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歌语言秩序的背后铸造信仰

——安琪诗论

辛泊平

阅读安琪，花了我一周的时间。在这一周内，除去正常的上班，我的业余时间都陷在安琪的诗歌语言里不能自拔。我困惑过，因为那个语词世界的繁复和速度；也欣喜过，因为自觉发现了某个迷宫的出口。在这种突击式的、各种感觉纠缠不清的阅读中，我中断了正常的阅读和写作。我一边阅读，一边随手记下我片段的感受。在一些散乱的稿纸上，有许多我随时对她的判断——追问者，受难者，流浪者，虚无者，探险者，暴动者，野心家，偏执狂，困兽，女巫，撒旦的同谋，神的使者，直觉主义，印象派，后现代，等等等等。但真正读完后，却发现当时的种种判断都没有一矢中的。在她身上，有一个巨大的诗歌场，那个诗歌场可以吐纳我所有的判断，并且还能引起更新的感受。最后，为了使自己从那种犹疑中解放出来，我不得不简单我的感觉，不得不把目力收缩到一条我认为是比较清晰的线索上，那就是，受难者—暴动者—野心家—信仰者。

语言是存在的家。对于普通人而言，这句话几乎是一个妄语，但对于以语言为质料的诗人而言，这就是一个艺术常识。不管我们怎样定义语言的发生，表达与交流都应该是不可忽略的背景，而诗歌是一种超越日常话语的审美表达。每个诗人穷一生的才华和学养，也不过是为了寻找一条适合自己表达的途径，为自我、为世界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这是诗人以语言命名的荣光。古往今来那些进入经典的诗人们的语言命运就证明了这一点。安琪在这方面是敏感的、清醒的。作为“中间代”的诗人，她的诗歌生命展开的背景是一个庞大稳固的东方的、西方的诗歌话语秩序，这个系统中有许多高地，每一座高地上都有一块记录着大师荣耀的纪念碑，普通人的生命和艺术就隐在这些纪念碑的阴影里，似乎已经丧失了继续的可能和必要。正如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所说的“我们都是语言的创造者和消费者。……总之，新的交流手段到目前为止，不是解放人类的工具，而却正好相反，被用来统治人类。”正是这个事实，伤害了具有艺术“野心”的诗人。因为，如果承认这个既定的诗歌话语秩序，就是对个体艺术探索和实践的简单而粗暴的不屑和否定。面对这种否定式的伤害，安琪没有迷失、没有退却，而是自信地站了起来，发动了一场反对诗歌语言秩序的暴动。在与那套已成为习惯的话语方式的对峙、搏击中，她竟然翻越了那道看似固若金汤的栅栏，转到了秩序的背后，在那片根据地上开始了自己的探险和突围，进而铸造属于自我又留给后人的诗歌信仰。

在安琪的诗中，那些死去多年的大师、先贤们并不是沉默不语的，他们都在场，都在言说。这也是诗人的所见和所闻。但我们不能就据此认为诗人是不得已的援引，这是诗人暴动的一部分。像新文化运动中的前行者们砸碎孔家店一样，安琪要做的也是把这些代替个体发言的诗歌标本推到前台撕毁、粉碎和践踏。比如她的《轮回碑》、《纸空气》、《出场》等诗。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反叛。在这方面，安琪广博的阅读也为她的反叛注入了力量。她的反叛不是那种充满流氓意味的“无知者无畏”，而是有充分心理准备和学养基础的“有知者无畏”，是知识分子式的质疑。当然，充足的学养并没有使安琪加入到“惟知识”的诗歌写作。可以说，安琪是知识分子，但她的写作绝不是那种纯粹的“知识分子”写作，更不是所谓的“身体写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安琪是艺术感觉与学养孕育的诗歌“怪胎”，那为一个群落命名的“中间代”，恰恰是她自己最准确的画像。她的诗歌关注现代诗，许多诗本身就是具有理论意味的诗论，但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学院系统里的话语方式，而是和内在的感觉融为一体，是诸多私人化的体验对诗歌讨论的表演。这种即兴式的表演使她的诗有血有肉，但也让她的诗歌显得驳杂、断裂和神秘。这种效果符合诗人的诗学追求，因为，她是暴动的举事者，而暴动本身就意味着摧毁一个个看似优雅实则腐朽发霉的诗歌话语秩序。在这个进程中，反对“完整表达”是一种有针对性的计划。她看到“习俗被刊载到粗暴举动剥光外衣/受难和蒙尘类似疑惑/把更多平庸语词挡了回去”（《越界》），但依然“以处女之躯播下问题”。在这里，问题不是世俗意义上的疑惑，而是那些为既有诗歌话语秩序的人生和艺术所忽视的精神压抑和伤害。它们是战斗的星火。她推出的铺天盖地的词语集团就是对她心中维护自我的诗章的临摹和复制。这是一种独特的修辞，是对变成“围墙”、“障碍”的社会化修辞“隔离作用”（博尔赫斯语）的消解和重构。

说到安琪的诗歌野心，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她文学史情结的延伸。这是和她的“受伤”互为因果的。一方面，在现代诗学的规范语境下，诗人有一种身份不明的焦虑。新时期以来，理论家们先后抛出“朦胧诗”、“第三代”，再加上带有主动出击性质的“非非”、“莽汉”以及更晚的以年龄划分的“70年后”、“80年后”等种种命名。但这一切都没有诗人“合法”的位置。这种强烈的被冷落感使安琪渴望被命名，但来自“权威”的评论却迟迟缺席。在这种背景下，安琪痛感“唯一的喉咙找不到/发声的方式”（《未完成》）。为此，她格外关注那些被权威的确认的人物和事件：“而屈原已被汨罗江肯定/高行健已被诺贝尔肯定……有一天我将发现我是这城市的陌生人/ 安女士的鞋子穿在谁的路上？”（《死亡外面》）。可以说，这种内敛的伤害是深刻的，它已经成为诗人心中的一个结，但同时也激发了诗人的反叛意识，让她生出殉道的情怀和勇气。正因如此，她才把诗刊社“青春诗会”的邀请函看作自己艺术生命的重要事件并把它当作正文留在了诗歌。安琪的诗歌理想和才华促使她为自己命名和“加冕”，而诗歌史上“中间代”命名也便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在“盲目的光的女儿”的冥冥召唤下，安琪奋起发难，但“中间代”并未使她强大，相反，在行动中她集统帅、先锋、旗手为一身，她越来越深切地感到自我的孤独无援。这就使她不得不明晰凸显自己的诗学向度，更使她必须成为自己的符号和意义。可以这样说，安琪的“野心”是绝望之后的自信，是无物之阵里困兽式的决绝，是一种不生则死的慷慨，是一种“舍我其谁”式的承担。从这个角度看，安琪的诗歌追求是带有悲剧色彩的。但正是这种悲剧性成全了安琪，在没有退路的燃烧中，她竟然在秩序诗歌话语的背后踏出了一条崭新的路，在那里为自己的奋斗创造了一种信仰——大于生活的“艺术生活”。她坚持“从零售到批发，明确词与物的关系/不当傻瓜相机”（《纸空气》）；她“相信神的指派，引导与被引导，命定完成一生使命”（《好极了》）；她甚至无不偏激地宣言“有一首好诗也就够了”（同上）。因为，那是诗人的信仰，而信仰只有一个。

信仰带来偏激，也带来宁静。这两种情感交织在一起，使得安琪的诗歌语言横冲直撞，旁若无人，但又不乏自足的美感。她擅长写长句、写长诗，写一些突兀其来的“拼盘”。她不在乎读者，因为“那些诗句是神的礼物/传递日光和众多喘息的意义”（《好极了》）。这个时候，她是为神代言的“女巫”，是与神对话的诗神。神的言语不能省略。马拉美说“诗不是用思想写成的，而是用词语写成的。”，在安琪的世界里，词语的喷薄就是诗歌本体的彰显。一方面渴望被确认，另一方面又颠覆既定的秩序，这种张力支撑着诗人在词语的密林中历险。正如恩斯特·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说的“被诗人激起的情感并不属于遥远的过去，它们就在‘此地’——直接地活动着”，安琪有这方面的自觉。她写到“诗歌越来越像我的知己/紧紧地陪着我进进出出，紧紧地，帮我整理/死不悔改的混乱和逻辑”（《金华：回溯1998》）。因为她明白“急速变幻的词语发散着腐烂的霉气/太快了，几乎来不及发育成熟”（《事故·不眠夜》）。在这种情况下，诗人的词语速度就是她的艺术生命。

安琪是真正属于诗歌的，她一直都向往并坚持“在路上”的人生姿态。在她的笔下，那些城市和山川是有体温、有知觉的。它写的漳州、泉州、金华、西藏、九龙江、张家界等地，都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城市或风景，而是注入了诗人的呼吸，成为诗人休息、调整的驿站、与自我之神交流的平台。在那里，诗人可以自由地练习她发现的灵魂“咒语”，而那些地方也因诗人的凝眸、驻足而富于感性。

执着于艺术的人是理想主义者，“在路上”的情感趋向更使诗人拒绝当下的庸常。骨子里，安琪是一个“精神浪子”。在《精力用在哪里》中，她写精神上的窒息，在《十七，一个机关工作者的一天》里，她写那种程式化工作的无聊。“而这个世界带给人惊奇的已不多了。/人们按部就班/以统一的步伐达到死亡”，这样的现实当然会让渴望新鲜的诗人厌倦。她怀念那永恒的远方，渴望有一个安慰躁动心灵的灵魂：“能使我抽象哭泣的至少是比远人更远的一个人”，“迎风伫立，成为一生的命运，这片海域需要一个圣坛”。可以说，这种纯洁的人生姿态，就是诗人诗歌信仰的一部分。

确立和展开信仰是需要超拔的想像力的。这方面，安琪很富有。她的《回顾往事的结果》、《酒窝各有不同》、《谋杀者的晚餐》等诗，几乎就是用想像结构起来的。另外，括号在现代汉语的语法系统里起的是辅助性作用，但在安琪的诗里，括号却并不这样简单，有时候，它是对无意义完整的肢解，是思维的突转或延伸，是诗歌的“本文”。正如诗人所说“括号意味着呼喊，被强奸”（《灵魂碑》）。可以这样说，不标举先锋的安琪，在具体的诗歌写作中，倒有一种先锋的姿态。

当然，这样解释，并不是说安琪已经高蹈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她的灵魂流浪、诗歌革命，并不妨碍她对现实的注视和关注。她渴望柔软细腻的爱情、亲情和友情。她的《紧急传递》、《我先让你抵消》等诗更是充满了温暖和机趣。这是存在距离的关注和参与，是诗人坚持诗歌信仰的现实基础，是展开诗学理想的存在需要。这一点，诗人决不含糊。

罗罗嗦嗦写了这些，可能根本没有抵达安琪诗歌世界的核心。因为，我已经说过，安琪是一个巨大的诗歌场，它自身就是一个自足的诗学事件。而且，在阅读中，我时刻都感觉诗人是和一个潜在的对话者在交流。当然，说话的主角是安琪，那个人只是一个耐心的、宽厚的倾听者。那个倾听者是诗人的爱人，是诗歌本体，还是她自己确立的神，我不得而知。我能做的，只是通过她的诗歌言语去破译她的世界。这显然是不够的。安琪给她的诗集起的名字叫《任性》，这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她就像那个疯狂的天才画家达利一样，任性地用她的词语集团轰炸人们的阅读。指责安琪晦涩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她是在习惯语言的背后铸造她的圣碑。在这场暴动中，一切的尝试都是她自身价值的一部分。正如安琪自己所说的“不相干的灾变神态曾经那么狂乱地吸引我通过一页页翻开的脑髓陈述被施了迷幻剂的经验和材料，随便哪个世界也不能被省略。”。的确如此，面对纷繁多元的安琪，我们的阅读也无法省略。

                                                               2002年3月。

本文刊登于《第三说》诗刊2002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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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泊平，1970年代生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人民文学》《诗刊》《青年文学》《星星》《雨花》《青春》《文艺报》《文学报》《中华读书报》《南方都市报》等近百家报刊发表作品若干，并入选多种选本。作品被《读者》《中华文摘》(香港)等二十多家报刊及人民网、新华网转载，有作品被译介到国外。现居秦皇岛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