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些是想说明那天我们在首师大“世纪初中国新诗走向研讨会”午餐中我和蓝野诸人谈到的一个观点，其时刘福春老师正谈到大学老师桃李满天下的事，我接了这个话题认同刘老师的观点，同时引发一点感慨地说，相比于大学老师处处桃李处处情的状况，编辑可能就没有这个福分了，很多作者从无名到有名，之间肯定少不了诸多编辑的发掘或推举，但在功成名就之后很多作者就以自己的能力自傲，不太记得当初编辑的栽培了。我的这点感慨来源于近阶段因为一篇《我看“青春诗会”》而在网络上引来的恶意攻击和谩骂，大体上对我的这份感谢嗤之以鼻，以为像我这样的人对青春诗会应该是不屑一顾至少不应表示感激之情到这个地步的，但在我内心，“青春诗会”是我参加过的一个很重要的会，对我的自信心都是很有鼓舞的，这是事实，我只是想以这篇文章表明对诗歌和《诗刊》的尊重。现在，当我回忆在《诗刊》发表第一首诗时的情景时，表达的依然是这一份感激和尊重。

我记得我是在第三次投稿梅绍静老师时收到她留用的回信的。那时候我已在《诗歌报月刊》《诗神》甚至《人民文学》发表过一些诗作，内心对投稿《诗刊》有了一些信心，我是1994年才开始以安琪为笔名发表处女作的，算是起步比较晚的，但幸运的是，在投稿和发表上一直比较顺利。有些人对诗歌刊物编辑抱有成见，以为要发表必得怎么怎么的，从我的经历看完全不是如此。那时我住在福建漳州，算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小城市，跟谁都不认识，我从1988年开始写一些很青春期的东西，并且念了三届诗刊刊授学院，到北京参加过一次改稿会。1992年，漳州有了一个比较集中探讨诗艺的小圈子，我前期的学习终于在此开窍悟道，写作渐入佳境，这时候的创作都是在状态中完成的，那种灵光闪现的东西特别多，也就是凭借着这样的作品，我慢慢敲开了刊物的门，而在未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前，我也投过一些诗歌刊物，总是一去渺茫，那时也曾心生抱怨，以为编辑不公，直到1994年后，我终于明白不是编辑不公，而是自己水平未到，水平一到，发表也不是难事。

当时的投稿我采取的是最笨也是最顽强的办法——认准一个人死命投，每家刊物我都认准一个编辑一投再投直到对方回信留用为止。不记得这个办法是谁教我的，反正很管用。那些编辑我真是一个也不认识，投稿的时候也不写信，基本上这个习惯保持到现在，因为我处理不了自己的语气，太客套的话说不出，不客套吧又不知怎么写，索性就不写，直接把诗稿往信封一塞寄去得了，要用不用是你的事。当时，我隐约听说梅绍静老师心地很善良，对作者特别好，投她的稿子一般都回。我就按照听来的信息不断地“骚扰”梅绍静老师，好在只三次梅绍静老师就留用并且迅速发表了我的《遥望西部》（三首）。

在资讯尚不发达、纸媒体发表比较困难的1995年，一下子在《诗刊》发表三首诗可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我赶紧跑到邮政书店，一口气买了十本该期《诗刊》，买下后却发现不好意思送人，就堆放在家里，我自己不好意思送，父亲倒没不好意思，帮我送了好多给他的朋友，上书“长女大作请指正”，以后我出诗集，父亲也是用这种方式把它们送了出去。我知道了一直笑，内心也高兴，总算对父亲出资给我出书有了交代。

在《诗刊》发表的这三首诗成为我进入福建文坛的标志，因为同年的“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评选中，我以这三首获得了“优秀奖”，第一次到福州领奖并认识了省内各位诗友，应该说，这次的发表对我的意义是很大的。

1997年，我出诗集《奔跑的栅栏》时请著名诗歌理论家孙绍振老师作序，孙老师在序言中重点谈到《遥望西部》这组诗，并认为这组诗“就整体而言，是提炼得很干净的，各个部分之间堪称和谐的。”我想，孙绍振老师的观点，也许也是当初梅绍静老师留用并发表这组诗的观点吧。

谨以此文对梅绍静老师表示诚挚的谢意，虽然我们至今只在诗刊社的一次活动中匆匆见了一面，而且见面时我也未向她述及此事，但内心我深深感谢梅绍静老师从一大堆自然来稿中选中我的那一刹那，那一刹那也许决定了我未来的很多东西。

                                  2005/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