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1年10月28日全天侯（上午限时每人十分钟，下午限时每人十五分钟）

地点：浙江湖州哥伦波太湖城堡2号楼会议室

发言者：上午/西川、龙彼德、梁晓明（以上三人一组由谢冕主持，程光炜总结）

               杨克、耿建华、张德强（同上）

               毛翰、刘翔、王家新、荣荣（以上四人一组由吴思敬主持古远清总结）

        下午/杨晓民、臧棣、桂兴华、伊甸、毕光明（以上五人一组由晓雪主持沈泽宜总结）

                汪剑钊、庞培、安琪、孙重贵、余连祥（同上）

 

 

 

      首先请允许我在此感谢沈泽宜老师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与各位前辈进行交流。（附：也感谢潘维对我参加此次大会的推荐。）我一向都特别珍视这样的场合，因为它让我得以面对面聆听并学习到很多新鲜的东西。也许大家都注意到了我总是拿着个本子拼命地记着什么，在这种场合，我一向把自己当作诗歌青年，我总说我是诗的追星族，我喜欢记下所听到的诗歌见解。这没什么不好。对知识，对大师，对深刻的思想，我从来都是尊敬和仰慕的。我知道有一些人抱着否定一切的态度，明明面对大师也故意装做不以为然，其实，这是对自己的失败和不负责任。其结果是使自己散失掉向知识和思想学习的时机。永远不要跟知识和思想赌气！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方面。

      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是向大家隆重汇报诗界自朦胧诗、第三代之后的两个群体：中间代和70后诗群。因为这两个群体是中国诗歌得以传乘和延续的重要力量，我不是要拿它们与前面的诗群对抗，我只是想向大家介绍一下，因为在座各位更多的关注眼光主要放在朦胧诗和第三代，我作为出生于1969年的人，恰好因为机缘凑巧而与后面这两个诗歌时代有较为密切的接触，所以不胜冒昧做一介绍。我先说说70后诗群。其实在小说界，70年代出生的群体早已炒得热火朝天，中国诗歌70后的崛起却是2000年以后的事。这中间必须提到一个人，也就是上午刚刚回去的广东小伙子黄礼孩。2000年1月，全国各地的诗人们都惊喜地收到了一部绿封面的《诗歌与人》，它的副标题“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让人意外地得知，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还有这么多写作着的七十年代人。这部书因为装祯设计的前卫和作品的高质量，很快得到大家的关注。这期间又不得不必须提到一个人：《诗选刊》的赵丽华。她的敏锐和爱心使得她一接触此书即能发现其中的含量，于是，在她主持下，《诗选刊》一连用了七期的篇幅，以“年轻的声音”为专栏进行推介，这才使70后诗群明确下来。2001年黄礼孩又推出了第二本《诗歌与人——中国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诗歌展》，这时，《诗刊》《诗歌月刊》《诗林》《星星》连同此前的《诗选刊》等各诗歌媒体都给予一再选用，70后诗群获得更为广泛的认同。

      这次会议我和礼孩带来的《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是在70后诗群已成声势的情状下提出的。有一种顺理成章的因素，因为中间代恰好介于第三代和70后诗群之间，具体的定义书的前言后记都有。我们特别希望得到各位老师朋友的认同和呼应。为了表达我们对赵丽华在推出70后诗群工作的尊重，我们特意把她安排在头条。每一份民刊的身后都是一群人的艰辛付出，因为天上是不会掉下陷饼的，当我们看到一份份民刊，我们感受更多的是悲壮和温暖。

     （此时晓雪先生提示：时间已到。我忙说，还有内容呢，我还要谈女性写作。沈泽宜先生说，让她再说吧，女性发言的太少了。晓雪先生说，好吧，沈老师都同意了，我也没意见。我回答：谢谢老师们对女性的尊重，接下来我恰好就要谈女性写作。）

      说实话，这次会议我看到沈娟蕾的时候很高兴，她的爆发力和写作能力让我不由得想起十年前我们浙江的千叶，还有我们福建的叶玉琳等女性诗人。我想起1998年10月我在盐城“金秋诗会”上对女性写作所持的悲观态度。那个会议梁晓明、庞培也都参加了，应该还是记忆犹新的。我记得那时候正是我写作的第二阶段，也就是混乱的夹杂个人生活和情绪的堆积写作阶段。那时，梁晓明给了我充分的肯定，他说，这是一个必经阶段，如果安琪是我们浙江人，我一定大力推举。（附：此次诗会我和梁晓明谈及此事，他笑着说，我说对了吧。我则笑他地方本位主义太浓。）而庞培则对我深表怀疑，于是我们争吵了起来。因为在我看来，女性写作因为自身的狭隘，已先在地处于男性写作之下。我们发现，男性在一起谈得最多的是国家、民族、战争等大话题，女性则津津乐道于衣食住行、孩子等，这是她们的生理构造决定的。另一方面，这个世界还是一个男性世界，东西方都如此。女性写作在出道时因为自身的敏捷和极端感性，有可能爆发得特别好，但是以后呢，过三五年后呢？几乎就消失了，生活的介入把她们的锐性磨损了，即使想保持也不可能了。我一向认为，诗歌写作不进则退，中间没有恒定状态。以我自己的经验，我要求自己不断改变，现在很多人指责我最多的就是写作上的混乱，其实要完美要纯情我也有过，1993——1995的那些诗作要怎么完美就怎么完美，我也不是不会写看得懂的诗。只是我认为，当我经过杂糅包容状态后，所有我经历过的一切都能进入诗中，那么，当我经历的事件巨大时，我的诗也将是巨大的。而非小抒情，小感慨。这方面我有个例子，1999年我曾有机会两次赴川参加诗会，并得以认识杨远宏、王家新、欧阳江河、唐晓渡、陈超、徐敬亚等诗界赫赫有名的师长，他们的精神第一，他们的思想见解在那一时刻深深地影响了我。回来后的那一阶段，我特别关注时事新闻，那时正是大使馆被轰炸，北约不断扩张的时候，于是我的许多诗作出现了这个主题。我的《九寨沟》一首就如此写道：“一个国家的军火在另一个国家发挥作用/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另一个国家流离失所”，我至今仍然很喜欢这两句，我觉得它写出了超越女性性别的东西。现在要叫我再写出这样的句子已不可能了。这就是女性在瞬间被激活的表现。我对自己的写作是比较自信的，尽管这一阶段我因为编辑“中间代”选本的缘故已停笔半年，几乎都忘了什么是诗了，在此之前我的写作状态好得一天就可写出一首长诗。我曾说过：“我与死亡还有一首诗的距离”，我很害怕它会成为预言，我希望我要一直到八十岁的时候才写出那首诗。我对身旁的朋友说，有一天我死了，那也许就证明我已经写出了那一首诗。谢谢大家！

 

      附沈泽宜先生的总结：……安琪的发言丰富了我们的视野和资讯，她向我们介绍了中国诗界最年轻的两代力量：中间代和70后。要知道，后代人是可以救活前代人的，希腊的艾利蒂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就救活了多少前辈诗人（沈先生随口举了三四个名字，可惜我水平有限记不下来），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忽视新人。安琪的介绍很精彩。诗歌与人，恰好体现了中国诗人的命运，和西方研究的诗歌与神不同，中国诗人们研究的大都是诗歌与人的关系。我很赞赏安琪对女性写作的自我批判和自我觉醒，女性诗人要如何渡过这个危机，我们不是看到很多女性诗人刚出道时势头很猛，可过了三五年再看，又到哪里去了？女性诗人如何做到像狄金森那样纯粹，一辈子孤独一人却关怀得如此宽广。安琪发言的一个存在问题是，所谓的大师是否就是写长诗的人？这个观念（指长诗写作）必须抛弃！荒谬绝伦！诗本质就是短的，长诗是不得已而为之，长诗必须要有足够博大的胸怀才有资格去写。大师（诗）情结是我担忧的地方。我不否定长诗的价值，但更欣赏短诗……

 

                                                                        

                      2001。11。3。

 

（本文收入《诗歌与人》2002年“女诗人诗选”专号，随同收入的还有长诗《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