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文章说：商鞅变法名垂千古，王安石变法千古遗恨，最核心的因素被人忽略了，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一把手”的支持力度。

 

文章说，商鞅变法之所以能够成功，最主要是因为秦孝公不惜一切，打破一切阻力，全力支持商鞅变法。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反对者不计其数，比如秦国世族领袖、太师甘龙，左司空杜挚，秦孝公兄长、太子傅嬴虔，孟、西、白三大家族，以及儒家学者、商人阶层。

 

商鞅变法名垂千古，王安石变法千古遗恨，最核心的因素被人忽略了：王安石变法没能成功，最主要是宋神宗没有秦孝公那样的魄力，容易动摇，只是支持，却未曾全权保护。

 

总结而言，任何变法改制，如果没有“一把手”坚强有力的支持。

 

我认为文章分析到位透彻，但还不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王安石本人的“拗”与“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因素，人称“拗相公”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个世界上做事是最难的，要做好就更难。做任何一件事都不是单枪匹马的干，而是要“众人拾柴火焰高”，更多的时候需要时间需要智慧需要妥协，否则寸步难行。

 

这是一个政治家最基本的素养[抱拳][呲牙]，因为你不是普通老百姓。

 

变法成败：支持力度与政治艺术

 

没有最高权力者毫无保留的背书，任何触及既得利益的改革都寸步难行。变法的成败确实不仅是“一把手”支持力度的问题，改革者自身的政治素养、策略智慧与人格特质同样至关重要。商鞅与王安石的对比中，除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差异，两人作为变法主导者的个人特质与施政风格，实则构成了另一重关键变量。

 

一、商鞅：“法”的绝对推行者与政治同盟的构建者

 

商鞅的成功，既依赖秦孝公的“无条件背书”，也源于他自身对改革逻辑的清醒认知与政治手段的果决。

 

其一，目标纯粹，以“耕战”凝聚核心共识。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富国强兵”，所有政策（如军功爵制、什伍连坐、重农抑商）均围绕这一目标设计，逻辑简单直接，效果可量化（粮食产量、兵力增长）。这种“结果导向”的改革，让秦孝公能清晰看到变法对君权的强化（贵族被削弱、国君直接掌控资源），因此愿意全力支持。

 

其二，对反对势力的“定点清除”与规则立威。面对太子嬴驷犯法，商鞅并未因对方是储君而妥协，而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通过惩罚太子的老师，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又将矛盾从“太子抗法”转移到“反对者破坏变法”上。这种“杀鸡儆猴”的手段，让其他反对势力意识到挑战变法的代价，不得不暂时蛰伏。

 

其三，与秦孝公形成“共生关系”。商鞅始终将自己定位为“变法工具”，而非权力竞争者。他通过变法强化君权，而秦孝公则给予他绝对的执法权。这种“君臣互信”的默契，让变法阻力被压缩到最小。

 

二、王安石：“理想主义改革者”的困局

 

王安石的悲剧，既因宋神宗的支持动摇，也因他自身在政治策略、人际处理与改革方法上的局限。

 

1、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

 

“三不足”的魄力与副作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展现了大无畏的改革精神。但这也容易演变为刚愎自用、拒绝听取任何批评。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懂得，有时“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缺乏统一战线思维：商鞅的敌人是明确的旧贵族，他通过军功爵制为平民和底层贵族开辟了上升通道，从而赢得了新的支持基础。而王安石的变法（如青苗法、免役法），在打击大地主、大商人利益的同时，由于执行中的问题，也常常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平民的利益（如强行摊派贷款），导致反对阵营空前庞大，几乎与整个“士大夫”阶层为敌。

 

2、用人策略与团队建设

 

商鞅的“法吏”团队：他推行变法，培养和依靠的是一批精通法律、只对法令负责的“技术官僚”（法吏），这个新兴阶层是他的权力基础。

 

王安石的团队困境：一方面，他重用了吕惠卿、章惇等一批支持改革的“新党”人士；但另一方面，他也因为其固执的性格和激进的策略，将大量持不同政见但原本可能争取的中间派（如司马光、苏轼等）推向了对立面。更致命的是，他所重用的“新党”内部也因权力和理念争斗不休（如吕惠卿后来的背叛），未能形成一个稳固、团结的改革同盟。

 

3、政策刚性与执行弹性

 

商鞅的“一刀切”：在秦国那种相对简单的社会结构和军事化管理的目标下，“一刀切”是有效的。

 

王安石的困境：宋朝社会远比秦国复杂。他的许多政策设计在理论上很完美（如青苗法以政府低息贷款取代高利贷），但在执行中因为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反馈机制，地方官员为了政绩，强行摊派，反而成了害民的“恶政”。王安石作为“拗相公”，缺乏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政策微调的灵活性，导致“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

 

三、变法成功的双要素——“一把手”的支持与改革者的智慧

 

商鞅与王安石的对比，揭示了变法的两重关键：

 

最高统治者的支持是“硬保障”：秦孝公的“无条件背书”为商鞅提供了压制反对势力的合法性；宋神宗的动摇则让王安石失去了缓冲空间。

 

改革者的政治素养是“软基础”：商鞅的务实、果决与联盟构建能力，让他能将皇权支持转化为实际政策落地；王安石的理想主义、孤傲与策略僵化，则放大了改革阻力，最终导致变法功败垂成。

 

简言之，变法既需要“一把手”为其“撑腰”，也需要改革者自身具备“破局”的智慧——既要懂政策设计，也要懂人心博弈；既要坚定推进，也要灵活调整。二者缺一不可，这或许正是历史给后人最深刻的启示。

 

“因为你不是普通老百姓”。作为政治家，尤其是推动改革的政治家，其工作本质就是在复杂的权力结构和人际关系中，整合资源、争取盟友、化解阻力，将理想一步步变为现实。这既需要坚定的信念（“拗”），更需要团结的艺术、妥协的智慧和策略的弹性。

 

“刚”是改革者的骨，“柔”是政治家的智

 

伟人曾经这样总结：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这是最言简意赅的精辟总结。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懂得，有时“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我想王安石为什么没有得到宋神宗最有力的支持，他的性格很有可能就是一个问题。将毛主席那句至理名言作为衡量标准，再回看王安石的变法历程，就能清晰地发现问题的核心所在。

 

王安石的“拗”与“刚”，不仅塑造了他个人的改革风格，更深刻影响了他与宋神宗的关系、与官僚集团的互动，最终让变法失去了最需要的“统一战线”。

 

一、 如何“把敌人弄得少少的”？王安石反其道而行之

 

王安石变法，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如何快速制造敌人”的教科书式案例。

 

1、“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副作用

 

这“三不足”精神展现了他钢铁般的改革意志，值得敬佩。但在政治操作中，它却成了拒绝沟通、排斥异见的宣言。

 

“天变不足畏”=否定了当时士大夫阶层共享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被视为狂悖。

 

“祖宗不足法”=否定了宋朝立国的政治传统和合法性基础，被视为颠覆。

 

“人言不足恤”=关闭了所有反馈和协商的渠道，将所有批评者都推到了对立面。这直接违背了“把敌人弄少”的原则，几乎是主动地将批评者全部标签为敌人。

 

2、“一刀切”的站队标准

 

在王安石看来，但凡对他的政策有丝毫疑虑或提出执行中问题的，都是“流俗”、“俗儒”，都是不忧国、不进取的保守派。

 

这导致大量中间派和潜在的盟友迅速倒向对立面。最典型的就是司马光和苏轼。司马光最初在如何“富国”问题上与王安石有交流，苏轼也并非全盘反对改革。但因政见不同和王安石的拒斥态度，他们都成了反对派的核心领袖。如果他能有更多的包容和策略，本可以分化瓦解反对力量，而不是让其凝聚成一个坚固的联盟。

 

二、如何“把朋友搞得多多的”？王安石在此严重失分

 

1、用人圈子的狭窄与失衡

 

王安石重用的大多是吕惠卿、章惇、曾布等支持他理念的“新党”少壮派。这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他没能建立一个更广泛的“统一战线”。

 

更重要的是，他所重用的这些人，被当时的清流士大夫视为“功利之徒”、“小人”，德行有亏。这给了反对派巨大的道德攻击口实，也让许多看重品行的官员无法与他合作。

 

2、将最高盟友置于尴尬境地

 

宋神宗就是王安石最重要、最需要团结的“朋友”。然而，王安石的固执和激进，常常让宋神宗陷入两难。

 

当太后、亲王、元老重臣集体向宋神宗哭诉施压时，皇帝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亲情压力。此时，王安石未能展现出足够的政治弹性来为皇帝分忧解难（例如，暂缓某些争议最大的条款，先推行阻力较小的），反而以辞职相逼，要求皇帝在“我”与“他们”之间做绝对的选择。

 

久而久之，这种持续的高压会消耗皇帝的信任和耐心。宋神宗的支持从“全力”变为“有限”，再到“摇摆”，也就不难理解了。他最终会发现，支持王安石的政治成本太高了——几乎要与整个文官系统和皇亲国戚为敌。

 

三、历史的镜鉴：“刚”是改革者的骨，“柔”是政治家的智

 

王安石的悲剧，本质上是“改革者理想”与“政治家智慧”的失衡。他的“刚”是骨气（不向既得利益妥协），却缺少“柔”的策略（团结中间派、理解皇权的现实考量）；他的“拗”是对原则的坚守，却沦为“拒谏饰非”的标签。正如钱穆先生评价：“安石之失，在于自信太坚，而不知变法需因时因地，更需调和各方。”

 

伟人说“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并非主张无原则妥协，而是强调改革的推进需要最大限度减少阻力。商鞅的成功，既因秦孝公的“刚”（全力支持），也因商鞅的“柔”（精准打击核心反对者、团结新兴势力）；而王安石的失败，恰恰是只有“刚”没有“柔”——他用刚直树敌，用理想切割同盟，最终让变法失去了最关键的“人心基础”。

 

这或许是王安石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改革不仅需要“破”的勇气，更需要“立”的智慧；不仅要敢于斗争，更要善于团结。毕竟，政治的本质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而是“求同存异”的共赢。

 

归根结底，伟人的那句话，道破了政治斗争（尤其是改革这种深刻的利益再分配）的精髓：它本质上是关于力量对比的游戏。

 

王安石怀着“富国强兵”的崇高理想，但他的政治策略却使他不断地削弱自己的力量，壮大敌人的力量。最终，当他最重要的盟友——宋神宗——也感到不堪重负时，变法的失败也就注定了。

 

因此，一场改革的成败，不仅在于它的蓝图多么美好，更在于推动它的政治家，是否具备“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高超政治智慧与柔软身段。在这方面，“拗相公”无疑是一个悲情的反面教材。

 

改革不是“一个人的战斗”

 

反观红军长征路上，教员为了争取更大的胜利，在长征中的忍耐和策略，即使被边缘化也不离不弃，逐步争取支持。这和他之前批评王安石的固执形成鲜明对比。

 

教员在长征路上的所作所为，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弄得少少的”这一战略思想的完美实践教科书。而王安石，相比之下，确实更像一个执着于理想蓝图却不懂团结艺术的“政治莽夫”或“孤独的技术官僚”

 

一、教员的长征智慧：以“隐忍”换“团结”，以“局部”谋“全局”

 

……（发不出来）

 

因此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

 

伟人的长征智慧与王安石的变法困局，本质是两种政治境界的对比：前者是“团结多数、灵活应变”的政治家，后者是“坚守原则、孤立无援”的改革者。王安石的悲剧，不在于他不懂变法（他的政策设计甚至比商鞅更系统），而在于他不懂“政治”——改革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一群人的共识”。

 

真正的政治家，从不会做“政治莽夫”。他们会像毛主席那样，在困境中隐忍，在分歧中团结，在妥协中争取，最终将“不可能”变为“可能”。这或许就是长征留给我们最深刻的启示，也是王安石变法最痛彻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