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陈仲义老师

 

                           文/安琪

    我一直对评论家心怀敬意这是真的，因为我自己在理论方面是非常欠缺的。一个人如果会写诗我还不十分佩服，但要是能露几首评论功夫那可要让我高看几眼。诗人和评论家谁更重要，在我看来，当然是后者了。原因有二：一、诗人总是远远多于评论家；二、诗人归根结底要让评论家来定位。所谓僧多粥少，评论家自然显得抢手了。 
    这样说肯定要招来诗人的耻笑，我知道很多诗人官面上是很以瞧不上评论家为荣的，时常见他们把“我从不看评论，从不接受评论家观点”的言语放在嘴角。我很惭愧不仅不属于这方面人士，反而是把被评论家重视引为自豪。回忆刚开始写作时，一门心思地等着评论家的关注却总是落空，心里还隐隐地迁怒评论家，现在才知道原来是当时诗写得太臭的缘故。评论家徇私舞弊当然是有的，但只要你的诗歌写出特色，总会有客观公正的评论家注意到你并为你剖析一番的。 
    福建很幸运地有一个陈仲义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地立足于诗歌评论现场，从朦胧诗、第三代，一直到最近的中间代、70后，陈老师都是置身其中的局内人。陈老师曾在自己的大约是第五部诗学专著《扇形的展开》中做了题为《深挖一口井》的后记，大意是，自己此生是不准备心有旁顾，而是要把理论这口井深挖下去。陈老师的敬业精神不仅造福了全国诗人，更为本省的诗歌能在全国有一席之地立下汗马功劳。这一点，广西诗人刘春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我也深深地认同刘春的看法，陈老师在推动福建诗歌走向全国方面确实起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陈老师（包括舒婷老师）先后为《创世纪》《上海文学》《作家》《十月》等组过福建诗歌专辑，令外省诗人羡慕不已。当然，组稿体现的是陈老师的影响和善良，陈老师对福建的意义更在于，他的存在本身就是福建诗歌品位的保证，陈老师一贯坚持的先锋立场，使福建诗歌的前卫性、新锐性得到很好的激励和映照。
     1994年我第一次见到陈老师时我的现代诗写才刚刚起步，在漳州举办的第三届福建省书市上，陈老师和蔡其矫老师、舒婷老师来了。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在这些名家面前激动泪流的情景。时至今日，我依然葆有对名家心存敬畏的一面，虽然在同辈诗人面前我显露出的可能是大大咧咧张张狂狂的模样。当时，会议主持人在介绍陈老师时附加了一句：“是舒婷的丈夫。”舒婷老师马上笑着补了一句：“我是他的家属。”使得会场气氛顿时轻松和乐起来。陈老师只是温和地笑着，那个场合不纯粹是诗的场合，而是各种文体的大杂烩，更有一两个官员参乎其中，所以不善言辞的陈老师就言辞更少了。会后，我恭敬地把自己写满了诗歌的大笔记本呈给陈老师指正并把笔记本留在了他们的房间。第二天，陈老师很认真地对我说，他已全部看完我的诗稿，并对其中的几首很感兴趣，要我把它们抄写给他。此后，我就在1995年第四期的《诗探索》上读到陈老师的理论文章《抵达本真几近自动的言说——语感诗学》，内中第三节专题论述我在《红苹果》等诗中所展示的“精神本能的运动形式和一种合目的的无目的实现。”这是我第一次受到这么隆重的对待，那份欣喜的力量自不待言。此后，因为同处闽南的地理优势，漳州诗人们得以不间断地和陈老师、舒婷老师有了较为亲切和放松的交往，所受的爱护与包容也较本省其他地区为多。我自己，更是因此继续一而再再而三地进入陈老师的阅读视野，并屡次被他写进文中。
     相比较而言，我对舒婷老师更为敬畏，其实舒婷老师是很随和的，也喜欢开玩笑，但我还是不敢对之造次。而陈老师因为太过沉默寡言，有时我反而敢斗胆与之说笑。有一次，大家一起吃饭，席间有朋友知道我不会喝酒，故意激我可任选一人对酒，我马上挑中陈老师。大家起哄，要陈老师多喝几杯，因为我说过对方喝多少我就喝多少。陈老师果然很善意地只是喝了一小口，我于是顺利过关没有醉倒。又有一次，还是在酒席上，我恰好与陈老师坐在一起，于是就给陈老师夹夹菜什么的，舒婷老师在对面笑着说：“安琪你别把陈老师惯坏，以后吃饭都要人给他夹菜了。”全桌轰然。后来，我和陈老师在交流中从诗歌引申到了女性诗人大多在生儿育女之后即创作灵感枯萎的话题，舒婷老师又笑着说：“哎哎，不是谈诗吗，怎么谈到了生孩子了？”全桌又是一片轰然。孙绍振教授曾在一篇论舒婷散文的历史地位时写到了舒婷的机智幽默，其中的表现之一就是善于拿自己或所亲的人调侃。我们漳州诗人可是多次领教，以上的例子稍许可见一斑。
     陈老师胃不好，饮食极少，所以特别清瘦。但陈老师对诗歌的胃口却极好，前面说过，他的理论写作贯穿了诗歌史的几个时代，又总能切中肯謦抓住要害，在先锋诗界里特别有号召力。有一些评论家应景的文章写得太多难免会影响其光芒的锋利，陈老师却是有自己不为外界所动的判断力。他似乎总是认准了应该写才写，这“应该”就是他自己的标准。今年年初，陈老师在福州举办的“第十届柔刚诗歌奖颁奖仪式及诗歌月刊新年诗会”上拿出了一篇写某一新兴诗歌群体的文章请大家发表意见，大家不置可否，内心里是认为陈老师不应导弹打蚊子浪费精力为这样一个群体劳神的，我也大胆表示了自己的这一看法。年中，我从电子邮件上突然接到了陈老师另一篇对这一群体的评论，我顿时有点明白，在陈老师心中，不管这一群体毁誉如何，至少他们这一路的诗风在当下中国诗界是有个性的，可能技巧上语言上不怎样，但那份即使称之为堕落即使称之为方式不妥的为反叛而反叛的勇气也是与众不同的。这是我对陈老师为何两次涉及该群体的个人理解。而据我所知，有多少诗人眼巴巴地指望陈老师为他或他们写写文章，但陈老师只是沉默着，审视着，在他心灵里的那杆称尚未告诉他应该动笔的时候他是不会随流的。这一点我也有体会，陈老师与漳州诗人来来往往也不是一两天了，但真正为这一群体鼓与呼的却是2000年康城编选《漳州7人诗选》时才以序的形式完整地进行论述的。这里面也许有着为康城对诗的执着与热情所感动的因素？也许有着对漳州诗群长期以来在诗歌写作上的坚韧与锐利的赞许？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对陈老师这篇名为《语词的欢宴》的文章心有感慨，都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谁又能说这样一个标题不是预先埋下了宿命的一面呢？后来我开始忙于中间代的系列工作，许多事就暂且放下，但与陈老师的联系却更为密切。我衷心地希望陈老师能为中间代写写文章，以陈老师在诗界的份量效果自然不言而喻。陈老师只是在电话里静静地听着我阐述关于中间代应该成立的几点理由。不说好，也不说不好。
     五月的某一个星期六清晨，我被几声电话惊醒，一接，是陈老师的，他说：今天我和舒婷要到漳州去，我们见个面。我大喜过望，一面通知了康城等人，一面火速打扫整理居室。舒婷是个特别爱干净整洁的人，我不能让她在我杂乱无章的书房里晕倒。中午，他们果然来了，一番电话联系后我和康城等人到了他们吃饭的宾馆也混了一顿，这才知道原来陈老师带来了关于中间代的文稿。宴毕，我们向舒婷老师告个假（因为她的朋友们要和她说说话）把陈老师“劫持”到我家里，一路上我大谈一早打点居室的辛苦，又说书房如何因为舒婷老师要来而变得井然有序。哪知陈老师到我家后第一句话便是：“书房还是很乱啊，你不说我还真看不出有整理过的迹象。”说得大家都笑了。一群人在我家里翻箱倒柜的一会儿看中间代文章，一会儿又上网，忙得不亦乐乎。因为陈老师和舒婷老师此番来漳另有安排，我们也不敢耽搁，大家伙看到时间差不多了忙把陈老师送回宾馆。舒婷老师他们正在那儿喝茶等我们，我笑着对舒婷老师说：“舒婷老师，完璧归赵。”舒婷老师也笑着说：“我要检查检查有没有少一个耳朵。”我说：“不仅没少，还多了一个，因为我们叽哩呱啦讲个没完，害得陈老师要多出一个耳朵才能应付得了。”大家快快乐乐地挥手道别。而陈老师的《沉潜着上升——我观“中间代”》自然成为为中间代定音的一记重锤。读过此文的人就能明显地感受到陈老师的认真细致条分缕析，他不应付，也不盲从，在对中间代概念认同的同时，也指出了其潜在的问题。无论如何，这是中间代所有理论篇什中极其重要的一篇。
     陈老师讲话用得上“慢条斯理”“拖腔拖调”这两个词（此处不含贬义），听起来很有趣。我喜欢过一段时间就和陈老师打打电话，在漳州，能交流的伙伴除了康城等少数几个外就没有了，所以我总有一些知识饥渴。隔三差五的就找陈老师电话补课。我时常像访谈一样问陈老师一些诗学问题，然后便很遗憾地发现自己没有电话录音设备实在是委屈，很多精彩的话从陈老师口中流出后很快又从我的耳朵流走，我只好用“没关系，已经潜移默化了”来安慰自己。熟悉陈老师的人都会发现，陈老师几乎是除了诗以外什么都不会谈或不想谈的，我基本上也是如此。在电话里，我会向陈老师汇报许多诗坛信息诗歌动态。偶尔也会不好意思，生怕陈老师笑话我家长里短的。那天，当我听到陈老师已给我写了一篇8000多字的个案后，我一时激动难平，脑袋一下子嗡的一声懵了，以至思维迟钝，言语打结，连感谢的话都忘了讲。陈老师曾在多篇综述文章中分析到我，但作为个案这是第一次，这至少意味着，我的诗有值得陈老师为之思考和动笔的地方。我感到荣幸和不知所措。
     回想1995年我获得第四届柔刚诗歌奖后曾有一段时间一行诗也写不出，我电话问陈老师，是不是我的诗歌生命就此终结了。陈老师说，不会的，这是正常现象，过一段就好了。今年，我在长诗集《任性》出来后又遇到了1995年的问题，陈老师依然说，没关系，过一段就好了。与前一次不同的是，陈老师善意地提醒我，在综合性写作达到“任性”这样的程度后，今后的突破将更难更难。怎么办，陈老师在《纸蝶翻飞于涡旋中——安琪意识流诗写谭》里指出了一条路：在栅栏与任性之间。是否如此有待于时间的检验。而我内心对陈老师和舒婷老师在我诗歌成长之路上所给予的鼓励和帮助是充满感激的。福建的诗人们亲切地称陈老师为身边的诗评家。福建，因为有了陈老师和舒婷老师而当之无愧地成为南中国诗歌的重镇。



                                     2002/9/14，漳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