人，顾城的幸运在于他遇到了谢烨。在那趟命中注定的列车上，顾城和谢烨相遇了。按他们的书信所言，顾城是因为没带钥匙，风把门撞上而把他挡在门外，致使他愤而离开上海。就在那趟开往北京的列车上，他和谢烨的座椅邻近，他一下子看到了“亮得耀眼”并且善良的谢烨，当时谢烨的座位被别人占坐，她没有吱声而是默默地站着，就站在顾城身边。列车到终点站后，顾城塞给谢烨他在北京的地址，而谢烨也真的找上去了，这就开始了两人宿命般的爱情和死亡。

按资料所述，谢烨的父母是坚决反对谢烨和顾城结合的。他们以常人的嗅觉嗅出了顾城身上不正常的气息，事实证明，他们的嗅觉是对的。但是他们没法阻止天才巨大的吸附万物的能量对他们女儿的吸附力，更何况，谢烨本身也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女子，从她和顾城通信来看，两者在对世界的感觉和表达世界的语言能力上几乎不相上下，这也构成了他们之间可以互相对话的前提。现在我们所能读到的谢烨的东西不多，仅从偶尔披露的谢烨诗作上，写作向度与顾城大体一致，有一种说法是，顾城的诗作经常由谢烨整理，顾城对她的影响应该存在的。无论如何必须承认，谢烨非同一般女子的特质，正是这特质，使她辨认出了顾城天才的一面，也正是对天才的迷恋和爱护，使谢烨自觉承担起照顾顾城料理顾城生命的角色，与其说谢烨是顾城的妻子，不如说，她更像是顾城的母亲。只有母亲，才会这般毫无保留毫无原则毫无怨言地一再纵容顾城身上天才的怪癖和天才之外的劣习。

我们都知道，顾城是个毫无生活能力的人，他面对世俗的一面完全得倚靠谢烨的打理，很难想象顾城这样一个语言不通的人在国外如何存活，如果没有谢烨的话。当顾城决定接英儿过来以满足他皇帝般一夫多妻的男人普遍具有的小心思时，谢烨在支持并亲自承办英儿出国的种种手续的过程中，内心也已暗藏着移交顾城给英儿的小心思，随着资料的陆续披露，谢烨也有了自己的男友，这导致了顾城对她的砍杀。谢烨有男友可以理解，凭什么你顾城可以一夫多妻，谢烨就不能另寻所爱去过寻常生活。我感觉谢烨侍奉顾城这个不近情理的天才也累了，也想过回自己的正常生活，当她发现有了可以接替自己的英儿，她暗自高兴，这是谢烨的善良，但英儿终究不是谢烨，她只是一个平常的想享受世俗之乐的女人，她不可能为顾城牺牲。谢烨的悲剧就此发生。谢烨最大的悲剧还在于她对天才的杀伤力没有防范，她只看见了天才的魅力。在讨论顾城文本、赞美顾城文本强大的续读生命力的同时，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我想说的是，我们不能忘了他背后这个被砍杀的女性——谢烨。如果没有顾城，谢烨也会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但现在，她的身份只是顾城的妻子，并且因为被砍杀而成为忌讳，有被避而不谈的可能。

朦胧诗这个误打误撞的概念当年已被认为不适合朦胧诗诸君，北岛、舒婷，何朦胧之有？就是当年的顾城，他的诗也不朦胧。无论《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还是《生命随想曲》，哪怕《远和近》，其寓意十分明显，算不得朦胧。吊诡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顾城一支独秀一意孤行往朦胧诗方向走了，尤其到激流岛后他的一系列诗作和画作，其中对潜意识的挖掘所付诸的文本呈现，真是再朦胧不过，需读者费劲求解。我于是想，一个概念一经诞生就具有它的生命力，它会寻找适合它的原型来匹配，顾城莫非就是朦胧诗所选定的这一个？细究起来，所谓的朦胧，其实就是现代派的另一种表述，相对于直白的说出，朦胧就是不直白，1980年代末，现代派很流行，它改变了国人单一的直线思维方式，而呈现出一种多义和歧义，符合人类内心复杂多变的结构模式和社会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顾城的诗在后期除了复杂，还有如前所述非人的超常发挥，其朦胧特征更具显著。这是顾城诗歌相比于其他朦胧诸君更具阐释空间的原因。我们所熟知的经典《百年孤独》《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都因为宛如天书而引发后人持续的追踪阅读热情。这是经典的特性之一，它必须具有无限解读而百读不得其解的魅力。

对顾城诗文，我承认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迷恋者，家中买了已出版的顾城所有文集、选集。每一次阅读，我的心总是被不同文字引发的不同感受揪紧，有时是神性的安宁——你们真好/像夜深深的花束/一点也看不见后边的树枝。相信每一个读到此句的人都会有屏住呼吸的惊叹，用花束来比喻美好和神秘读者可以想象得到，想象不到的是顾城把它推向极致，完全摒除了坚硬粗糙的树枝所带来的不美好不神秘，这种纯粹完全是一个唯美到极点并且不容有任何杂质存在的偏执狂才能有的感受。人们通常见到的是夜晚的花束，顾城却注意到花束后面看不见的树枝，他的观察力和传递观察的能力可谓卓绝，因为这首诗，“夜晚的花束没有树枝”不知不觉中进入大家的意识层面，成为一种常识。这，就是天才指认事物的独特方式。我昨晚在路上看到车窗外远处高楼闪烁的灯光，一下子就冒出顾城的这句诗，因为我同样看不到灯光依附的钢筋水泥的高楼，但这“看不到”是顾城所启发的。

除了诗，我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买了《顾城哲思录》连读三遍的情景，在阅读此书的那段时间，我心十分安宁，这是其一，除了安宁，哲思录中对宇宙、人生无处不在的警言妙语，电光火石般时时击中我，所谓的醍醐灌顶大概如此。顾城切入事物的角度一个词可以概括——不俗。如此不俗，自然让我等俗人自惭。对顾城而言，生活种种仿佛不存在，不要说名利，就连生活必须的吃喝拉撒，他也可以视同无物，至少在他的观念世界和文本世界里，没有给世俗一席之地。这是多么具有诱惑力的世界啊，一个完全排除了物质世界而只剩精神世界的世界！

不错，顾城是精神的，自绝于这个俗世世界的，对顾城这个纯然精神的世界，俗人如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顾城要是不杀谢烨该有多好，哪怕自杀我也能接受，但，他终究举起斧子使自己成为杀人犯，也使每一个热爱顾城文本的读者在热爱之中又夹杂着一份羞愧。

                                                                 2013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