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平（安徽师大文学院研究员）：我来说几句。我研究了新世纪五年以来的诗，得出的结论是文化性写作。二十一世纪与二十世纪不一样，它更多的是体现在文化的冲突上。我看新诗写作大致有几类。第一，在传统文化中体味传统，比如杨键。第二，现代化过程中中西文化的冲突断裂，比如安琪《像杜拉斯一样生活》，“快些快些再块些快些我的杜拉斯亲爱的杜/拉斯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呼——哧——我累了亲爱的杜拉斯我不能/像你一样生活。”自我反省身份与身世之间分离的问题。第三，城乡文化冲突，像打工诗《像狗一样生活》。第四，专门写城市，比如叶匡政的《城市书》。我认为，我们的诗写得很好，但传播手段不够。另一方面，我们的诗歌是否写出了这个时代的本质？比如胡适、郭沫若，他们的诗再差，也代表了五四时期的精神，比如《天狗》。艾青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写出了“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爱国精神。八十年代，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顾城《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写出了时代的本质。第三代诗歌呢？好像没有。王家新“终于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 /却不能按一个人的内心生活 ” （《帕斯捷尔纳克》），算得上吗？还是诗人与这个世界只剩下“撒娇”了？

杨志学（《诗刊》社编辑）：我想谈谈中间代，想写写中间代的理论文章。安琪这个人，外表质朴，但内心不安份。关于中间代，有着存在的意义和命名的焦虑。在安琪的争取努力下，既有的诗歌群落得到凸显，命名具有功利性，想急功近利地进入文学史。它的命名是有效的还是无效的？概念上有多大的内涵和意义？毕竟中间代是建筑于人家存在的前提下（上有第三代，下有了70后），另外，对诗歌创作有什么启发？时间太短，许多问题看不清楚。诗歌史应由谁来写？当代人还是后来人？回顾朦胧诗，读者有阅读要求时，自然会出选本甚至再版，而中间代还看不清楚。路也的写作算什么代？昌耀算什么代？海子是不是遗漏的第三代？我们的立场是客观对待，要有包容意识，宽容宽松，占山为王不妥当。关于传统的继承，郑敏和野曼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但他们对现代新诗的写作都是不满的。提升自己的诗歌品质是区别于别人的唯一途径，怎么提升，由各路英才来回答。

 

（备注：西峡诗会今年已是第五届了，由一个县级城市做这样规模的全国级诗会并每届都有建设性的主题研讨，实在也是有诗歌精神的祁国诸位兄弟才能做成。祁国和西峡诗会已经密不可分了。2002年第一届西峡诗会我在福建时反而参加了，此后各届我到了北京，届届祁国兄都邀请，届届我都去不了，真是遗憾。和祁国一样，我喜欢诗会开得有主题些，有研讨些而非单纯游山玩水。摘录的这两段发言最好玩的是杨志学兄的“外表质朴，内心不安份”，和杨兄在首师大几次诗学会议见过面，但交流基本没有，料不到他如此定位于我，实在是大博士的惊人之语。至于四平兄，也是安徽师大一青年理论高手，得他如此评价“杜拉斯”，也很欣慰。

是为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