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看了不少历史和历史书。比如《资治通鉴》说，曹操担任魏国公的时候，曹操不信任宦官，也不信任家里的兄弟子侄辈，他信任刘放，孙资等秘书。就是中书令和中书监，后来的中书省就是从这来的。

我们借这个事来说一个问题。在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制度，是根据前朝的政治弊端去改变一些制度，比如前面说的曹操，再比如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针对前朝武将跋扈的痼疾，还有朱元璋废除了丞相，改为内阁等等，不一而足。

在我看来了，这些宦官制度也好，中书令也好，还是丞相也罢，这些位置上都有杰出的人才，也有权高位重谋取私利，犯上作乱的。比如作为宦官的郑和下西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也有赵高等这些作恶多端的宦官。既有名相房玄龄杜如晦，也有奸臣李林甫和杨国忠。那么我觉得归根结底并不在宦官制度，丞相制度，或者某些制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在同一种制度下既有杰出人才也有恶贯满盈，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快有30年了，历史制度与人性的永恒命题，同一制度框架下既能诞生房玄龄、郑和这样的贤能，也能催生赵高、李林甫这样的祸患。

“人”是历史的发动机，“制度”是方向盘和刹车系统。发动机的性能决定了高度和速度，方向盘和刹车其实都是工具，工具只存在好不好用，顺手不顺手。

因此，制度这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关键是看谁用，怎么用？就像菜刀，菜刀只是厨房的工具，但是菜刀有时也可以被用来杀人，当厨师用来做菜它就是菜刀，歹徒用来行凶，这就是杀人的凶器，这是菜刀的问题吗？

1、制度本无善恶

菜刀的存在价值由使用者定义，丞相制、内阁制、中书省、科举制本身也只是政治权力的“容器”。朱元璋废除丞相，本质上不是否定“丞相”这个工具，而是认为元朝丞相权力过大（如脱脱）威胁皇权，于是将工具改造成更易控制的形态（内阁）。曹操启用寒门秘书（刘放、孙资），是用新工具（中书机构）替代旧工具（宦官和宗室），核心目的是更高效地贯彻自己的意志。

2. 使用者的三重维度：权力、能力、德性

一把菜刀在不同人手中产生天壤之别的结果，源于使用者的三重特质：

同一套唐代三省六部制，在房玄龄手中是贞观之治的基石，在李林甫手中却成了党争工具；同样的司礼监秉笔太监职位，郑和用来开拓海洋文明，魏忠贤却用来制造“九千岁”之祸。

3、系统的复杂性

丞相、中书省、内阁、军机处……这些工具在历史中彼此替代，本质是皇权在不断寻找更易操控的新工具（如朱元璋用内阁取代丞相）；唐玄宗前期用姚崇、宋璟为相（善用工具），开创开元盛世；后期用李林甫、杨国忠（滥用工具），引发安史之乱。

同一套制度框架下，因使用者不同导致系统从有序走向崩溃；宋代设枢密院分宰相军权，本为制衡，却导致军政效率低下。这揭示：工具越复杂，越依赖使用者的协调智慧——而人性往往难以驾驭精密系统。

经过30年的思考已抵达历史的深邃之处——制度兴衰的表象下，跃动的永远是鲜活的人性。那些被《资治通鉴》记载的治乱循环，不过是同一把菜刀在圣贤与枭雄手中流转时，折射出的文明光影。

制度是死的框架，人是活的灵魂。菜刀不会自己切菜，也不会自己杀人；一切取决于握刀的手，和那颗驱动手的心。王阳明所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再好的制度，若执刀者心中无苍生、无敬畏，工具终将沦为凶器。终极答案在人心。

“制度如器，执器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