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打公益官司彰显“积极公德”
    7月21日，中国政法大学学生林斯微起诉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收取20元押金过高一案在西城法院开庭审理。据悉7个同学一起组织了一个公益诉讼团体，准备专门打公益官司，这是他们打的第一个官司。（7月22日《京华时报》http://www.yangzhou.gov.cn/gb/xwbk/shxw/2006-07/1153529178.shtml）
    数年前，“公益官司”对大家来说还是陌生的词汇，如今已不再不陌生，打公益官司彰显的是“积极公德”，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从内在的意义上讲，公民的公德意识可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   
    中国人讲“公德”的历史并不长。梁启超在1902年的《新民丛报章程》中的第一章第一条写道：“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据说，这是“公德”一词首次在中国出现。
    1916年，梁启超撰写《国民浅训》，例举国人无“公德”一面：一涉公字，其事立败，公林无不斩伐，公路无不芜梗，公田无不侵占，公园无不损坏……
    现在近百年过去了，国民公德缺乏，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何以至此？这是因为，公德在中国基本上是个社会伦理观念，是“消极的公德”。它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指公民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能够约束自己，它具有迫于某种外在压力、非自觉性和非习惯性的特点，因而是一种浅层次的公德意识。 第二，它常与法律或公共场所的规则有关，如交通规则、公园规则等，公德行为与守法行为有很大的重叠，这一特点彰显了它的消极性，公德并不要求个人的特殊贡献或牺牲，它通常只期望社会成员能够遵守与公共秩序有关的法规。
   公德缺乏，跟我们只承认“消极的公德” 忽视“积极的公德”有关，在生活中，那些积极参加竞选的人、经常担任义工的人，捐款给慈善机构者，投身参政议政的人，还有像专打公益官司大学生，算不算有“公德”的人呢？
    从现代社会的角度，他们才是最有公德的人，因为如果没公共利益的创造者和公共事物的参与人，也就没有公共利益，大家退回到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同的大同世界，也就无所谓公德。
    在西方所谓“公德”的范围很广，如自由、平等、人权、安全、公共服务、同胞爱、慈善心等等，都包括在内，而这些内容大部分是指“积极的公德”。
    大学生打公益官司唤醒的是公民“积极公德”意识，其意义不仅仅是维护了弱势群体的维权行为；重要的是，将唤起更多的人投入到公共利益的创造中去，积极地与违反公德的行为作斗争。它体现为高度的自觉性、习惯性和责任感，是一种高层次的公德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