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诗歌创作态势研讨会综述

2006年1月10日，由《文艺报》和首都师范大学诗歌中心共同策划的“2006年诗歌创作态势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回顾了一年来诗歌的创作态势和优秀的诗人诗作，共同探讨了诗歌取得的好的变化和新的变化，并且认真分析了诗歌存在的一些问题。会议主要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2006年中国诗歌创作态势的总体评估。

尽管2006年的诗坛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赵丽华事件、裸体诗歌朗诵事件等等，但是在热闹的表象以外，中国诗歌也有很多新的品格和态势。诗歌关心的是对世界的想象和语言的特殊魅力，而不是去消费那些事件的热闹。当我们用一种平静的心情去阅读、去了解时，我们会发现2006年的中国诗歌是在平稳中向前发展的，并且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这个前提是与会专家所一致认同的。

多元化使得诗歌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例如在诗人方面，存在着分化与多样的关系，诗人的队伍群体变得越来越多，划分也越来越细。同时，诗人单一的身份和立场已经淡化了，变得立体化。而诗人对自己受到承认的期待也变得格外复杂，他往往希望同时得到很多方面的承认。

多元化是一个好事，但是它应该是一个有机的关系，各个部分之间应该有过渡地带，应该有相互交叉和融合的部分。诗歌界能够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属于高校和学者的研究，它是衔接现在和未来的，对中国诗歌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第二部分是一些重要诗人的当下写作，他们并不在网上玩，是中国诗歌的中坚力量；第三部分是网上的诗歌，它只占中国诗歌里很少的部分。这三个部分应该是彼此关联、相互支撑的，但是现在几个部分之间缺乏有机联系，有越来越相互隔绝的趋势。

06年诗坛的一个微妙变化是娱乐化。这个世纪之交是一个狂欢时期，狂欢化具有节日性，而娱乐化则具有日常性。原来带有积极因素的一种变革性行为，现在变成了日常性的一种娱乐。它通过赵丽华这样一种事件使公众对诗歌抱有好奇心，使诗歌成为一种围观的娱乐资源。学院知识分子对此保持沉默，因为表态没有任何效率，只是为娱乐又增添了一个谈资。06年网络环境的反面因素开始暴露出来。网络一旦被网络暴民所控制，它所有的言论都是非理性的。但是网上的诗歌只是一种卡拉OK。不能说网上的诗歌出了一些问题，中国整个诗歌就完蛋了，甚至说中国诗歌死亡了。报纸和媒体过分的市场化和娱乐化倾向，对诗歌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尽管它使大家对诗歌又开始感兴趣，但这不是一种追求艺术的态度，而只是一种围观和猎奇的心理。诗歌圈之外的读者对诗歌反应仍然是冷漠的、无所适从的。

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诗歌的娱乐化不仅仅是表面上的事件，它也影响到诗歌文体自身的发展。手机写作、短信写作正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这种写作是不是既有娱乐化的外表，又能很深刻地揭示社会时弊，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在诗人诗作方面，06年没有更突现的人物和更突出的诗歌作品，写得好的还是这几年大家逐渐熟悉的一些诗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40岁上下，有了一定的写作经历，对诗歌本身也有了自己的风格和主张。他们的作品是比较稳定的。

在诗歌刊物方面，它们的专题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例如《诗刊》、《诗歌月刊》和一些民刊，都用大量的篇幅开辟了专题性的栏目。这样能够使刊物更具一种包容性，使问题的展开更为突出。各个刊物之间是对峙与互补的关系：单纯从某一个或几个刊物出发，很难对诗坛作出全面的评价；只有把所有的刊物加起来，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轮廓和评价。

在写作内容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关于城市的复杂经验得到了一种新的展开，它跟过去现代主义与城市抗衡的方式完全不同。虽然现在的生活节奏非常快，“慢”也成为一种潮流。“慢”包括两个方面，既包括让生命变得从容，也包括让我们的写作变得从容。另一些诗歌则渗透到自然当中，跟过去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还有06年的女性诗歌。跟前几年相比，它不再是一种尖锐的话语和权力的争夺，越来越呈现为一种平缓的状态。

二、2006年中国诗歌创作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进行诗歌写作的人数很多，但是真正写得好的人不多，这是目前诗歌界面临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很多诗人不注意对诗歌本质的追求，不关注中国语言，处在一种非常平庸化的、简单化的写作之中，有些人的写作甚至非常随意。很多诗人，包括一些知名度很高的诗人，对文化本身不太关注，读书的量很少。这些现象造成了当前诗歌创作中，数量很多但是质量不高的尴尬局面。值得庆幸的是，2006年发生的梨花事件和一些网络事件，尽管对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但是它们却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诗歌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诗歌的平庸化、简单化和所谓的口语化。梨花事件可以说是中国诗歌一个弊端的一次总的爆发，它让人们开始反省诗歌并不能写得过于简单，诗歌还应该有属于其自身的创作追求和美学理想。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2006年关于底层写作和诗歌伦理的争论变得格外尖锐。诗歌的写作是不是需要参与到当下的潮流里面去，是不是需要与我们当下的现实接轨，成为诗人、学者甚至圈外人士关注的焦点，例如年底林贤治和臧棣的争论。对此，专家学者们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强调底层写作和写作伦理。这部分专家学者们认为常态的写作带有一种中产阶级趣味。在生活条件比较优越的情况下，一些诗人对整个生活的看法非常片面，没有真正的了解到社会现实。他们的创作仅仅局限于自我的小圈子之中。自古以来，伟大的诗篇、伟大的诗人都不缺少直接的现实感。诗歌应该密切关注当下的公共经验和人民的疾苦，知识分子应该站出来替老百姓说话，从而体现出社会公众的良知。诗歌的伟大之处不仅仅在于语言的华丽之美，更在于它对现实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深刻展示。但是现在，这样的诗歌还太少。因此诗歌应该更多地承担起反映社会现实的责任。强调个人性或者专业性，不一定以排斥公共性为前提。

第二种观点侧重于对诗歌的本质特征的追求。这部分专家学者们认为诗歌采取的方式应该是语言的，诗歌应该向读者提供只有诗歌才能够提供的东西。如果诗歌的写作与社会阶层、与阶级靠得太近的话，隐藏着把内容和诗歌艺术性对立起来的危险，好像只要内容能够反映社会生活，艺术性差一点也没关系，这样对诗歌的艺术追求是有损害的。诗歌必须以诗歌的方式来关心社会，否则就不能称其为诗歌了。此外，很多表明自己直接关注现实的人只是姿态性的，他们并没有真正发自内心地去关注民生和现实。

第三种观点则采取了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这部分专家学者们认为个人琐事和重大事件都可以成为诗歌的题材。不管是侧重于把诗写成诗，还是侧重于追求社会责任和社会良知，都是无可非议的。这两种分歧对诗的本质要求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侧重点不同，它们是诗歌多元化的一种体现。但是要反对那种极端性：底层、草根性或者打工诗歌只是诗歌创作的一个方面，不能拿来规范其他的诗歌写作；而追求纯诗写作，远离社会生活，也同样是不可取的。

三、2006年中国诗歌值得关注的诗人和作品。

2006年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诗人和诗作，这种多元化和差异性对于诗歌的良性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安琪推荐了《诗歌月刊·下半月》中12位诗人的诗作，其中白鸦擅长把握国际化的题材，凸凹把标点放在句子和诗歌的最前面，让标点符号具有了字的功能，而戴小栋则用古典的氛围和静的力量来展示现代人情感和生活的困惑。值得关注的诗人还有林童、远村、幽云和小宽，值得关注的作品有王文海的《火车驶入黑夜》、雪峰的《一次性》、阿翔的《希拉穆仁草原》、康城的《瑞竹岩》和老巢的《空着》。

    林莽认为于坚的作品写得很结实，能够对中国传统的语言进行合理的运用。牛庆国关于长征的组诗《红旗，红旗，红旗》，把当地人民真正的生命体验刻画到了自己的诗里面。苏厉铭、邰筐、胡续东以及女诗人杜涯、君儿、宇向和叶丽隽，也是林莽非常欣赏的。

张清华重点推荐了郑小琼的打工诗歌，认为她的长诗《完整的黑暗》整体力量非常强大，并且呈现出一种完全陌生的风格。

霍俊明通过阅读王家新和于坚的诗歌，认为关于知识分子写作、口语写作和第三条道路写作的争论完全是一个伪命题，知识分子写作和口语写作实际上都是深入到自己的生活场景之中的。雷平阳对云南和乡村的关注，对时代特点的把握，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光明推荐了潘维关于江南的雨的一组诗，同时他认为在一种焦虑而紧张的生活当中，鲁西西能够让灵魂的声音从浮躁里面挣扎出来。

在民刊方面，张桃洲认为山东的《谁》和东北的《剃须刀》是这些年比较浮躁的、喧嚣的诗坛里一种安静的力量。而在出版的诗集中，他印象比较深的是鲁西西的《母语》和代薇的《随手写下》。

（整理人：首都师范大学 罗侃平）

[本综述被《文艺报》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