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间代”与“’70后”诗人诗歌

                                   ——诗人谱系学（六）

                                           文/向卫国

“’70后”这个概念的出现早于“中间代”的概念。

“’70后”这一说法最早源于1996年陈卫在南京创办的民刊《黑蓝》。他们在《黑蓝》上打出了‘’70后——1970以后出生的中国写作人聚集地’。这家刊物有先见之明地提出这一概念，但后来却没有再去演绎这一概念。虽然这不是一本纯粹的诗刊，但其写作的指向主要是诗歌。”^[1]然后，1998年12月22日，北京诗人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群体之声——跨越世纪门槛”诗歌朗诵会；1999年《外遇》诗报推出“’70后诗歌版图”；1999年《诗林》设置“七十年代诗歌”栏目；1999年陕西诗人黄海、王琪创办《七十年代》诗报；1999年《山西青年》在第七期刊出一批’70后诗人诗歌作品；1999年《科学诗刊》设置“七十年代人”栏目；1999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七十年代工作室、雅典工作室共同在北京大学举办了“生于七十年代——中国诗歌新锐作品朗诵会”……

“’70后”这一名称真正地产生影响，被诗坛广泛认可并使用，则是2000年1月，由广东诗人黄礼孩主编的大型民间诗歌刊物《诗歌与人》，在第一期隆重推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第一回）（诗刊16开本，144个页码，收55位’70后诗人诗作）之后。2001年1月，《诗歌与人》第二期又再次推出“中国70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第二回）（16开本，182个页码，收92位’70后诗人的诗作）。这中间，黄礼孩还主编了《’70后诗人诗选》一书，精选111位诗人的诗作，并配以十篇关于’70后诗歌的评论文章，于2001年6月由海风出版社出版。

可以说，“’70后诗歌”概念的最终形成，并被诗坛认可，产生广泛影响，（《诗刊》、《诗选刊》、《青春诗歌》等刊物相继转载了《诗歌与人》的大量作品）是与“黄礼孩”这个名字分不开的。他不仅为这一中国最新诗歌群体的集体出场付出艰辛的劳动而且付出了大量的金钱。在今天这样的商业社会中，此一举动是让人钦佩的。

当“’70后”以强大的阵容闪亮登场以后，人们很快发现一个“漏洞”：在“第三代”与“’70后”之间的一段空白，应该由谁来填补？“第三代”诗人大多出生于50年代或60年代初。那么，60年代后期出生，及少数60年代初出生但诗歌创作起步较晚没有能够跻身于“第三代”的诗人，就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成为“被遗忘者”。但事实上，在这一批诗人中有不少人成就颇高，影响很大。有人曾推出“第四代”诗人的概念，比如2000年8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龚静染、聂作平编的《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由于“第四代”概念不明确，既包含有60年代诗人也包含有70年代诗人，当“’70后”被广泛接受以后，“第四代”即自行破产。

于是，广州诗人黄礼孩（又是他）和福建女诗人安琪主编了《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第三期），首次以“中间代”命名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的诗人群落。安琪在《中间代：是时候了！》（《诗歌与人》第三期）一文中阐述了“中间代”命名的意图：“礼孩和我做这本书是有野心的，我们希望藉着本书的编选与出版为沉潜在两代人阴影下的这一代人作证。谁都无法否认这一代人即是近十年来中国大陆诗坛最为优秀出众的中坚力量，他们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承上启下，兼具两代人的诗写优势和实验意志，在文本上和行动上为推动汉语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但因为命名的艰难，他们至今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盘旋在他们头顶的是一系列没有统一的概念。这同时也成了我们着手本书的第一个根本性难题，在多次的商谈探讨和征求意见之后，礼孩和我最终确定下‘中间’这个可以做多种理解却又是直观简约的称谓。它彰显了如前所述的两种指认：一、积淀在两代人中间；二、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它所暗含的第三种意义是：诗歌，作为呈现或披露或征服生活的一种样式，有赖于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摒弃狭隘、腐朽、自杀性的围追堵截，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有如麦克利什描写的：‘像一只浑圆的果实’，‘像群鸟飞翔’。”黄礼孩则说得更为真诚坦率：“这将是一场迟来的胜利，虽然它也是一次迟来的命名——‘中间代’，汉语诗歌版图上的新格局、新气象，同时也是诗歌资源的大团结大开拓。‘中间代’诗人大多成名于90年代，我是读他们的诗歌长大的。他们都是我的师长和朋友，我愿意为朋友们做点事情。”（《一场迟来的命名》，载《诗歌与人》第三期）

“中间代”提出来以后，再次引起诗坛的关注。虽然“中间代”的概念如黄礼孩所说，“显得十分冒险”，能否被诗坛最终确立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验证，但它显示了一种努力，通过这种努力把一批诗人集合起来，由过去的散兵游勇变成一个强大的“集团军”。这样，既向外显示了诗歌在一个时代中不可忽视的存在，也向内增强了诗人的交流和协作，增强了诗歌内在的自信和自尊。无疑，这一举措对当代诗歌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目前，诗坛已开始回应这一历史的呼唤。比如，诗歌评论家温远辉在2002年第一期《诗选刊》撰文，在对“中间代”的概念表示谨慎地接受的同时，积极地肯定了“中间代”为具有“活体”意义的一代。所谓“活体”即实验活体。“中间代”的诗人是完整地经历了中国二十年来的各种诗歌实验的一个群体。“第三代”由于时代环境的影响多少会在某方面显得先天不足，而“中间代”在吸收“第三代”营养的同时，得到更良好的诗歌滋养（中、西两方面），因而作为承上启下的一代，极有可能成为“第三代”之后又一个诗歌繁荣时代的主体。继《诗选刊》率先讨论“中间代”之后，《诗歌月刊》在2002年第3期也编发了《“中间代”女诗人作品专辑》。“中间代”这个概念已开始在诗坛传播开来了。

九、“中间代”

“中间代诗人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诗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诗写成熟于九十年代，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与第三代诗人几乎是并肩而行的。这点从本书收入的叶辉早年即以‘日常主义’宣言加入红皮书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可见一斑。其余如莫非、朱朱、非亚、臧棣、伊沙、马丽华、马永波、王明韵、桑克、杨子、李轻松、黄梵、森子、潘维等也都有十分宽泛恒定的诗写历史，他们贯穿式的写作见证了中国当代诗界的历史进程……”（安琪《中间代：是时候了！》）

显然，“中间代”不可能是一个纯粹的时间划分，它并不等同于“六十年代诗人”。既然如此，把叶辉、臧棣等纳入“中间代”似有不妥。他们实际上早已成名；另一方面，“第三代”的相当数量的诗人也是出生于六十年代，如万夏、李亚伟、海子、骆一禾、西川……，这就更加不能简单地以“60年代出生”来归类“中间代”。

笔者个人认为以伊沙1988年在诗坛的扬名为界来归类“中间代”较为妥当。也就是说，“中间代”的第一人是伊沙，以后就包括伊沙之后不断扬名诗坛的60年代出生的诗人，如赵丽华、马永波、朱朱、晓音、靳晓静、李轻松、西渡、桑克、侯马、非亚、徐江、安琪、格式、赵红尘、浪子、世宾、森子、余怒、史幼波、周瓒、贾薇等。由于本书安排有“女性诗歌”一章，有关的女诗人将在后面介绍。

《边缘的呐喊》向卫国著，作家出版社，2002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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