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代理论专著：是时候了！

                        安琪

昨晚至今，心情颇不宁静。我低嚎了一声我只能如此，实际上我想放声痛哭。已经很久了，我不谈中间代，口中不谈，文中也不谈。我已经不想背负炒作的恶名，也不想因为中间代而令人忽视我的诗作。而昨天，南开大学罗振亚教授的博士生邵波同学关于中间代的文章一下子波动了我的心弦，使得我心酸楚，眼睛潮红。他写道——

随着重写文学史口号的提出和’70后的横空出世，“中间代”诗人在新世纪之初开始陷入了文学史与命名的双重焦虑之中。说来难怪，在80年代接受过各种西方文学思潮的洗涤和受过良好而系统的大学教育之后，这批目前几乎支撑当代诗坛半壁江山的诗人，比“第三代”和’70后诗人更具有深厚的文化品味和理论资本，然而，他们却一再地被诗坛疏忽、漠视或有意遮蔽，不能不说是诗坛的一件很不公平的文化现象。

这是邵波同学关于中间代的第二篇理论文章，第一篇分析的是中间代诗歌的艺术向度。我想，邵波同学会继续做下这个系列的。感谢他，感谢罗振亚教授！前一阵，70后诗人、批评家霍俊明博士关于70后的理论专著《尴尬的一代》出来了，捧读此书，我心潮澎湃，我为霍俊明敢于勇于为一代人代言的魄力和远见所鼓舞，同时也为70后的理论工作又一次走到了中间代前面而嗟叹，70后何曾尴尬，尴尬的是中间代！

邵波同学说——

虽然“中间代”长期被漠视的艰难状态与当今信息网络时代诗歌边缘化处境密切相联，但其中更为深层的原因还是和“中间代”诗人的性格有关。与朦胧诗人的英雄主义情结、“第三代”诗人浓厚的“弑父”意识不同，“中间代”诗人则显得更为沉稳、内敛，在精神与心理上都更加成熟，他们比前两代诗人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吸取庞杂的西方文化乳液，并且有自己的理论阐释资本与言说能力。虽然在对自我诗学的丰富与言说过程中，也渴望自己的作品和诗学理想被诗坛所认同，但他们封闭性的理论言说又常常游移不定，深怕一个总体的命名会让别人抓到把柄并诟病，从而阻碍自身个人化诗学的建设以及对诗歌理想的追求，所以他们始终以一种低调、平和、不适声张的姿态登场亮相。应该说这是一群充满渴望，别具个性，坚持地寻找诗歌精神的人，他们担心新一轮的诗界造山运动，会使自身流于平庸，他们以一种慎谨的眼光和态度来对待自身的命名，即使在编选《中间代诗全集》附录“中间代诗论”中，诗人还是以上述姿态，来解释这一命名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甚至还在诗论中表达出“一代人的身份焦虑”（马策语）的痛苦与无奈，而其中一再出现“暧昧”“彷徨”“尴尬”等修饰词，更使他们的命名显得可疑，从中也间接流露出自身的游移摇摆与不自信。

我曾经在与霍俊明博士的交谈中说到，诗歌史上的命名，中间代是最为必须和合理的，它是在众多荒唐命名中的自我确证。中间代人是最孤傲最安静最沉潜的，他们是近20年来中国诗坛的中坚力量，他们拥有的扎实稳重的文本最多也最丰富，他们的特质最为多样并且毫不跟风，他们旺盛的创作力一直持续至今。想想朦胧诗，依凭《今天》杂志的若干作者成就一代人的声名，想想第三代，依凭1986——1988现代诗大展的人为策划，两年就划出一代人，使得众多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完全没有时间赶上这两报大展，想想70后，愣是把1970年和1979年时代背景迥异成长经验不同的两个年龄段人化为一代，这之间，哪个命名不是荒唐的？

中间代的出场，仅仅只是一代人的自救，否则当日后诗歌界回忆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时，所注目的将是那些参加过两报大展的第三代人，他们，在整个1960年代出生的诗人队伍中为数并不多。

中间代人是太有个性了，中间代批评家也是如此，时至今日，尚未看见一本中间代理论专著问世，而我，已经不敢大肆鼓动同代批评家勇敢代言，中间代应该和70后一样，成为一代人共同的事业，和自觉的行动。

如今，年轻的邵波同学以一颗富于良知的诗心体会到了这一代人的难处并先行做起了系列研究工作，他的专业他的执着对中间代人将是一种激发和催动，中间代理论专著，是时候了！

                                          2009年10月7日，匆草，不成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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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代：是时候了！

 ——《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序

                      文/安琪

一

礼孩和我做这本书是有野心的，我们希望藉着本书的编选与出版为沉潜在两代人阴影下的这一代人作证。谁都无法否认这一代人即是近十年来中国大陆诗坛最为优秀出众的中坚力量，他们介于第三代和70后之间，承上启下，兼具两代人的诗写优势和实验意志，在文本上和行动上为推动汉语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但因为命名的艰难，他们至今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盘旋在他们头顶的是一系列没有统一的概念。这同时也成了我们着手本书的第一个根本性难题，在多次的商谈探讨和征求意见之后，礼孩和我最终确定下“中间”这个可以做多重理解却又是直观简约的称谓。它彰显了如前所述的两种指认：一、积淀在两代人中间；二、是当下中国诗坛最可倚重的中坚力量。它所暗含的第三种意义是：诗歌，作为呈现或披露或征服生活的一种样式，有赖于诗人们从中间团结起来，摒弃狭隘、腐朽、自杀性的围追堵截，实现诗人与诗人的天下大同，有如麦克利什描写的：“像一只浑圆的果实”，“像群鸟飞翔”。

是时候了！

我们一次次细读应约而来的中间代诗人们的作品，感受流动其中的诗的秘密脉搏比自由更有力，更真实。那些堪与日光匹敌的透亮的诗篇！每一首都那么准确地勾勒出万物的形状和精神的波浪，客观却不失判断的纯粹与超越，即使不安也是灵魂在不同侧面的发言。这些经验或梦幻之作，感官的幽思者，始终鼓舞着我们血液中的狂喜和哀愁！我们沉浸在中间代诗人们的创造性想象和语词骨架中，甚至不用伸手就能抚触到他们的心跳和呼吸。我们被允许进入一具具诗的身体，看到灵魂在工作，真正的灵魂从来都是为着一个词而工作。

 “诗就是这样一个词，其本质是有吸引力的。”无论以何种形象出场，诗总是一切障碍的瞬间消解或达成。在诗中，“习惯”被视为应该崩溃的目标，与之相随的是对不习惯的执行。即使是俗常的事物在诗人眼中也会因为智力和激情的参与而得到一个沉默的聚积，并最后爆发。我们不断地被诗催化着，在蜂拥而至的诗的千军万马中获得终极的洗礼和浸润。在类似剥离灰尘的工作中专注于每一个中间代诗人提供给我们的属于他们自己的领域和时空。直觉在起作用，理智同时也在起作用，一旦进入编选轨迹，我们迫切地感受到了一种等同于责任的东西在催促，在命令我们，以整个诗歌精神为背景而不是以某种私下的喜怒为背景，去理解这一代人宝贵的诗写资源和恒久价值。

二

中间代诗人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诗歌起步于八十年代，诗写成熟于九十年代，他们中的相当部分与第三代诗人几乎是并肩而行的。这点从本书收入的叶辉早年即以“日常主义”宣言加入红皮本的《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可见一斑。其余如莫非、朱朱、非亚、臧棣、伊沙、赵丽华、马永波、王明韵、桑克、杨子、李轻松、黄梵、森子、潘维等也都有十分宽泛恒定的诗写历史，他们贯穿式的写作见证了中国当代诗界的历史进程，正是这种贯穿直接地把诗歌推进到一个智性高度，越来越明显地复活"人"本身的觉醒。

试图用一句话给本书的作品定位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说：这是一次诗性认识的集中展示，是不同诗艺的最大唤醒，无论是何种风格都传达了我们对主观性黑夜与白昼的瞄准和累加。正像惧怕和焦虑使路途显得茫远，我们也不可避免地担心因为自己的把握失衡而散失掉更为优秀的中间代诗人。冷静下来，我们还是认可我们的方向，当中间代作为一个词被接受，所有与之同步成长的诗人都是它均匀运动的一分子，无论他（她）是否入选此选本。

一种在诗歌内部挣扎的冲动撞击着我们，于是我们读到了如下的诗句：

秋天宁静得/像一位厌倦了思想的/思想者。仍然/宁静而痛切地/沉思着。

这是树才的《极端的秋天》，一个忍无可忍的动作在秋天的镜面内颤抖着，单独者的“窥”流淌着理想主义者干净的烦恼。树才无疑是冥想的、出神的。同样持有此种状态的还有哑石，《青城诗章》里对自然的咏叹接近于万物的本源，我们跟随诗行的移动仿佛行走在原始的宗教的平和境界。“这山谷绝非象征”，因为，只要诗性存在一天，就有对和谐的不朽歌吟。

关注自然并经由自然到神性产生对人类自身的反思是古马诗作具备无限可能的理由。在大地湾遗址上，古马进行了光和影的剪辑，“我们不会照顾死亡/却只关心着我们卑微的生命如何能够延续”，何等的惨淡和压抑。雪山、塔尔寺，每一条朝圣之路都有比黄昏的花园更绝对、更尖锐的忧伤出现，诗最终承载了诗人最为深沉的断裂意识。

神性在同为西部诗人的沈苇那里则是另一种盛宴和孤傲，请注意他的如下诗句：“……向死而生啊，/向着死亡的还乡，要用一生的努力才能到达。”（《新柔巴依》）较之古马，沈苇的死亡诗写来得更为悲壮和热烈。两者的结合直接推进了西部内涵。

作为女性诗人，我特别感动于赵丽华诗中比比皆是的清澈，对世事的洞察加上席姆博尔斯卡式的智慧使赵丽华的诗几达化境，我们试着读读她的《风沙吹过……》：“风沙吹过我居住的城市/向南一路吹去/风沙还将吹过我/吹过我时/就渐渐弱了下去”。“风沙”，一个常见的意象，在诗人笔下迅速趋向人与自然的不动声色的对抗与和解，那份自信的平静更具信手拈来的大气和深邃。

一个试图截取生命中某一段历程的人将在诗中如何进行实践和记录，王明韵的《八月之痛》明显呈现了时间的形状，时间在语言中的构成作为一种日常规约存在于它栖居其中的肉体与思想内。每一个不同的时间累加起来即为人类的整体，即使被打断了也是有头有尾的集成梦幻。王明韵是诚实的，也是富于内容的。

在江浙一带有天才之称的潘维坚持着他的“隐秘的行列：深藏，结晶。”他自给自足地生活在一个强光世界，这个光是由“雨”和“水”组成的。他写道：“在我居住的这个南方山乡/雨水日子般落下来/我把它们捆好，扎紧，晒在麦场上/入冬之后就用它们来烤火”（《第一首诗》）。诗人越来越深地，越来越不可挽回地陷入乡村经验的精神回忆中。潘维之谜还体现在他对自己天才的浪费上，他悠闲自在地忙碌于生活的现实场景中，毫不在意自己的创作。

福建的刘伟雄和谢宜兴起步于远离喧嚣的僻远村庄，和潘维的天生贵族不同，他们是天生平民，尽管现在他们已置身于繁华都市，笔中流淌的依然是季节的血液，那回首时的不舍有如不同时期建筑的房屋，夹杂着肯定和否定的艰难。

一种特殊的才能在伊沙的诗写上得到充分展现：解构。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伊沙都能找到其虚无的穴位，并给予毫不留情的针尖猛刺，随同着一番刺刀见血我们看到了诗人“一脸无所谓”背后的深藏玄机：是辛酸也是忧愤。同为口语式写作，贾薇的呼吸更为急促，侯马却是活力而质朴的。徐江有着表面上的温和甚至抒情的表象，内里则有着坚硬的反叛味。徐江善于写大词，像“世界”、“自由”、“民主”等，徐江都能写出一种观照和内省。如同被不可知的力量缠住的种子，虽然暗中运着力却终是无能为力，一个时代的悲剧就这样被捕捞在诗中。

在哈尔滨，马永波凭借着他的“伪叙述”理论与实践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一极，和传统叙述不同，马永波认为，伪叙述是自否的、自我设置障碍的、重在过程的叙述，《伪叙述：镜中的谋杀或其故事》、《电影院》等诗作基本体现了诗人这一命题的宗旨。叙述在李德武则更为理性和凝聚，无论是《死神的黑色斗篷》还是《为母亲最后的日子守候》，李德武总是善于从不同角度趋向一个核心，其内视和逻辑性强烈的，几乎还原给我们一个世界。

如果说叙述重在结果，余怒则是纷乱的碎片过程。奇妙的是余怒的碎片与碎片之间有着互相对峙互相映衬互相分裂互相包容的境遇，它们紧张、怪诞、独立而畸变，仿佛在一个狭小的玻璃盒子里进行着一场血腥的语词战斗，并最终冲突出来，每一个语词都获得不规则的自由。余怒的这一极个性鲜明，带有严格意义上的错觉色彩和操作难度。

臧棣和西渡的默契仿佛是他们各自把对方视为另一个自己的结果，西渡从臧棣的一句话得到一首诗的灵感，反过来，臧棣又由此生发出一篇长达数千字的文本细读，他们用这种方式做着互动和交流，并创造了关于“记忆的诗歌叙事学”的诗学观点。臧棣本身的诗歌在“猜测、辩诘、推论、否定”等种种复杂的语义张力间迂回，使知识在诗歌中越来越显出特殊的性质。

一种渗透到骨子里的对宗教的热爱使谭延桐的诗歌充满纯洁的悲天悯人的气质，超越尘世的命运，或者深入到苦难的现在，拯救和揭示源自某种原始的情感——仿佛是对内心幻象的追寻，又感应着角色变幻中的悲剧氛围。诗歌对朱朱而言似乎是另一种自然仪式的宗教，在尘烟漫步的南京，朱朱孤寂、冷傲地阅读写作，有如活在古代一样。

来自日常生活的表述在路也是朴实的精神，在韦白是视角的变形，在岩鹰是智慧的独白，在谭五昌则是思想的神秘建构。并无必要逐一剖析每一个中间代诗人，翻开本书，你将读到更为精到的诗评家的意见，他们对诗人的解读明显地有一种亲缘关系和渗透能力，所以也更为本质和坚定。前面说过，中间代诗人们承接了两代人的因果链条，这一点在评论中特别明显地传达出来。收入本书的诗评家有郁葱、马步升、沈奇、郜积意、杨远宏、沈天鸿、章德益、王宇、刘翔、耿占春、车前子、蒋浩、康城、胡续冬等，历经诗歌史的各个时代，体现了一种知己与衔接的关系。中间代诗人们在前辈影响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并且转而又影响了一大批后来者，同时也在新生力量的触发中不断葆有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毕竟，代与代之间不是那么容易分得清楚明白的，有如齿轮的转动，环环相扣，文字成为一种工具，在诗歌的前进中不断发挥作用和意味深长的呼应。

三

从朦胧诗人强调对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到第三代诗人旗帜嚣张的揭杆而起，中间代诗人显出了一种多元多解的语言态势，他们注重个人主体精神价值的实现，注重不事声张的写作方式。这期间，各省几乎都有一至二份民间诗刊诗报由中间代诗人们策划主持。整个九十年代的诗歌立场也因此全面浸润而弥漫开来，尽管没有大的动作，但汉语诗歌的传承呼应并不因此而停滞，反倒地火运行般地集聚着，时刻等待着必须的导火线。

对中间代的捕捉将变得丰富而有意义，让我们先把眼光放在外省，从省际间的风云记忆中确认这一代人的诗歌骨髓和思想疆域。它们是：河南的《阵地》、广西的《自行车》，天津的《葵》，福建的《第三说》《丑石》《放弃》，广东的《面影》《故乡》，西安的《唐》，山东的《诗歌》，湖北的《声样》，黑龙江的《东北亚》，四川的《诗镜》《独立》，安徽的《缺席》、《白鲸》，河北的《太阳》，最后是北京的《诗参考》《偏移》《翼》等。可以说，这些民刊的身后都站着一个或数个中间代诗人，他们存在的身形激发甚至构成了每一份民刊的诞生。和第三代诗人以民间流派方式印证自身不同，中间代诗人们扎扎实实地用一份份民刊撑起了诗歌的一片天。一份民刊就是诗歌的血脉得以延续的一个事实，它们堆积成一个时代最尖锐的诗歌山脉，使任何毁灭诗歌的欲望无法得逞。

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诗歌的引子，我们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使礼孩创下的《诗歌与人》成为继70后诗群崛起的又一根点燃中间代诗人的导火线。意愿恰如一种经验在实施，我们可以使它发生，但无法要求它按照我们想要的结果走，我们只有祈祷，祈祷更多的中间代诗人的庄严点头和参与。

带着一种沉着的保证，我们努力地做着梦想的工作。当我们说出这些仿佛时间停止了嘀嗒声响，时间的内部有一种很熟悉的东西在祝福，那是全世界的诗歌与人！

四

2000年4月，我第一次见到礼孩是在广东。其时礼孩因为2000年卷《诗歌与人——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而声名大振，话题自然谈到这个。我于是乘热打铁要他也设法做一个第三代与70后中间这一代人的选本。2001年5月的某个晚上，礼孩突然打来电话，说他决定要做这个选本了，并约请我为他做全部组稿工作。这时，礼孩作为70后诗群发起人的身份已在他的2001年卷《诗歌与人——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之后无可置疑地获得确认。认真起来，编选这部选本对礼孩意义并不大，对广大的被夹杂在中间的中间代诗人们而言，这部选本却是不容忽视的。我于是欣然应命，承接下这份于己于公皆大有裨益的任务。整个组稿过程是愉快而成功的，几乎每一个中间代诗人都对这本书的编辑给予大力的支持，他们迅速地在约定的时间内把稿子寄来。7月，我开始陆续地把收集到的稿子拿到印刷厂付印。中间偶或也做些补缺补漏的工作，但基本人选大体敲定，此后的一些来稿只得暂且割爱。礼孩和我并不认为没收入该书的诗人就不是优秀诗人，事实是，整个中间代优秀的诗人太多了，以至于我们常常为经济不济无法做大而感到遗憾。我们的意思是先好好地做这本书，通过过硬的质量使中间代诗人得以明确推广，再等待更多的同代诗人以不同的方式介入。我们不贪多，而更希望用全副精力和版面给予入选诗人，使他们有全方位的出场。这就是本书中除了诗歌之外还完备进了相片、随笔、评论等补充概貌的原因。

编辑过程遇到的最大为难在于，好稿太多了，这使得取舍成为犹豫不决的问题。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删与删之间踌躇着，怎么也下不了手。但有限的版面又在那儿逼迫着，大16开本，300多页已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工程，礼孩作为全额支付者已是用尽全身气力，我不能坐着说话不腰疼地给他加码。足以安慰的是，无论本书能否达到确认中间代诗人的目标，它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是一部绝对优秀的选本，其中尤以每位诗人所附的评论最为珍贵。正是这些评论传导了每一位中间代诗人的语言策略、诗意价值、美学承载和思想体系，呈现了各具光芒的中间代诗人们的原型和风貌，为读者进一步审视、评判他们获得了最为独特而有说服力的文本。爱默生说：

“世界总是在等待着自己的诗人。”

今天，当我们做完这一部中间代诗人选本，我们相信，一个诗歌的世界也在中间代诗人身上驻扎下来！

 2001年7月15日/漳州

（《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2001年10月出版，黄礼孩、安琪/主编，本文第一次提出“中间代”概念。）

（发表于《诗歌月刊·下半月》2006年10/11合刊中间代理论特大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