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
卡拉扬1908年4月5日出生，今年是他诞辰100周年。中国音乐爱好者中的很多人是通过他而进入交响音乐世界的，因为他代表了一个立体声的时代。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立体声时代进入古典音乐，先进入了卡拉扬的音响空间。有人沉湎其中，就会对他以外的音乐究竟怎样视而不见。卡拉扬音响从某种角度已经成为一种蛊惑，只有迈出他的门槛，才会惊异于音乐原来还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
现在很多人都开始沉思:卡拉扬控制欧洲音乐近35年，究竟对古典音乐意味着什么？很多人以为，富特文格勒逝世后，切利比达克未能接班使柏林爱乐乐团错失了一个机会。但事实是，当时的柏林爱乐乐团集体抵制了切利比达克，他们选择卡拉扬，是认为卡拉扬能够保护德国音乐。切利比达克在“二战”刚结束时，是盟军委任给柏林爱乐的“特许指挥”，1947年富特文格勒重新回到柏林爱乐后切利比达克成了他的助理。其实富特文格勒当时并没把这个罗马尼亚人当一回事，他用卡拉扬来钳制与抵制切利比达克。50年代初，就指挥能力而言，切利比达克也确实与卡拉扬不在一个量级。
卡拉扬在纳粹德国时期就已成为新音乐的代表，1938年他首次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后，曾被纳粹当局选择为制约富特文格勒的力量（1935年卡拉扬加入了纳粹，而富特文格勒一直拒绝加入）。后来他之所以没能替代富特文格勒，是因为希特勒不认可。戈培尔的日记中曾记载:“领袖对卡拉扬及其指挥技术评价甚低。”我从富特文格勒的传记中读到，希特勒在观看卡拉扬指挥瓦格纳的《纽伦堡的名歌手》时曾中途退场，事后追究演出的问题，发现卡拉扬指挥时从来不带总谱。
卡拉扬当然不是富特文格勒选择的接班人，富特文格勒是一个唯我独尊、权力至上者。据EMI公司当时的经理人莱格回忆，富特文格勒与卡拉扬第一次会面是1947年，由他撮合消除积怨。那次见面，富特文格勒让卡拉扬答应，只要他健在，卡拉扬就不得指挥萨尔茨堡音乐节。蛮横如此。在理查·奥斯本的《卡拉扬访谈录》里，卡拉扬说到了这次见面:“人们说我们彼此交恶，事实是，此前我们几乎没见过面。”“‘二战’后，莱格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当时富特文格勒闷闷不乐。那次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他不是个快乐的人。”
富特文格勒在逝世前其实已难抵制卡拉扬的影响力，能否让卡拉扬接班已不由他说了算。自40年代末始，卡拉扬背后就活跃着一种商业推动力。莱格在1950年组建了专为EMI录音用的爱乐乐团，卡拉扬是音乐指导。为了EMI录制歌剧，莱格又帮卡拉扬成为斯卡拉剧院的音乐指导，1951年指挥了瓦格纳全套的《尼伯龙根指环》。
1954年卡拉扬已经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富特文格勒逝世后，1956年他又接任维也纳歌剧院音乐总监。随后，德国歌剧院、维也纳爱乐乐团、萨尔茨堡与拜罗伊特音乐节，克纳佩布什、舍尔欣、伯姆这些比他年长的德国指挥家都被挤到一边，他很快接管了原来富特文格勒所掌控的一切。
应该说，是唱片商协助卡拉扬一步步实现了雄霸欧洲的野心，而他也就理所当然成为他们推销唱片盈利的工具。先是EMI，1959年他又转投德国唱片公司。他在EMI的录音，最近整理出版的收藏版包括管弦乐唱片88张，歌剧与其他声乐唱片71张。德国唱片公司出版他的唱片品种则达到300多种，光是60、70、80三个年代录制的3套贝多芬交响曲，发行量就达到了700多万张。
卡拉扬一生由此都在为唱片而辛勤地指挥，这意味着，他的目的是通过对乐队的控制来组织音响效果。卡拉扬音响首先体现在节奏的洒脱上，他常常追求极慢或极快，极强或极弱，使快慢、强弱形成强烈对比。然后致力于突出单件管乐器，处理它们与弦乐集体的关系。为追求效果，会替换某乐器对某乐句的表现，甚至整个更换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葬礼进行曲。这带来的最大问题是，过度的效果追求影响整体精神气息。从模拟录音到数码录音，效果越好，就越在刻意肢解中显现雕琢痕迹。如果对比富特文格勒或克纳佩布什、克雷姆佩雷的处理，越是大作品，就越显他在节奏、效果的漂亮之后难被反复咀嚼。在贝多芬《英雄交响曲》葬礼进行曲中，你听不到刻骨的沉痛;在贝多芬《第七交响曲》中，也听不到那种恨不得挣脱而去的欣喜若狂。他太理性了，本质上又缺少在孤独中沉潜的气质。相比较，他的歌剧唱片往往优于管弦乐，这是因为歌唱演员的气质补充了他对乐队超级控制所损害的细节。
卡拉扬音响导致了柏林爱乐乐团从一种深沉的气质向一种依靠漂亮节奏取悦听众的退步，由此才有很多评论者惋惜切利比达克与这个伟大乐团的错位。实际深刻的是，卡拉扬死后，是唱片公司在发掘这个罗马尼亚人新的商业价值，他的录音于是被用来与卡拉扬音响做对比，他的传记与访谈录以最快速度配合唱片出版，于是越来越多人说，从他的音乐中听到了富特文格勒精神的承续。我从切利比达克的传记中读到这样一段夸张的描述:他说，他与卡拉扬只在萨尔茨堡见过一次面，有3小时火药味十足的争论。他对卡拉扬说：“冯·卡拉扬先生，富特文格勒在舒曼《第四交响曲》第三乐章向末乐章过渡的处理，你大约做梦都不会想到，因为你对此一无所知。”他对卡拉扬时代柏林爱乐乐团的评价是：“这个乐团倒退为一架技术的机器，除此再无其他。”
在这样的氛围中，1992年切利比达克回到离开38年的柏林爱乐乐团，以连续4天严苛排练，洗却卡拉扬的痕迹。他带着这个乐团，以一个半小时的惊人长度，演绎了布鲁克纳的《第七交响曲》，这首交响曲一般的演奏时间仅一小时多一点。结果，柏林爱乐乐团当然无法容忍这种缓慢中灰暗的凝滞，如再有一次选择，他们大概仍然会选择卡拉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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