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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20 19:4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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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安琪访人 |
【编者按：中国的诗歌民刊是世界出版界的一个独特现象，它来自于中国出版体制的独特。肇始于《今天》的民刊构成了中国民间诗歌独特的传统之源生生不息，常常是一批民刊停办了，另一批民刊又新起了，民刊像中国诗歌的血奔涌着。借本期《陌生诗刊》“民刊主编访谈”机会，本人选取了有代表性的10家民刊主编进行专访，这里面，发星的《独立》民刊对自由精神的推崇一以贯之，值得尊敬。而发端于新世纪的黄礼孩《诗歌与人》开辟出的“专刊”特色及推出的“中间代”“70后”等诗歌代际概念，客观上改写了由学院把持的中国诗歌历史的书写，非常了不起，是新世纪民刊的重要收获。大器晚成的刘诚诗、论、编样样强悍，这强悍在《第三极》民刊里一览无遗，无论创意、选稿，还是版式设计，该刊的先锋与尖锐令人心神震颤。《女子诗报》和《陌生诗刊》体现了晓音和古筝两位优秀女性诗人负责任的诗学态度和敢于担当的勇气——通常情况，女性更愿意在男性提供的诗歌平台上娇艳亮相却奇怪地享有“低调”的美誉。中岛对《诗参考》视之如命的爱获得了诗歌界的尊重，而他独特的发现眼光在九十年代初率先推举出的民间诸杰则是中国诗界引以为傲的资本。一向不爱张扬的老皮高密度编辑推出的《诗歌蓝本》代替他说出了他不公开说出的话——做，比说更重要。《丑石诗刊》双子星座刘伟雄、谢宜兴，《东北亚》诗刊杨氏双剑客杨勇、杨拓，他们以编刊和随同编刊积累丰厚的友情昭示了，诗歌是可以带给诗人们人性的温暖与光辉。而迄今已停办的《诗文本》其主编符马活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另外一种编辑中——这位成功的图书出版人早已把他的创意和心血展现在各大书店了。因为版面限制，还有更多的民间诗刊主编精彩的工作未能在本期《陌生诗刊》获得展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安琪】
安琪：《陌生诗刊》“民间诗报刊主编”访谈系列
1）黄礼孩（广东广州，《诗歌与人》主编）
安琪：记得《诗歌与人》创刊号做的是70后专题，当时你在各省都约了一些组稿人，我也忝列福建组稿人。此后，我们又一起合作了“中间代”。事实上我内心深知，代际命名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举动，是在前面已有众多命名的基础上的自我确证。你作为70后概念的主要推动者，对这一概念及诗歌史上的命名热有何见解？
黄礼孩：作为后起之秀或新人类，你必须有自己的方式。做70后这个专题，事实上是一种方式。我知道在诗歌的前面加任何定语都是多余的，我也知道70后诗歌不是一个诗歌流派，顶多是一个概念。但在当时知识分子和民间写作的背景下，七十年代写作的诗人如果自己不去争取自己的位置的话是很难引起关注的，可能会遭遇被淹没的命运。后来与安琪你合作命名的“中间代”，也是某种危机的表现。“中间代”这个命名也不是关乎诗学或美学的，而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尽管如此，这两个概念还是被诗界叫开了，并开始应用到方方面面中去。我并非热衷于命名，所有的命名都带有功利的色彩。诗歌命名一直为人诟病，诗歌命名也就为他人树起靶子，但我们好像又难于摆脱命名的宿命。命名是权宜之计，它只有一个好处就是便于宣传，便于批评家和史学家就这一诗歌现象进行梳理、概括、批评，肯定或否定。
2）中岛（北京，《诗参考》主编）
安琪：你与《诗参考》几乎融为一体，而从事诗歌编辑的人都有这个苦衷，也就是他（她）从事的编辑工作在常人眼中已大于他的写作，你有这种苦恼吗，也就是你认为人们更多地看你为编辑家还是诗人？编辑和诗人，你更喜欢以什么样的身份存世？
中岛：是的。在这方面我没有你所说的什么苦衷，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自己自愿的，不心甘情愿或者有什么目的是做不好事情的，只有心甘情愿才可能把事情做好做彻底，不然还干什么。对于外界对我的看法我从不看重，我更看重的是我自己是不是通过编辑广大诗人们的诗歌而获得了心灵上的满足，我是不是通过学习这些诗人的诗歌而成长了我自己的诗歌。
关于以什么样的身份存世？我想是后人们对你编辑诗歌的价值、艺术观以及你诗歌作品的历史价值而定，这不是我愿不愿意的事情。但是我想，历史一定是公平的。几十年来，官方刊物一直在排挤和压制我，我的诗歌不还是不停地被各种重要的诗歌选本选择了吗，我的诗歌不也有80多个选本选了，还被翻译成了多种外文了吗，我不是也已经成了中国诗人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分子了吗！
当诗人伊沙在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中国第二届诗歌节”打给我电话说，我的《花朵和病句》入选了六卷本的中国三千年诗歌史丛书《诗韵华魂》，而许多所谓的重量级诗人没有入选。当时我就感觉历史一定是公平的。因为，这本书是全国各大高等院校的几十名专家、学者共同编选的，它屏弃了以往的诗人、编辑甚至所谓的圈内“专家”选本，而是非常注重诗歌的社会意义、汉语语言的价值构建和人文精神等来考虑选择的，我想，他们在选我的诗歌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是谁，更不知道“关系”这个词，他们尊重诗歌，更为历史负责。你的诗歌《母亲》写的非常的好，也入选了，在这就恭喜您了。
3）符马活（广东中山，《诗文本》主编）
安琪：好像是2002年后《诗文本》就停办了，跟你北上有关吗？有否打算继续办诗歌民刊？
符马活：《诗文本》的停办跟我的工作变动有关，况且我是属于打短期工的。现在没有创办新诗歌民刊的冲动，更没有复刊《诗文本》的打算，中国的诗歌民刊已经够多了，不用我去作贡献了。对我而言，坚持写诗比办诗歌民刊更重要。今年，我和沈浩波编的《2008-2009中国诗歌双年巡礼》即将出版，希望这本书有所影响，这样就能将我逼上梁山了，我又可以写诗了，想想，这是多么美好的事。
4）杨拓（北京，《东北亚》主编之一，另一个为杨勇）
安琪：杨拓你好！《东北亚》有两个主编，其中杨勇我从未见过，你因为在北京我们好歹也遇到若干次，就抓住你来回答问题了。在我的印象中，你们两一直很低调，比如这次，我网络搜索半天，也没找到你的博客和联系方式，这么多年你在北京究竟干什么呢？
杨拓：你好安琪！很久没见面了，自从你们主持的《诗歌月刊》下半月停办以来，也不知你还在不在北京。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和杨勇在北京是见过面的，也许是贵人多忘事吧！哈哈！应该是去年，杨勇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参加牧野主办的诗会；还有一次是在上苑的一次诗会，当时我没去，但事后杨勇和我说过，看到诗人谁谁了，其中就包括你。这也许是他的低调吧！在诗人们的访谈无比时髦的时代，你的这次访谈，却是我破天荒第一次回答一个人的专门访谈，也许算是我的低调吧。
我的博客是存在的，只是我很少光顾，懒得打理，园子里已经长满了荒草，让很多关心我的人，一次次失望而去。我建立博客是比较早的，那是各大网站还没有这个玩意儿的时候，我就请我的同学夏子华先生帮我在一社区注册了一个，我天天写日记，我感觉博客的到来，是日记鸟枪换炮的一次革命，待到博客铺天盖地的时候，我却渐渐地没了兴趣，也许是我的偏见吧，那就是我感觉博客是一个不真实的东西，很多个人的私密并不适合于在博客上晾晒，有的博客已经成了一些人沽名钓誉的人生新闻发布会。我不能为了写博客而写作。
我是2000来北京的，明年就整10年了，我也算是诗人中的老北漂了。我来到北京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管下的一个报纸混饭吃，10年没有换别的工作，也算一个奇迹了，所以在和一些诗人聚会的时候，一说起这事，大家都感到很惊讶！哈哈！回首走过的路，我对我自己也感到很惊讶！我怎么一件事情能干10年呢？！
5）谢宜兴（福建福州，《丑石诗刊》主编之一，另一个为刘伟雄）
安琪：《丑石》是哪一年创办的，为什么以“丑石”为名，与贾平凹的文章有关吗？我知道《丑石》两个字是蔡其矫老师题写的，能具体回忆一下题写经过吗？你们与蔡老的感情深厚在福建诗界可谓尽人皆知，在你们看来，蔡老这一生最值得感念的美德是什么？
谢宜兴：《丑石》创办于1985年5月。起名“丑石”源自于对成为“美玉”的期待，就像丑小鸭渴望成为白天鹅。《丑石》创刊号封面上有这样一句话：“丑石是未经雕琢的璞玉 / 《丑石》是未名诗人的挚友”，它明示了“丑石”当初的寓意。
我和刘伟雄第一次见到蔡老师都是在1990年9月福建省作家协会和宁德市文联在霞浦三沙举办的“福建省海洋文学研讨会”上。而我和蔡老师的信件交往则于1997年开始，通信一年后，我冒昧地提出请他当我们《丑石》的顾问，并帮助题写刊名。没想到他没有嫌弃当时打字油印的《丑石》之丑陋，竟很快回信爽快答应，并随信寄来了毛笔书写的“丑石
在与蔡老师20年的交往过程中，他赤子般的率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如果说他的什么美德最值得我们感念，我想用蔡老师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我爱美而不亵渎美！”
6）老皮（福建龙海，《诗歌蓝本》主编）
安琪：《诗歌蓝本》，很不错的名字。从1994年我认识你至今，看到你陆陆续续搞了不少诗歌活动，只是外界所知不多罢了。我一向对那些有诗歌义举的人心怀敬重，想借此机会让你回顾一下这些行动，它们对你的诗歌写作提供了什么或者减少了什么？
老皮：哈，虽然我这些年是搞过一些诗歌活动，但都是小打小闹，只能说是玩玩而已，和你安琪拼着老命做《中间代诗全集》的那股精神相比，我所做的事根本不值得一提。打个比喻，这些诗歌活动就像路边的加油站，总能够适时地为我提供一些写作所必需的燃料和激情，当然，减少的肯定是腰包里的票子，嘿嘿。
7）古筝（女，江苏南京，《陌生》主编）
安琪：女性诗人办民间诗报刊的不多，我知道的也只有晓音和周瓒，福建时期我也曾参与主编过《第三说》诗刊，一到北京也就后续乏力没有继续了。请问古筝，为什么有创办《陌生》诗刊的行动，《陌生》诗刊的名字来源和它至今的成效？
古筝：06至07年间，我在“月下青荷”网站做总斑竹兼管理员。我刚去的时候，那里每天只有10个左右的回帖，完全可以说是一片广袤的荒地。后经过我耗费一年多的时间和精力，论坛逐渐红火兴旺，每天的回帖率均在300贴左右。到了07年初春，创办的网站的浙江诗人提议愿意出资为网站的诗友办一本诗刊，邀请我出任主编。办诗刊一直是我的理想，因此我几乎未加考虑就应允了。
8）刘诚（陕西汉中，《第三极》主编）
安琪：2006年你创办了《第三极》大型民间诗刊，迄今已出版四期，无论版式还是内容均体现了你一向追求的大手笔和厚重，创办《第三极》何意？名《第三极》又何意？创办至今收到了你想要的效果了吗，还是依然有遗憾？接下来《第三极》有何进一步的设想？
刘诚：《第三极》最初的构想是综合性文学民刊，十品认为这个想法好，可以把小说散文和批评都包括进来，填补了民间诗刊的一个空白。所以你看到我们当时的野心了吧？它叫“第三极文学运动”，是文学而不只是诗歌。可后来我发现，如果把小说和散文都包进去，作为一家没有任何经费来源、不能发行只能免费赠阅交流的民间刊物，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截止目前，《第三极》仍然是一个包括诗歌和批评的民间诗刊。看到它的朋友都为它的精美厚重赞不绝口，认为甚至超过了某些有固定拨款、允许发行经营、有稳定利润的官方文学刊物。第一卷创刊号算是开了头，出了场；第二卷是理论专号，通过这卷厚达180页码的刊物，我的目的是要确立第三极神性写作诗学理论体系。它有没有一个体系？或者它是空的？非也。它的体系已经形成，有宣言有概念有提法，有大量的深入论证，到今天谁想要在理论上否定第三极神性写作，先得面对我们数百万字的第三极神性写作诗学论文，这一点即使是第三极的老牌文学敌人也感到相当棘手，他们知道反对的结果，只能是使第三极神性写作更加深入人心，所以一些较高级别的论敌采取的办法是回避，就是看到了却装作没有看到。总的看《第三极》没有使本派丢脸。在它上面发表的作品，不只包括神性写作，也包括泛神性写作。第三极以《第三极》刊为确证，成为一个反兽性写作的统一战线。想法当然很大的，但客观地说创作能不能跟上，至今仍然是一个问题。如今谁是真正的神性写作？是我吗？十品吗？董辑吗？或者安琪？抑或寒烟？而你首先被公认为是中间代首倡人。所以第三极神性写作目前更多的只是第三极，而真正的神性写作，目前仍然只是一种诗学理想。对此周伦佑曾谈到，你提出神性写作很好，但接下来面临着在写作中贯彻的难题。现在看来确实是个难题。对于原教旨的神性写作来说，不是说不可以达到，而是至今仍然在路上。按理说来，最应当拿出神性写作代表作的应当是我，但目前我一方面有一点偷懒，很多杂事在争夺我的精力，其中之一就是这本《第三极》的出刊；此外我一直想写小说，长篇的。有一个性爱三部曲，初稿写成三年，居然拿不出整块的时间修改定稿，直到今年九十月之交，才搞定了一部24万字的《红唇为证》。这三部书应当很好看的。此外还得读书啊，有多少必读的书都得读；此外还有好几个中长篇的小说写作计划只等落笔。所以已经有了系列长诗《悲惨世界》的构想，只是目前仍在积蓄精神力量。这部作品应当像《命运·九歌》一样，是组装起来的，是一部新的系列长诗，规模比前者大很多。它的关键词是：悲惨、悲悯和爱。构造它的几根中柱目前已经形成。它绝对是神性写作的，但这是一个大计划，完成这部作品，诗歌方面我可以金盆洗手了。写那么多干嘛？我有一首诗叫《诗歌多得要命》，诗歌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尤其是垃圾诗太多了。那我为什么这么爱组装，不是要以大为美，也不是玩积木玩上了瘾组装成癖，而是我的诗歌太多了，与其勉为其难让大家记那么多，不如让大家只记住一个《悲惨世界》。此外也没什么大的深意。这诗我一定会完成的。完成了这部大诗，我就有两部系列长诗，成为我诗歌写作的两部代表作，包含了我所有长诗写作的精华。然后我会慢慢悠悠把精力投向长篇及诗歌批评。所以目前看，第三极写作强而神性写作偏弱，但这个情况会慢慢改善。第三极从最初酝酿是在2002年6月，理论首发是在2004年10月31日，正式出场是在2006年6月，从酝酿算起至今有七年时间，如果从正式称派算起，不过三年多一点。第三极是一个需要存在至少二十年的东西，是发展的，最好是能存在多久就存在多久。我想具体到实战层面，神性写作无非是以诗歌的形式实现对神性光辉的某种触摸，这样的工作也不是比登天都难。代表作不是一下子就能出来，只要假以时日，逼近神性写作诗学理想的作品当会越来越多。下一步，《第三极》除保持特色、增加出刊频率、不断推出第三极成员的优秀新作外，将采用全国视角，从第五卷起开设三个固定栏目。一是“中国当代诗歌传世名作”。对，是传世名作，这件事第三极一定做，第三极有这个魄力也有这个胆量。就是用第三极的眼光来看，新时期诗歌三十年，哪些诗人是可以传世的？哪些作品是可以传世的？也许不能保证它一定传世，但我们可以对此作出预测。出到时机成熟，将正式出版两卷本高规格的《中国当代诗歌传世名作》。我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信邪，不会坐视一些人伪造历史。二是“当代青年先锋诗人展播”，这个栏目每卷推出在全国有影响的五名优秀青年先锋诗人诗歌力作。三是“中国当代诗歌名篇解读——中国诗歌：名家面对面”，每卷推出五名以上名家对名家名篇的诗歌文本和文本解读，这肯定也会是一个好看的栏目，出到一定时候也结集正式出版。《第三极》对平庸作品关闭，认诗不认人，被我穷追猛打的兽性写作如果有改邪归正之作，也将不吝入选，以示《第三极》以当代诗歌大局为重的宽广胸怀。你也看到了，《第三极》虽然没有经费来源，但保持出刊还是没有问题，而且对优秀的作品从来不惜篇幅，这次的十九人诗选每人最少八页码，有的甚至占十四页码，全书总计180页，就是明证。《第三极》一定要让全国诗人重视和羡慕，形成以在《第三极》发诗为荣、优质稿件争相涌向《第三极》、天下英雄不绝于途的局面，打出诗歌民刊的脸面和威风，使之成为一本在当代诗坛最有影响、最有信誉度的诗歌民刊。对此我有兴趣，我认为做好这件事，就是对当代诗歌的一个贡献。
9）发星（四川普格，《独立》主编）
安琪：我在福建时就读到你编辑的民刊《独立》，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还有一本出版周期比较慢的《彝风》，《独立》其实也一直在走专题的路子，我知道它有几个很重要的关注点，但也许赠送面不广吧，其他人未必清楚，说说《独立》诗刊吧。
发星：《独立》的前生叫《温泉》(油印)，是在1987年10月由我和欧阳勇创办的，当时看见“1986中国现代诗群体大展”受启发，由我工作的单位普格县农机厂位于温泉西面而起名，《温泉》1989年后被有关部门定为“XXXX刊物”，被调查、取缔。《温泉》最有影响的是我在1988年创作的《吊裆男子》，曾被普格县中学的许多学生传抄，影响到州外。1990年夏天，我又创办《凉山诗歌》，9月“苏联巨变”，又被调查、取缔。此后一直有有关部门的人员暗中“保护”我，经常盘查，这种情况一直到1995年后才结束。《凉山诗歌》后，我又搞了《山中幸存者》。一直到1997年创办《彝风》，1998年又创办《独立》。《独立》到2001年前一直是打印、复印，由于经费原因，一般印数在几十册，所以传播受限。2001年后，经济宽裕些，改为速印；2003年后为正式印刷厂印。其间印数与质量的提高，随着地域诗歌写作的推进与影响而提高。《独立》以“地域诗歌写作”为根据地，向外打开，容纳个性的东西。我认为一个民间诗刊应成为同道者的精神家园，诗刊作为一个平台，大家可以在这里交心、交流，得到提升与进步，所以《独立》的编辑从早期的主发诗与理论向相关随笔、史料、文献等拓宽，出一期有一期的看点，是诗歌学习交流资料，又是可经时间历史检验的东西。近10年来，《独立》已形成几个关注点：①对个性诗人的推重：海上、孙文、孙文涛、梦亦非、郑小琼等。②对地域诗歌的推崇，由大凉山→贵州黔南→云南昭通—大西北→中国边缘民族现代诗群体。③对农民诗人的关注：张联——李龙炳——嗄足斯马(李果)——张树森(狂氓)。④对民间诗歌运动史的归结整理。⑤对80年代重要诗歌文献的整理。⑥对民间诗人中独立知识分子的关注访谈(周伦佑、周伦佐、哑默、张嘉谚、张修林、海上、吴若海)。⑦对民间漂泊诗人的关注(黄翔、海上、孙文涛、安琪、西域、张守刚、游建明、蓝紫等……)。(⑥⑦《独立》2010—2011年推出)。
现在《独立》能健康发展，一是用有限的经济支出办无限的诗歌事业；二是要独立(只有经济独立、思想独立，才能刊物独立、独力发展)，三是根据自身的编辑经验与交往，寻找好的选题与编辑向度。（《彝风》到目前已出10期，主要发彝族诗人作品与相关文章，它具有专题资料性。后来创办《独立》，《彝风》成为之中一个栏目，但它依然单独在办，一般印数少，传播范围小）。
10）晓音（女，广东茂名，《女子诗报》主编）
安琪：我在北京的一些场合与一些理论家譬如吴思敬、张清华等老师交流时说到晓音，他们立刻就反应出“女子诗报”几个字，可见，这个报纸的影响力是有的。算起来也近二十年了，同为女性我深知个中甘苦非三言两语所能表述但我还是想了解一些与《女子诗报》有关的重要事件，能否请你继续做一个回顾？
晓音：《女子诗报》自创刊到现在已经十七个年头了。在十七年中《女子诗报》几经灭项之灾，如果不是互联网的介入《女子诗报》可能会永远地沉寂下去。我记忆最深是1989年新年的喜庆还没有褪尽，我就给市（安琪注：西昌市）文化局传去谈话，在文化局那间办公室里几个文化官员中的一个拿着《女子诗报》创刊号情绪很激动，他们几个人同时和我“谈话”，谈话内容大多忘记了，但有一点至关重要——《女子诗报》没有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的刊号，竟敢像《人民日报》那样印对开大报，是非法出版物，严禁出版！那天与我一起去文化局的还有《女子诗报》的主要成员钟音和枫子。出来后钟音朝我吐了吐舌头，枫子说她很害怕，万一把我们抓起来怎么办？那天我倒没有怕，在内心只有一种痛，那种被扼杀般的痛。其实在《女子诗报》下厂印刷之前，在人的提示下我到文化局花十五块钱办过准印证手续的。后来有人告诉我，好在有那纸准印证，不然我早和《非非》的周伦佑一起“进去”了。最让我痛的是，后来我编了第二期却没有一家印刷厂敢承印。万般无奈，我只好写信向诗人雨田求助，在雨田和诗人况明先的帮助下，第二期《女子诗报》终于在四川绵阳二重机械厂印刷出版，那是1989年5月，我和钟音筹集了550块钱专程去绵阳取回了报纸。可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乎就在我下火车的同时，就收到文化局召我去谈话的通知，结果第二期《女子诗报》有一多半给没收了。回到单位，单位领导也找我谈话。那段时间我写检讨把手都写出了老茧。尽管在审问式的谈话中，我始终没有说出《女子诗报》是在哪印刷的，当时这对印刷厂来说是致命的。那段时间压力很大，来自于家庭的、单位的压力使我很沮丧。那些日子也是让我一生感动的日子。我收到了全国各地上千封信，在信中他们对《女子诗报》的关爱使我终生难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向处于绝境中的《女子诗报》伸出了援助的手。当时影响最大的《诗歌报》及时地为《女子诗报》刊发了出版消息，《作家生活报》1989年10月15日在头版配照片大篇幅发表了青年评论家大岛的《请记住这群女人——访女子诗报主编晓音》，另外《诗神》《湖南日报》《诗双月刊》（香港）等数十家报刊从舆论上给予了《女子诗报》强有力的支持。在我收到的信中有人寄来了邮票和钱，如果说当时我把《女子诗报》只是当作我个人想法的一种尝试，可大家对《女子诗报》这个女性诗歌群体所寄予的厚望让我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去继续这个已经不再属于我个人的诗歌事业。第三期《女子诗报》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位热爱《女子诗报》的陌生朋友的帮助下出版，那是1990年3月。第三期的出现使文化官员非常恼怒，现在我不想再复述当年我所经受的那些了。在众所周知的社会大气候中，《女子诗报》无疾而终，我本人也离开了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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