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死患儿受酷刑　侥幸弱命获新生

河边村子界兵冲，一个我不曾忘记的出生地。我家能够住在这里，是因为租种着这里毛姓地主及其遗孀陈寡妇的田。村前村后，山冲河畔，虽然稻田相连，却没有我家半分田土。父亲在田间挥洒如豆的汗水之时，才会闻到慷慨的稻花之香。

在我们家乡，田、地、山、水，堪称农民的四大命脉。无论是旧社会，还是新社会，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无论土地归谁所有，每一个稻田、每一块旱地，都会受到所有者和耕种者的敬重与爱护。以土地为生存之本的人，无论是地主（地主也是农民），还是给地主种田的佃农，都无不将土地视为生命。

两山之间流水经过的稻田，称为“冲田”，又叫“水田”。这是旱涝保收、肥力最强、粮食产量较高的优质田。因由高而低的梯形走势，冲田的水流方向，每个田一般都有很高的田坎。为了抵御水流的冲刷，稳固田土，古人都用石头将高大的田坎垒砌得坚固而齐整，因而保证了冲田的安全耕种，保证了冲田在多雨大雨之时的漫灌行洪及千年不毀。每逢暴雨山洪，大小山冲里的层层田埂行水泻流，形成道道瀑布，瀑布轰鸣而下，异常壮观，而冲田及田里的稻秧都安然无恙。（这些被称为“拨眼”的田坎、田坝石砌建筑，大都修建于唐宋时期，甚至更早，都应属于文物古迹）。

山冲两侧的稻田，被称为“榜田”。如果把冲田比做心口上的田，那么榜田就是两肩上的田。冲田多水，一般只种水稻，水稻收割后翻犁出来，休养一冬，待来年再种；或者水稻收割前就撒进“草籽”（苜蓿，紫云英）种子，让它长出小苗，待来年春天长高长密后作为沤田的青肥，于栽插稻秧前犁进泥土。鲜嫩的“草籽”也可以作为蔬菜和饲料，用于人吃和喂猪。“榜田”利于排水，一般种植一季水稻和一季小麦等作物。千百年来，山乡的农民们修建了星罗棋布的大水塘，充分蓄水，确保了“榜田”的用水需求，所以绝大多数“榜田”也是产粮的良田。

每一个“冲田”，每一个“榜田”，历经世代农民的精心耕种，都保护得十分完好，田土越种越肥。稻田和旱地上面的山腰山脚，都开有拦水拦沙的涧沟和“沙挡”并时常维护，每年雨前或雨后都及时清理沟渠、清空“沙挡”，有效地阻止雨水对田地的冲刷，阻止和减少水土流失，阻止泥沙侵入稻田。暴雨洪水之后，稻田里凡有冲进的泥沙，都会被及时清除（称为“挑沙”）；田埂凡有垮塌之处，都会及时修复；土壤比较贫瘦的稻田，会往里面多下土肥粪肥。对于旱地，同样精心耕种，精心维护。正是如此，种田人虽然一代一代地消亡更替，但每一个田、每一块地都始终完好。

只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90年代之后，乡村里的中青年人都进城打工去了，只有一些5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部分儿童留守在农村。而留守在家的老年农民也不像过去那样精心耕种土地，而是怎么省事就怎么干，结果田地越种越粗，土壤越种越坏，大量良田好地毀于人为，毀于水土流失，毀于雨水冲刷，毀于所谓建设；那些旱涝保收、被世代农民视为宝贝的冲田（水田），被随意开挖成河沟；那些历代修建下来的石砌田坎田坝，逐年损毀，被拆除扒掉，无人再去修复；大量冲田和部分榜田或被洪水冲残，或被泥沙淤积，无人再管。留守的老年农民力量分散，没有能力从事农田水利设施的维护建设，亦无人组织他们去做。地方政府的心思，也不在农村、农业、农民身上，基层政权组织大都形同虚设（官员、干部们的精力都用在自身利益上了）。不再珍惜土地的今人，任意毀田盖房、毀田修路、毀田用于商业开发。历代祖辈先人精心开辟并耕种了几千年的良田，硬是毀于今人之手，消亡于今天的社会……

当年的父亲，和其他贫穷的农民一样，种的田地虽然是地主的，但由于他对土地有着一种本能的、天然的敬重，因而仍把田地种得如奉神灵。

当然，父亲的汗水，像所有佃农的汗水一样廉价。地主对待佃农和顾工，也像以往与当今那些新旧资本家一样，总要最大限度地榨取血汗及其剩余价值，用最小的资本攫取最大的利润。每当稻子扬花灌浆、颗粒渐饱之际，地主就会前往“看课”（估算产量），或者按照原来确定的产量，提出佃户需要交给他们的粮食数量。一般说来，地主都会把产量定得很高，佃户交完粮租，粮食就所剩无几，甚至倒欠粮债。我出生前后的那两年，天不作美，发生严重旱灾，我家根本交不齐地主所要的粮租。

熟识且有亲戚关系的毛姓地主及其陈寡妇也是地主，她不让父亲再租种她的田地了。随着租田的变故，佃户常被驱逐，搬家另迁。据最近询问哥哥，我出生的当年，1944年秋，我们一家五口（父、母、哥、姐与我），被迫搬到界兵冲东面七八里处一个叫水竹园的小山村，给地主翁立汉种田。这里处在金山岗大山西南侧的山脚下，土地十分贫瘠，耕亩面积窄小，田地同样难种，粮租同样难交。

而有一年，地主前来“看课”（估产），提出中午在我家吃饭，但没有要求置办酒席，而是说想吃芝麻叶煮稀饭。也许是地主想换换胃口，也许是地主明知我家拿不出酒肉，但仅此要求，被善良的母亲后来多次提起，说了地主许多好话，甚至还拿这件事与当今的某些干部作比较。

我们住在界兵冲以及水竹园的那些年，父母辛勤耕种劳作，却四季缺粮少食。父亲抽空给别人打小工，外出当“脚夫”，上山砍柴卖，挣钱买回三两斤粮食，掺在糠菜里度日。做饭时，锅里煮的是糠菜，只抓半把米放进去一起煮。吃饭时，父母用筷子抖着菜叶吃，将米粒抖落在碗底，然后给我吃（父母爱深似海、恩重如山啊）。即使是这样的日子，有时也难以保障。

虽然家贫，我同样是父母心中的富有。只是后来自己懂事了，心中时时涌起不安与愧疚：父母的爱，情深似海，自己此生难以报答，未能好好报答；另外，哥哥、姐姐当时也是孩子，我不该比他们更显娇贵。这真可谓：世间有百态，贫富皆学问；富人相似富，穷人百样穷；人间有大爱，更在平民中。

虽然如此贫困，营养不济，我却不像现在城市里的某些孩子，弱叶娇花，经常生病。即便偶尔发烧，妈妈也就是抓把高粱之类炒糊，放进葱姜、蛤蟆叶(车前草)、甜刺芽（野枸杞）根等，煎成苦水，让我喝下；或者跑到村口，叫着我的乳名，一路喊着“享毛回来哟”，直到进屋拉拉我的耳朵，轻唤“回来哟”。如此喝碗苦水，如此一番“叫魂”，我的烧也就退了。

只是有一天晚上，我突发高烧，病情甚重，眼看已奄奄一息。父母着急，就把我放进竹筐，连夜挑到宣化店附近，向一位名叫黄德周的人求助。

三十岁左右的黄德周，说话带点河南腔，住在宣化店的河西，常被办喜事的人请去吹唢呐，人们背后叫他“吹喇叭的”。他有此特长，视作手艺，虽无田地，但略胜佃农。另外，人们传说，他会给小孩看病，例如会扎针。因此，父母挑着我前来求他。

黄德周看了看近似死去的我，一皱眉头，连说不行了。但他还是拿出一根纳鞋底用的那种大铁针，分别在我十个手指的指甲下深深扎进……古今中外，如此刺扎十指，都是一种酷刑，被扎者的痛苦程度不言而喻。但我那时很幼小，又处在病危之中，不知道是感觉不到疼痛，还是痛得死去活来，反正自己对此毫无记忆。后来的岁月中，母亲一再庆幸地说，我被扎过针以后，就慢慢地活了过来。

我活了过来，父亲曾登门酬谢黄德周，我也一直将黄德周视为救命恩人而牢记心中

针灸之术，是中国医学的宝贵遗产。扎针行医者，乡村多有“半仙”。黄德周给我那种酷刑般地扎针，有无治病的科学道理不得而知，但如果没有他那种酷刑般的扎针，也许我真的活不过来而死去……那时真的死去，不过是死去一个贫病的穷孩子，再也平常不过，但是父母的天空会就此垮塌，奶奶的天空会就此垮塌。因此，我还是没死的好。

生命是脆弱的，也是顽强的，脆弱与顽强，似乎与刻意追求无关。

现在城市里的孩子，个个都是“小皇帝”，穿的好，玩的好，吃的更好，每个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质量都比旧时的地主还强多少倍。但是，这些娇贵的宝贝们，或胖或瘦，很多都弱不禁风，时常这炎那病；考其日后体质，也可以肯定地说，大多将不如我。对此，我以为很是值得研究和思考。

当然，无论如何，旧时的贫穷是可怕和无奈的；今日的贫穷者理当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努力消除造成新贫穷的种种不公。我的生命与新生，存在着诸多侥幸。庆幸之中，更多的是感激，更多的是回味。

2008年8月24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