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生肉回味久　一个鸡蛋笑多年

人生岁月的溪流，永不回头地在山涧流淌。它要历经无数的曲折与坎坷，也会历经无数的景致与美妙，一路时而哭泣、时而欢笑地前行。一个不经意的叮咚之声，美妙如歌，却转瞬即逝。记忆的长河，如果还能存留下它的某个符号，那么这个符号不论曾经是悲是喜，是苦是乐，也都变成了一朵珍贵的浪花。这里写的两个小故事，记不得是哪一年的事了，反正都是小时候的笑话，回想起来，就是人生溪流中的一个叮咚、一朵浪花。

先说一块肉的故事。

有一年的春节期间，我到新桥去玩。新桥，住着我的父辈兄弟各户，即我的福祥老爹、福云二佬、福高三佬、福成四佬和福臻五佬（1953年奶奶去世前也住在这里）；这里还住着我称舅舅的傅氏三兄弟，即傅德政、傅德贤、傅德周三户。每次去新桥，无论是各位长辈还是同辈的哥哥姐姐见了，都会叫着我的小名或大号，热情地招呼着：“享毛，在我这儿吃中饭吧！”“国清，到我屋里吃黑饭！”（家乡人把夜晚称为“黑的”，“黑饭”即晚饭，“中饭”为午饭）。特别是福祥老爹，虽然和父亲是叔伯兄弟，但无论是老爹和王老妈，还是兰英姐姐和同岁的玉华妹妹，都和我们亲如一家，他们尤其喜欢我。每次到了他们家，或是在外面见到，都是诚心诚意地留我吃饭；我也不见外，最喜欢到老爹家里玩，也经常在他家吃饭。

那是春节期间的一天上午，我又到老爹家里玩，他一家人又留我吃饭。中午，王老妈做了几碗菜，其中还有一碗肉。吃饭的时候，老爹、老妈和姐姐、妹妹总是劝我多吃菜，有时还直接往我碗里夹菜。可能由于时间仓促，猪肉煮得不太熟。一大块带皮的肉送到嘴里后，嚼了嚼，香是非常香，可就是嚼不烂。一块肉嚼不烂，既不好意思说出来，又不好意思、更舍不得吐掉，最后只好整块肉吞咽了下去。

小孩爱说实话。事后的一次闲谈，提起在老爹家吃饭，有人问有肉没有，我说有肉，并说自己“一块肉梗的吞了”（方言“梗的”，整个之意）。早已想不起来这话是对谁说的，反正当时很快就传了开来，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大笑话。有的人一见到我，就说“一块肉梗的吞了”，然后就捧腹大笑起来。我到新桥去玩，傅家的几个舅母就跟我开玩笑说：“外甥，你再到你老爹老妈屋里吃饭，就叫你老妈早点煮肉，免得嚼不动梗的吞了。”老爹老妈一家对此也觉得好笑，见到我都笑着念叨念叨。十分疼爱我的王老妈提起此事也呵呵一笑，慈祥地看着我说道：“唉，都怪我没得用，肉没煮熟就叫我侄子吃。”

也许你会问，一块没煮熟的肉就那么好吃吗？是的，在农村，尤其是那时的农村，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觉得猪肉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晚辈给长辈拜年、给长辈“做生”（生日送礼称为“做生”），最贵重的大礼就是送一块二三斤重的猪肉。又如母亲疼爱孩子，为孩子吃了很多苦，别人会教育那孩子说：“你明天长大了，要上街割块肉给你妈吃啊。”对于此话，也许母亲会轻轻摇一下头，甜甜地苦笑道：“我儿孝顺，将来一定会割肉给妈吃的，只怕是到那昝（那时）没得材料子（没有牙齿），吃不动了。”也许母亲会半开玩笑、半无信心地回应说：“嗯，割肉给你吃，怕你没长材料子（没长牙齿）！”其实在农村，很少有人专门割肉给母亲吃，即使给母亲割了一点肉，最后也都留作待客了，或者被孩子们吃了，母亲不过落个名义而已。农村人对父母的孝道，大多表现在父母死了之后。

再说一个鸡蛋的故事。

家乡过年，人们都要相互串门拜年。除了本村的、本生产队的，还有附近村子的，都会在大年初一、初三至初四五这几天相互拜年，特别是初一这天，彼此拜年的最多。有的是单个行动，有的是三五人一群，有的是大人带着孩子，有的只有大人或只有半大的孩子，反正谁到谁家拜年，来者都是客，都会以礼相待。即使平时有过成见、甚至咬过架的，这时大人或者小孩来到你家拜年，都得客气相迎，彼此问候。那种乡亲乡情和热闹味儿，是城里人过年所不及的。城里人，特别是一些官员和富人那里，真情少，虚假多，客气都客气得不自然。

我家对面半里多路的黄家洼，因为不属于我们生产队，虽然很近，却往来不多。我在十多岁的时候，有一年正月初五，自个儿跑到下黄家洼，给一个刘家的老太太拜年，结果人家非常高兴。我坐了一会，起身要走，被拉住不让走。这家老太太拿出一口破铁锅放到火塘上，专门炒了花生招待我。临走时，她还往我口袋里塞了几把花生。这就是对我这个意外来客的盛情款待。我虽然是个十来岁的孩子，但人家看待的是我的父母和家庭。

农村，尤其过去的农村，没有太多的花样零食。自种的花生、瓜子，就是当时招待拜年客人的上乘之物。有的土地少，或者欠收，连花生、瓜子也没有。有的有一点儿花生，还要榨油吃和留种子，根本没有剩余。拜年的人进门，先递烟后泡茶，是常见的起码礼节。如再拿出花生、瓜子，就算很不错了。如果你来后才现炒花生、瓜子，或者给你泡一碗冻米泡，或是给你煎碗甜酒，那就算是很高看的招待了。对于来拜年的孩子，往你口袋里抓把花生或瓜子，也是很不错的接待。如果哪一家给你一个红鸡蛋，对于拜年的孩子来说，应该算是最高的赏赐了。（家乡过年，有的人家从街上买点儿叫做“品桃”的颜料，放在碗里化成红水，将煮熟的鸡蛋染红，作为送礼的礼物）。孩子得到一个红鸡蛋，嘴馋的会很快吃了，有的则会先玩它一阵子，个别孩子会拿回家跟母亲说说是谁给的，然后跟弟弟妹妹分享。

跟上个故事相差不远的另一个春节，我到新桥串门拜年。按照历年的习惯，我先去老爹老妈家拜年。一向喜欢我的王老妈，给了我一个红鸡蛋。这个红鸡蛋，我舍不得吃，放进口袋，手伸进去摸着玩。另外我还设想，我要用这个鸡蛋，再到别人家“钓”个鸡蛋。而最有可能的目标，我选定为六舅家。

同住新桥的傅氏三兄弟（老三傅德政、老五傅德贤、老六傅德周），跟我父亲的前妻是一母同胞，所以我把他们叫舅舅。我们住的很近，经常见面，几个舅舅、舅母见了我也都一口一个外甥地叫。与我们赖家相比，傅家兄弟及其子女都非常“钻进”能干（方言“钻进”，精明、有心计）。六舅傅德周和六舅母王氏比较年轻，育有女儿桂芳、儿子汉成，在本生产队属于生活状况较好的家庭。六舅、六舅母也喜欢我，我跟表姐桂芳和表弟汉成也玩得来。

六舅家在新桥村子的最东头、村前大水塘的东北角，大约是1954年左右新盖的瓦房，有一个独院。我从王老妈家出来后，是从别人家转到六舅家的，还是直接来到他家的，早已忘记。反正到他家以后，我就将口袋里的那个红鸡蛋掏了出来，拿在手里反复玩弄着，故意让六舅母看到。六舅、六舅母都是聪明人，和蔼的表情里浮现出一种发自心底里的被逗乐的笑意。果然，六舅母从供柜子里拿出个红鸡蛋，笑盈盈地叫声外甥，塞到我手里……也许，这鸡蛋是准备用作走亲戚的，或是留作来客用的，反正让我钓出来一个。

我的小聪明得逞，心里十分高兴。但很快，这件把戏被传开，成为我的又一笑料。六舅、六舅母经常对人一说一笑，说这事“真是个玩意儿”。

上面两件小事，反映了岁月的背景，是我留给村里人的两件趣事。岁月推移，我渐渐长大成人，但人们对此经久不忘，时常津津乐道。现在，这笑话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老爹老妈、六舅六舅母均已作古，但他们给我煮肉吃、给我红鸡蛋的情形，仍清晰地浮现在记忆里；他们的音容笑貌和那些开心的说笑，仍历历在目。

也许现在的孩子会说，一块嚼不烂的猪肉算什么，要是我早就吐掉了；一个煮鸡蛋算什么，叫我吃都不想吃。可在那时，可在乡村，可在我的经历中，一块猪肉，一个鸡蛋，都是难得的美食。没有那种生活经历，离开那时的生活背景，很多事情是难以体会的。所以，那既是我个人的生活印记，也是社会和历史的小小印记。

2009年6月27日（星期六，郑州，多云，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