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诗福建与短诗北京

文/安琪

和不少批评家一样，我也偏爱我的长诗，那些长诗大都写于1998——2002年间，是我的生命状态到达极致后的产物，我在写出那些超常发挥的长诗的同时已无法回到生活的常态。如果我们承认每一部作品一经出手就具有它自己的生命力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越是强大的作品它自身具有的力量就越大，这力量是很复杂的，它包含了对读者甚至作者本人的掠夺、侵占和破坏。我以后的生命都因为这些不可思议的长诗而获得改变。哪怕仅从这个角度我就必须为这些改变我命运的长诗保有一份刻骨的爱与恨。我之偏爱我的长诗还因为它们提供了第三代之后一种新的女性写作路径，按批评家陈仲义教授的说法是“从安琪开始，以语词为中心变频的碎片式写作样态，意味着畅达十几年之久的黑夜写作意识的淡出，意味着新一轮的性别写作惯性的进一步排除，在地平线上另一端露出异样的‘综合’写作平台”。无论如何，我必须为此感谢诗神的眷顾。

2003年到北京后，我的长诗写作基本告停，而我的短诗写作则走向了一个如同70后批评家马知遥博士所说的“成就的快慰和黑暗的降临”的时代，“彻骨的绝望感”（马知遥语）基本是我的短诗主题，绝望本身所具有的腐蚀力加大了诗作的感染力，也因此我的短诗获得许多人的喜爱。就我的写作经验来看，我觉得我的长诗写作有神力的注入，短诗似乎没有。

                                              2008年12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