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大学毕业前夕，我们一群大学生响应号召，到农村搞“四清”运动。我被分到黄冈一个偏僻山村，一人负责三个队的工作。

我幻想着，在一个“小桥、流水、人家”的世外桃源，与山民们在皎洁的月光下席地而坐，面对茅舍炊烟，河岸小舟，在秋虫的伴鸣中，我宣讲着党的政策，他们悠闲地听着，那该是何等令人陶醉的浪漫。

第一天傍晚，我正整理着那些我一点都不懂的红头文件，忽然有人叫我：“余干部，有人在干架！”我赶紧跑到鱼塘边，只见两名村妇对骂，还有几个“帮骂”，几十名大小村民端着饭碗围观。一打听，对骂的都是贫农，我的依靠对象。两人骂的是黄冈土话，半懂不懂，气势极凶，根本就没有我插话的机会。我的到来，令村民们振奋，他们把信任的目光投向我，好像我是省城来的神，一定会化干戈为玉帛。我不能辜负大家的重望，瞄准机会，抢占到两人中间，大约离二人各有三步远近。因为都是贫农，我必须与二人保持同等距离，显示公正，以免地主富农分子挑拨离间。位置占好了，但我还是插不了话，对骂声反而震得山响，我只得无可奈何地打着连我自己也不知是何意思的手势。好一阵，待二人都骂得筋疲力尽后，才被各自的家人带回去吃饭。几个村民看着我的严肃的目光，指指点点地评论着我刚才的那些手势，说：“省里干部就是沉得住气。”

我不知道是褒还是貶，但从此我就很注意自己的手势和表情，总是强摆出一种极严肃的“沉得住气”的架势，还学会了抽烟，因为我是“省里干部”。

我于是再也不去想那月光、炊烟、小舟、秋虫。