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代”一说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程光炜

[程光炜，男，1956年12月生，江西婺源县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当代文化，文学史研究。主要著作有《艾青传》、《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中国当代诗歌史》、《程光炜诗歌时评》等。]

诗人安琪早就嘱咐，让我写一篇“中间代”诗人的文章。关于“中间代”，我已看过一些资料，其中许多诗人实际上已闻名于诗坛，他们对于诗的主张，我觉得很有道理。我想，之所以很久写不出文章来，一是因为最近忙于学术界的“友情出演”，参加各校的博士、硕士生毕业论文答辩，主要还在于，以我的知识，还不足以把握更为复杂和精细的现象，给其一个适当的判断。

最近几年，“朦胧诗”、“第三代诗人”、“90年代诗歌”等概念，已经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视野，变成了一些具有研究价值的“关键词”。“70年代后诗人”虽然目前比较边缘，但可以想象，它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将是一个不会久远的事情。为什么“中间代”诗人一说籍籍无名，没有获得诗歌界的广泛认同呢？我认为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诗歌史关键词的“构造”有赖于它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文学创作空间中活动的时间长度和影响力，而这种“时间”和“长度”又都与诗歌“运动”的兴起和传播有极大的关系。从朦胧诗、第三代诗人、90年代诗歌这些概念进入读者视野的过程看，它们在真正确立自己的“权威话语”之前，都是借了“诗歌运动”的广泛声势的，而这，正是“中间代”诗人的不足。第二，是诗人年龄上的问题。我们知道，“代际”因素是诗人群体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中外诗歌史上都是“通例”。“中间代”诗人多是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他们把自己“命名”为“中间代”，就不自觉地体现了一种“代际”的尴尬，和命名的焦虑——他们中的一部分“同龄人”，已经加入了第三代诗人、90年代诗歌的行列——“70年代后诗人”的出现，则使他们不再具有“代际”的优势。最后，我认为与当前诗坛普遍存在的“命名疲乏症”也有关系。前面提到的几个诗人群体，是在人文精神高涨的80年代中、后期走上文坛的，那个时候，作家与时代气候之间的“相互认同”与“相互命名”，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这种风气，在90年代中期前后还有所保持，目前已大为减弱。在我看来，“命名疲乏症”的产生虽然有很多复杂的社会原因，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受了文化界的虚无主义态度的影响，这种虚无主义态度，使人们目前对很多有意思、有价值的事情都失去了关心的兴趣。雷达、陈晓明与张颐武最近有一个小说创作的对话很有意思。他们认为，不少作家的作品，是在批评家和读者的阅读中变得“著名”的，比如，雷达看了一篇小说认为不错，就推荐给陈晓明看，而陈晓明又会推荐给张颐武看，这就是一个批评家塑造“经典”的过程。可能还有一些有才华的作家、作品，可惜恰恰被批评家忽略了，或者没有读到，那么，也会轻易地与“著名”和“经典”失之交臂，这样的现象，在中外文学史上都曾发生过。当然，“中间代”诗人没有这种“厄运”，但这不等于，它塑造自己“经典流派”的努力不会不受到上述“常识”的制约。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中间代”中有一些诗人的创作值得重视。作为“跨代际”的诗人现象，他们与“第三代诗人”、“90年代诗歌”在精神上和诗歌观上有许多联系，而他们对今天诗歌的态度，对“70年代后诗人”也有明显的影响。而这种活动状态的“跨代际”性，可能反而影响了“70年代后诗人”创作风格的“杂合性”的形成（这一观点借用了胡续冬博士学位论文的说法）。诗人队伍和创作风格的“杂合性”，在“第三代诗人”、“90年代诗歌”中表现并不明显，相反，他们身上显示的多半是一种“一体化”的风格倾向。当然，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即如果“中间代”诗人进一步彰显自己的艺术主张，在创作姿态上自觉地聚拢和汇集，一批批评家又热情地为之鼓吹，在不久的将来，它作为当代诗歌史的关键词的审美特征和群体特征也许会被人们所接受。因为事实上，文学史既有前面几位小说评论家所说的由批评所构造的文学史，也有由作家自己构造的文学史——可能，还有一个作家所“希望”的文学史。

                       2002/6/18 北京望都家园

（本文收入《中间代诗全集》并刊登于《诗歌月刊·下半月》200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