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多多诗作《白沙门》(文/安琪)
(2012-04-03 19:3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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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白沙门公园景区介绍的一首诗
——读多多诗作《白沙门》
文/安琪
1) 看到《佛教文化》大都领导讲话多多就说,看来还是诗歌好些,没人管,人民群众不读也读不懂,影响不大就没人管,也好。
2) 谈到北京原先有一千余座寺庙时多多感慨,一千余座,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如果没被破坏,北京可是真正的千寺之都啊。他说,北京之所以被视为文化古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寺庙的存在及它们所带来的宗教信仰。如今,寺庙没了,文化之都的北京又将从何谈起?
3) 谈到诗人多多说,诗人应该愤怒,我就老在愤怒中,老有气。
4) 谈到气多多认为,北京这地方特别聚气,而且是那种让人想爆发想发怒的气,他说,全中国就北京最聚气,四川辣椒多了也会聚一些,其他城市都没气,他在海南就感到气息奄奄,耷拉着脑袋什么都不想干。
既然说到海南了本文就不打算再援引旧文,因为《白沙门》就是多多因海南白沙门公园而起意的一首诗。在多多笔下,白沙门确实气息奄奄,不只是行人稀少的问题,而是连人都没有的问题。短短八行,前七行均以“无人”作结,第八行则更干脆连用两个“无人”起句,强调之中有愤懑和郁闷。《白沙门》在语言和形式的构造上让我不由联想到诗人的另一首短诗《依旧是》,如果《依旧是》是一曲生命的挽歌,那《白沙门》则为风景的哀歌。诗人用“残破”、“断墙”、“射倒”托举出白沙门的颓败之势,我不知真实的白沙门公园是什么样子的,但我从多多此诗读出的白沙门公园如此荒凉而破败如果仅是诗人语言再造出的公园那我承认多多此言不虚:
“诗人一定要有一种迷狂,就是强烈的自转,就像一个球,你自转一放慢,外界就进入,纳入公转,然后就绕着商业走,绕着什么走,就走了。自转,我抵抗你们。”
多多用语言的自转抵抗了白沙门公园景区介绍的公转,这虚构的真实大于真实的真实,它纳入诗人强烈的孤独和孤傲,假设白沙门行人如织那这些人就是不存在,或者说,诗人用如下一句把自己和众人区别开来:
“你站到那里就被多了出来”。
一个“被”字突兀而峭拔,一个“多”字语带双关而讥讽(请注意多多的多)。诗人看来并不为自己的被多出而痛苦,他甚至有着一丝的信念,要把看守当家园。在这个熙来攘往皆为名利的时代,诗人宁愿看守着白沙门这样一座毫无生气的公园,并且视之为自己深爱的家园。多多说过,诗人包括知识分子都应该有忧患意识,应该看什么都不顺眼,他说,诗歌不是写的,是上面有东西接应下来,而我们获取了。基此,他在理应风景如画游人喧闹的白沙门公园看到的这一幕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倘要让本诗更具深意,读者自可以把白沙门置换成祖国的其他地方甚至祖国,而不仅止于公园。此为后话。
白沙门
多多
台球桌对着残破的雕像,无人
巨型渔网架在断墙上,无人
自行车锁在石柱上,无人
柱上的天使已被射倒三个,无人
柏油大海很快涌到这里,无人
沙滩上还有一匹马,但是无人
你站到那里就被多了出来,无人
无人,无人把看守当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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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济寺偶遇多多、李青松》
文/安琪
去历代帝王庙我已想了很久,一直拨不出时间去,此番想去,也是为了舒心散气。从我所在住地上了709公车,一路跟着它经过北太平庄、北师大、铁狮子坟、小西天,一直到新街口,这些书上熟悉的地名北京三年已让我不再陌生。当听到乘务员报出地名“护国寺”时,我问,这寺还在吗?她摇头说不知道,旁边一老者说不在了。
以前曾经顾名思义在三义庙站下车,却哪里有三义庙,这才知道北京的许多看似名胜古迹的地名仅仅只是地名而已,其物早已不存。
汽车继续往前走,依稀听到乘务员又报出了“广济寺”三个字,我忙站起身问,广济寺还在吗?那老者说,这不?我一看,路旁树后面一红墙一溜而去,显然是一座寺庙无疑,我想,就先在这里下,朝拜完广济寺再到历代帝王庙不迟。
看到寺庙一定要进几乎成为我的本能。在西四下车,回走几步,就到广济寺,想买票,却被告知,广济寺不收门票。
这可是我到过的北京城第一个不收门票的寺庙。
进得大门,感觉上和法源寺有点相似,我指的是那种建筑结构所形成的氛围,凭感觉,广济寺应该和法源寺一样,是可以住外来和尚的,也就是可以挂单。先到天王殿,只见大门开着,另外一道比较低的栅栏门却锁着。我往里探了探,光线有点暗,只觉得这殿比一般寺庙同样的殿来得小型,里面一般供奉着弥勒佛、四大金刚也是比较小型,并且都用佛龛罩着。我象征性地拜了一下,就转到殿后,果然看到同样罩在佛龛里的韦陀神将那把剑平放在合掌的双臂上,这表明广济寺可以挂单,如果剑被韦陀神将竖插在地的话则表示,此殿不接纳游方僧人或信徒留宿。
走过被五六株高挑的枝叶疏漏有致的榆树环绕的庭院,就来到“大雄殿”。这些榆树长得很高,已经高过大殿了,树龄显然不短,我注意到它们树身悬挂得标志牌是红色。树龄超百年的就以红牌提示,这也是我在戒台寺朝拜时偶然听导游说的,不足百年则用绿牌表示。
通常的大雄宝殿在广济寺的门楣上写的是“大雄殿”,赵朴初所题。和天王殿一样,大雄殿的大门也是开着,只留两扇锁着的小门。我依然在门外往里朝拜了一下,这就绕到后面的第三个殿,这殿的名字叫“圆通殿”。门开着,我走了进去,里面供奉着三尊佛像,我发现,左右那两尊是藏传佛教的佛像。藏传佛教的佛像有一个特点就是,女性化造型的很多,她们都很妩媚或者说妖媚,不是正儿八经庄严地坐着,而是扭着腰,那腰特别细,显见得臀部特别丰满,胸部则一律是丰满的,看起来真是很摄人。
记得我2003年第一次在雍和宫看到藏传佛教的塑像时很惊讶,在福建时真是孤陋寡闻,居然从没见过这样的塑像。藏传佛教的男性塑像也很好辨认,就是他们的脸并非传统寺庙所见的圆满慈祥、低眉顺目的样子,而是有一些凶凶的表情。藏传佛教有一种密宗讲究男女双修,在佛像的表现上则更是让人第一次看得脸红,这种塑像呈现出男女做夫妻交媾状,表情也是十分到位,该种佛像又名“欢喜佛”。
雍和宫是汉族地区最大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只要一趟下来,就基本上把藏传佛教的一些知识见了个大概。我自打去过雍和宫后,对藏传佛教塑像就不陌生了。
圆通殿有一个特点,就是殿里两旁的墙壁上均匀地贴着壁纸,我走近一看,一边是一张张写着类似夫妻名字的卡片集成,另一边则是接引名字的卡片集成。所谓接引,即是凡人仙逝后被佛接引到极乐世界。
我看到一个年轻姑娘哭泣着跪在某个位置,显然,她的亲人的名字卡片就贴在她摆放瓜果的那个位置。她双手合十,哭泣着喃喃着。
圆通寺的左手位置摆放着赵朴初先生的遗像,上写,佛光接引。我向赵朴初老先生的遗像拜了拜,看见赵老长得方眉大眼,已有佛像。赵朴初老先生是佛居士,佛学造诣很深,书法也很好,他题写的寺庙牌匾可说不计其数。他的遗容我是第一次见到。
出得圆通寺,好像已把广济寺走完了,我又四处寻了一下,见到三两妇女在那里交流佛学事情,知道这广济寺是善男信女来此完成心愿的地方。
看看时间将近十一点,我就想到历代帝王庙,正往寺门外走的时候,突然看到迎面两个人走了过来,可不是李青松吗?佛教徒李青松自打2004年6月在现代文学馆颁完“新诗界”诗歌大奖之后就不知去向,都说他云游去了,其间章治萍在网络上向我询问过他的手机,治萍兄说李青松曾经联系过他要去青海,究竟去也不去?张子清教授上个月也刚刚在邮件里问我可能联系到李青松,说陈超给李写了一篇评论,托他翻译,他辛辛苦苦译好了却找不到李青松。
对章和张我都回答,我也联系不上李青松,一旦联系上了会转告这些。
如今突然在广济寺遇到了岂不让我更加相信佛的玄妙?我把章和张的事跟李青松说了,李一叠声地念佛说,他会和张子清教授联系。
李青松讲话和以前一样,依然是含糊的喃喃自语,而且话特别少,几乎就是一直用念佛表达一切。
李青松把同行的一个满头白发先生介绍给我:多多。然后把我介绍给他:安琪。
我越发惊喜,和多多曾在朝阳文化馆见过他朗诵,但并无近距离交流,现在一下子就出现在面前,真是佛缘啊。
三人并无惊乍,而是有着平静的喜悦。
李青松问我是否和他们一起到里面找一个人,我说,如果不添麻烦的话我就和你们一起去,难得今天相遇。
李说,不麻烦,那个人也是个编辑,大家在一起就是探讨佛法。
我复又跟着他们走了回去。
在天王殿、大雄殿、圆通殿,李青松都虔诚地以佛教徒的姿势进行扣头、跪拜。我看李青松和三年前相比,气色更好了,精神面貌也更好了。
跟着李青松我们来到了我先前不知道的一座小院,看见门上挂着“中国佛教学会”字样的牌匾,不禁想,原来这里是中国佛教学会的驻地。这样一来,广济寺可是佛教最高机构所在地了。为什么我却一无所知呢,只能说,我对与佛有关的事还是很门外的。
进了一间屋子,便有一年轻人迎了上来,他叫桑吉,是《法音》和《佛教文化》两本刊物的编辑。大家分头坐下,桑吉给了我们几本刊物,多多翻了翻说,怎么都是领导讲话。桑吉说,因为刚刚为普陀山的“世界佛教论坛”做了专刊,领导讲话会比较多。
多多说,其他几期不是专刊的也多是领导讲话啊。看来还是诗歌好些,没人管,人民群众不读也读不懂,影响不大就没人管,也好。
然后把刊物还给桑吉。
三人便谈了起来,我只做听众。
那桑吉原来也和诗歌界很熟,1961年出生的他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和西川是老朋友了。桑吉说到北岛新娶的太太甘琦是北大中文系毕业,也是他的朋友。而北岛前妻邵飞按多多说法是个佛教徒,也和桑吉很熟,桑吉说,世界就是这样。
多多是北京人,打小就在新街口这一带转,他说,小时候这一带哪有商店,都是民宅或者红墙,寺庙很多,僧人们经常在街上走,老百姓都不感到奇怪,那时候的僧人和老百姓是融合的。哪像现在,偶尔有一两个和尚上街大家都惊讶莫名。
这就谈到寺庙,桑吉说,原先北京有一千余座寺庙,现在可能只剩不超过三十家了。
我问桑吉,这广济寺什么时候建的?
他说,宋朝末年,也是一座很有名堂的寺院。他说到清朝学士李禅之就是在这里完成他的大作的,然后说,有时我会静静想象李禅之写作时的情景。
多多感慨,一千余座,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如果没被破坏,北京可是真正的千寺之都啊。他说,北京之所以被视为文化古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寺庙的存在及它们所带来的宗教信仰。
如今,寺庙没了,文化之都的北京又将从何谈起?
李青松用含含糊糊的嗓音说,宗教是灵魂,是心。心是身体最重要的部位。
多多认为,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先从宗教研究起。他说到前几天和西川见面,西川说他正在写北京文化历史方面的文章。多多问,宗教写了吗,西川说没有,西川对佛教没有信仰,多多就说,没有宗教,写北京文化就是扯谈。
多多是一个善言的人,谈话的时候表情很丰富。我注意到多多虽然满头白发,却是脸容光滑没有皱纹。
谈到过几天他就要和芒克去意大利,芒克是连机票都看不懂,因为机票是英文的。
桑吉招呼大家去吃饭,李青松自然是吃素的,多多也吃素,桑吉一周有三天吃素。一行四人出得广济寺,桑吉带领大家到大连渔港,这是一家很干净典雅的饭馆。
选定座位开始点菜。年轻的女服务员对什么是荤什么是素一直搞不清,让多多很不满,几次提醒服务员,你说的是荤菜不是素菜,我们要素菜。
我跟多多说,她是知道荤素,只是不知道哪些该属荤,譬如我,就单知道鱼肉是荤,至于葱蒜也是荤还真不清楚。
多多于是教训我说,你编刊物就要从最基本的荤素说起,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啊,连荤素都不分还谈诗?
我一直微笑。多多说,诗人应该愤怒,我就老在愤怒中,老有气。
这就说到气。多多认为,北京这地方特别聚气,而且是那种让人想爆发想发怒的气,他说,全中国就北京最聚气,四川辣椒多了也会聚一些,其他城市都没气,他在海南就感到气息奄奄,耷拉着脑袋什么都不想干。
而在欧洲,他也没气,欧洲气候太好了,不冷不热,天永远蓝,地永远绿。在欧洲,舒心得没气。
多多说,欧洲真是上帝的宠儿。
多多说到了诗人包括知识分子都应该有忧患意识,应该看什么都不顺眼,他说,诗歌不是写的,是上面有东西接应下来,而我们获取了。这上面在我听来指的是永恒的存在。
多多认为,现在很多诗人都是在那里凭小聪明编一些句子,他们的灵魂并没有跟上。
多多说,圈内都传他吃素了,四大皆空了,他说,哪空得了,还一脑子思想啊。
他说,得继续向李老师学习。他一直称李青松为老师。
李青松连连说,阿弥陀佛。
桑吉谈了他的经历。这位北大学子经历也颇为坎坷,见解也很不俗,此处不表。
多多说,安琪这名字很熟,作品也读过不少,好像你也写理论?
我说,偶尔。
多多力荐陈超近期一篇发在《诗探索》上的文章,说该文对当代中国诗坛提出的批评他很有同感。
多多对当代诗坛基本是绝望的,他说,别跟我谈诗,一谈我就有气,就要骂人。
他说,安琪你这么年轻怎么老笑老没气?
我小声对对面的李青松说,自打《中间代诗全集》出来后我就什么气都没有了,像气球泄了。
李青松也总是微笑、念佛。我们两人虽然三年未见,一见面却互相不问近况,不谈诗歌,可见,我们两人都已超脱出诗界了。
他是到佛界,我是到生活界。
多多问我,你为什么喜欢一个人到寺庙?
我说,我身上俗性太重,总是要到寺庙走走,见贤思齐,净化一下,虽然一走出寺庙又控制不住进入红尘。
多多说,他是第一次到广济寺,从小到大无数次经过广济寺,却见寺门老是关着,今天真是第一次进。
我也是第一次到广济寺,而且事先没计划,而且连广济寺都不知道。
大千世界,自有安排。
此次与李青松和多多的相遇又一次应证了:到寺庙总能遇到人力难为的善事。
更何况,又认识了一个与佛走得很近的新朋友:桑吉。
这顿饭在多多的语言中一直进行到三点才依依不舍地分别。大家各自往各自的去处去,我的去处是:历代帝王庙。
在前往历代帝王庙的路上,我的脸上依然保持着微笑,内心浸透在祥和喜悦中。佛又一次显示了它的不可思议,我且随佛走,随缘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