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间代”观

□ 文学博士、辽宁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张立群

【张立群，1973年出生于沈阳，汉族，文学博士。发表过学术论文、评论50余篇，涉及现当代小说、诗歌、电影、文学史，2005年被聘为甘肃文学院特邀评论家。现居辽宁沈阳。】

对“中间代”的探讨已越来越多，翻阅厚厚的《中间代诗全集》所附的“中间代诗论”，以及面对此起彼伏的“呼声”，“中间代”命名指数的攀升无疑是值得关注并在不断历史化的过程中蕴含着“期待视野”——也许，正如世纪初文学的诸多命名那样，“中间代”还是一个无法说清的诗歌命名，而作为一个对“中间代”形成过程特别是其主力倡导者安琪都算熟悉的知情人来说，在再三思考下，接受关于评述“中间代”这一带有挑战性的任务，也是为了下一次能够进行更加客观而准确的言说。因而，选择一种近乎随意的言说方式，谈谈“中间代”，或许只想为了表达一种“可能的限度”。

一

如果只是按照世纪之交中国新诗命名的方式，那么，在“知识分子”、“民间”论争之后的诞生的“第三条道路”、“70年代出生的诗人群”等，都可以视为或是妄图清理“论争后混乱”的诗坛，或是按照基本的代际划分，重新设定一种诗歌的历史秩序，不过，无论从何种角度而言，“清理”总是与一种“浮现”相对应的，这一切都表明：“进化论”的思维方式乃至总是含糊不清的“现代性”标准（尽管，这样说，有些危言耸听）在诗歌史的脉络中仍然保持着“绝对而隐秘”的权利。但不容置疑的是：世纪之交的中国诗坛也在自身的“自我消耗”中，期待一种近乎世纪末情结下的历史重建——无论从怎样一种心态意识出发，世纪之交的“新生意识”乃至“挽歌意绪”，都使得这一时期的诗人在压力中感受到可以从另一侧面回应诗歌处境的冲动，并进而在总结经验和选择合适视点的基础上，登临而发。

显而易见的，“中间代”的出现不管怎样的聚讼纷纭，我们都应当对安琪、黄礼孩、远村以及众多为此付出筹划者、编者致以敬意。作为一个历史的演进过程，“中间代”显然是在审视诗坛特别是经由《70后诗选》（黄礼孩编，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安琪、黄礼孩编）的基础上，完成最后的长篇巨制的。透过“我强烈地预感到了一个时代的诗人们即将由此出场，它们沉潜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身影即将浮出水面并且肯定要形成一座巨大的诗歌高地”（安琪：《中间代！》，《中间代诗全集》“序言”）这样带有冲动与渴望的自我诉说，一种对晚近历史“后续的整合”的期待，正是重新排列世纪初诗坛秩序的重要前提。

 二

也许，以某种抵抗后现代的观念认知“中间代”不失为一种方法，阅读安琪短短的“序言”《中间代！》，我注意到了“鉴于时光流逝的无情，也鉴于中间代自身对经典的呼唤，《中间代诗全集》适时而有益地走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段论述。我们或许可以以曾经流行一时的“经典”话题审视“中间代”编写者的心态，面对着诗歌处境的艰难现状，诗人的焦虑不安甚至是莫名的冲动，当然是与世纪末留给诗人与诗歌的空间已经不多有关；同样的，当后现代真正成为一种文化观念之后，高雅的艺术也确然陷入一种不可避免的失势状态，而在这种态势下，怀着精英意识或曰至少无法从往日高贵身份中摆脱出来的文学群体，无论在创作还是自身的无意识行为上，都会自然不自然的与当下的诗歌处境形成一种出入。但痛定思痛之后，现实的经验汲取会让人们采取新的策略——在“中间代”厚重而又明显带有立体开放的命名中，无疑可以读出一种对抗诗歌现实的渴望，而事实上，以重新整合历史、塑造经典，甚至以此呈现一种明显的混同意识，也确然可以被视为是以某种近乎“乌托邦”的心态修复历史的行为——“随着中间代概念探讨的不断深入，中间代诗群的面目日益清晰起来。这一批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诗人，在八十年代末登上诗坛，并且成为九十年代至今中国诗界的中坚力量。它们独具个性的诗歌写作，精彩纷呈的诗写文本，需要一个客观公正的体现，这便是我们编辑《中间代诗全集》的动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出场方式，和诗界其他代际概念的先有运动后有命名不同，中间代的特殊性在于它的集成。” （安琪：《中间代！》，《中间代诗全集》“序言”）

当然，即便如此，认识“中间代”也不可避免的容易产生一种理论上的“误读”——“中间代”的成分复杂以及杂糅式的代际，往往为其进行整齐划一的特征描述制造了人为的困难。但无论怎样，“中间代”出场的时间特别是“中间代”所容纳的诗人空间更多显赫于90年代，却为“中间代”和“90年代中国诗歌”这样一个笼统的话题发生了千丝万缕的关系，何况，如果没有90年代诗歌的历史境遇及其写作氛围，也许，“中间代”根本就无法在历史的重压下以对抗沉默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历史性登场。

谈及90年代的中国诗歌创作，或许，我们必然要再次面对“个人化”、“叙事性”这样也许今天看来已经略显陈旧的话题，不过，既然历史已经将其上升为历史性的话题，那么，90年代新诗也必将在这样一个话语场域中完成自己的历史支撑。自“1989”以断裂的方式完成了80年代与90年代中国新诗的分水岭之后，中国新诗就在技巧表达和语言结构方式的走向自我和文类兼容的态势下，完成了属于自我的历史性转变。在这样一个历史前提下，任何一位在这一场景下诞生的诗人至少是为人所熟知的诗人，都不可避免的带有一种“焦虑意识”——一方面，始终无法摆脱的先锋意识、精英意识，使诗人常常无法摆脱曾经高贵的情结；一方面，愤世嫉俗以及妄图通过最浅层次的真实而再度曲线抵达理性沉思的思维方式，又始终无法摆脱中国诗人写作总是无力对抗现实、处理写作与现实关系的宿命，因而，在这样的前提下，所谓90年代的“个人化叙事”实际上就在可以个体进行随意言说的状态下，走向了一种模糊的状态，而对于这种状态的命名的关键或许正在于它的“现实性”亦或“有用性”——“命名的有用性，是指它有能力生产出连命名者都始料不及的某种新东西。说它始料不及，是指命名的内涵常常大于命名者的最初考虑，是指它总是能够预留出吸纳别的阐释可能的空间”；而面对90年代这样一个可以包容巨大写作空间的写作年代而言，“中间代”的命名或许还在于“应该承认，‘中间代’作为命名的提出，同‘70后’先于它标示自己，从而与‘第三代’一起对它造成某种‘夹攻之势’的背景有关……确实，‘中间代’前面似乎是一个模糊地带，因为‘第三代’本身是模糊不清的，但后面却是一道悬崖——因为‘70后’简直是一刀剁下，干脆利落。”（树才：《中间代：命名的困难》，《中间代诗全集》）

三

正如洪子诚在新版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概括的那样：“这一命名的意义可能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一代诗人对自身诗歌写作’做‘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并以‘运动’的方式表达对新诗永无休止的‘运动’的厌倦，力图让一些未被卷入‘运动’而‘被屏蔽在人们视野之外’的优秀诗人的创造得以彰显。”世纪之交的中国新诗的确有些步履艰难，不过，在相对的状态以及边缘的缝隙下，也许，诗歌的生机仍然不时的得到萌生，因此，诗人总是在焦虑中寻找这种重生的机会——“‘中间代’命名的出现，预示着中国当代诗歌将彻底告别依靠‘诗歌运动’构成诗歌秩序的方式。‘中间代’不是新一轮的诗歌运动，它是一代诗人对自身诗歌写作的‘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它是一个宽泛的代际概念，指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第三代’诗歌运动之外的诗人的文本集合。……‘中间代’命名的出现，表明了这一代诗人的理性与责任感。”（叶匡政：《中间代诗全集》“后记”）

在已然被记录到诗歌的历史之后，可以想象的是，“中间代”当然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权利”，然而，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中间代”是否也用一种广义涵盖甚至对立的方式，重复了那种颠覆秩序的行为。“中间代”无疑也是通过一种集团化甚至口号化行为完成了自己的诗歌史建构，只是，这种建构无论就成分组成还是代际划分上都更显松散一些，于是，在粗粗的发表上述的感想之后，我想说的是：“中间代”的模糊以及在模糊状态下确立的权利秩序，只有在未来才能得到意义以及“诗歌史”的检验，而有关这一点，也许根本是其制造者无法预计的！

2006年10月/沈阳

（本文发表于《诗歌月刊·下半月》2006年10/11中间代理论特大号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